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臺灣著名男歌手童安格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把根留住》。這首歌之所以能夠風靡兩岸三地，其根本原因就是唱出了所有人的心聲—把根留住。
是的，把根留住，把中華民族的根留住，把中華文化的根留住！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自由與文化》）「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結晶，文化貢獻的背後是沉甸甸的思想。」（法國哲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文化是一國的命脈，學者是文化的靈魂，隻要文化存在，華夏也就存在，別的一切，倒還在其次。」（魯迅《故事新編·理水·三》）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贏得了全世界的贊譽，美國人文主義大師威廉·房龍說：「與其說中國是一個國名，不如說中國是一種文化。」倘若沒有悠久燦爛的文化，中國將不成其為中國，中華民族也將黯然失色。
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國學，所謂「國學
」，「隻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美籍華人政論家梁厚甫先生說：「中國之有光明燦爛的文化，能藉以驕人的是我們的祖先，而不是我們自己。」
國學的主干是儒學，儒學的根是經學，經學的主要著作是《十三經》。《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闡釋官制、禮制，《公羊傳》、《穀梁傳》詮釋《春秋》，《爾雅》是一部同義詞詞典，這五種經書的思想價值遜於另外八種，而四書六經就是這八種經書的總彙，堪稱經學的主根。從這個意義上說，張立華先生主編的《唐碑四書六經譯釋》，確是一項留住中華文化之根的事業。因此，我樂於為本書作序。
我與立華先生相識於二〇〇〇年春，當時新修訂的中學語文教學大綱首次了中學生課外名著。他策劃了一套《中學課外名著名家導讀》，請我出任主編。我與當時中華書局的顧青主任（現為中華書局總編輯）等完成了這個項目，據說市場效益很好。後來，他又策劃了《華夏閱讀黑馬》等上百種基礎教育圖書。《華夏閱讀黑馬》出版當年就銷售了二十多萬套，而且歷久不衰，至今已經銷售了十五年。
後來，立華先生調入中國出版集團現代教育出版社任文史哲事業部主任，請我主編了《紀曉嵐批點唐詩》和《紀曉嵐批點宋詩》。這兩種書不僅市場反響很好，而且上級圖書質量抽檢沒有查出一處文字錯誤，從中可以看出立華先生工作嚴謹之一斑。二〇一一年，他調入中國出版集團華文出版社任傳統文化編輯部暨紀曉嵐研究出版中心主任，策劃了大型古籍整理項目《紀曉嵐全集》。由於人事變動等原因，項目被擱置了，立華先生請我出任《紀曉嵐全集》的首席學術顧問，至今仍在為該項目的出版四處奔波。
立華先生從事出版工作之前，曾在中學任教多年，後又在教研室擔任初高中語文教研員。當時，上級要調他去組織部工作，被他謝絕了，他說自己追求的是「君子之樂」。所謂「君子之樂」就是孟子崇尚的：「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纔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不久，他就去了吉林師範大學任教，講授訓詁學和文獻學等課程，實現了「得天下英纔而教育之」的「君子之樂」。做了編輯之後，盡管工作很忙，但他仍在一些大學兼授國學課。
立華先生筆耕甚勤，獨立撰寫出版的著述有《群經百子類典》、《古代文苑類典》、《學海通鋻》（均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國哲理詩話》等多種，共計三百多萬字；獨立整理校釋的古籍有《孔子聖跡圖傳》、日本正平甲辰本《論語集解》、唐石刻《論語》、《孔門儒教列傳》、《孔子家語圖傳》、《孔子集語》、《孝經傳說圖解》等數十種；主編的圖書上百種。其中，獨自整理的《胡適手稿》，宣紙四色印刷，線裝十六函四十八冊，是目前為完整的胡適著作手稿。該書甫一出版，就被一家書店全部包銷，這在圖書市場低迷蕭條的今天，實屬罕見。他的學術論文《孔子父母「野合」及〈檀弓〉真偽之考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抱樸子通訓辨誤》（《松遼學刊》）、《漢語辭書中的類推簡化問題》（上海辭書出版社）、《從手稿閱讀原生態的胡適》（《中華讀書報》）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力作。
我之所以推介作者，是因為一部書的內容質量取決於作者的學養和力度。國學博大精深，因此國學類圖書對作者的要求也就更高。隨著國學的升溫，一些沒有
「金鋼鑽」的泥水匠也來干「瓷器活」，結果是造出一堆堆的國學垃圾。要減少和杜絕此類現像，除了國家出版部門應有得力的監管措施之外，在圖書中「公示作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讀者預先了解該作者是否具有「金鋼鑽」，干過哪些「瓷器活」，干得是否漂亮。這就可以提高國學圖書寫作的準入門檻，把許多泥水匠擋在門外，從而保證國學圖書的質量。
古文今譯是一門很深的學問，要想做好，殊非易事，而對四書六經的翻譯則更其不易。西漢揚雄說：「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揚子法言·問神第五》）揚雄乃西漢著名思想家和文學家，一代鴻儒，漢賦「四大家」之一。他仿《周易》著《太玄》，仿《論語》著《法言》，仿《爾雅》著《方言》，西漢以降，無出其右。尤其是他的《太玄經》，在精研《周易》二進制的基礎上演繹出三進制體繫，從而詮釋了天、地、人的互動理念，是全世界早的三進制體繫著作。兩千年來，能夠讀懂的隻有邵雍一個人。北宋司馬光雖然作《太玄經集注》，但也隻能算揚雄的半個知己，因為司馬光不懂術數。連揚雄尚且認為「聖人之經」猶如天地一樣不易測度，足證翻譯之難。
好在四書六經的譯釋者都是對國學研究有素的專家教授，且立華先生本人對十三經的研究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就編撰了一百萬字的《群經百子類典》。當時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張岱年先生，對該書的譯注精當稱贊有加，並欣然題詞：「選經子名言，啟生活智慧。」相信四書六經的譯釋定能做到信、達、雅的完美統一，成為足以信賴的譯釋本。
唐碑四書六經的內容除了《孟子》之外，均來自唐代石經。太和四年（八三〇
年），唐文宗皇帝詔令將《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易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十二部儒家經典刻於石碑上，目的是作為經學定本和書法楷範。當時，《孟子》還沒有列入經書，因而沒有刻石。現在的《孟子》石刻，是清康熙年間賈三復從唐碑中集字補刻的。
唐代石經是現存早、完整的儒學經典石刻，是「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所刻的每種經典，都由朝廷委派碩儒嚴格審定，因此具有極高的學術權威性。石經的書寫鐫刻者均為當時著名的書法鐫刻家，字體參用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的楷書筆法（隻有各卷題首及各經後的字數一行為隸書），工整嚴謹，前後如一，因而又具有很高的書法價值。
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陝西地震，經碑損毀嚴重。由於歷代皇帝都不準拓唐石經，故明以前完整拓本今已不存，現存拓本為光緒皇帝的老師王緒私下請示光緒皇帝偷拓的，已成孤品，且多有殘缺。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皕忍堂依原拓字體影摹刻板，殘缺覆刻宋槧本經文雙鉤補足，成為唐代石經權威的摹刻本。《唐碑四書六經譯釋》，即以該摹刻本為底本影印，影印的每頁之下附橫排簡體標點釋文，以便對照閱讀。每種經典影印之後，又附簡體譯注，以便讀者對經書內容的理解。
國學的古為今用，一直受繁體字的困擾。用繁體字排印的書，一般的大學本科畢業生都難以閱讀，又遑論啟蒙普及？而且，大陸的電腦錄排人員，對於用繁體排印的書，基本都是先用簡體錄排，然後轉化成繁體，這中間會出現很多問題，令編輯不勝其煩。近年來，繁體排印的古籍差錯率居高不下，電腦的繁簡轉化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倘用簡化字排印，則無法解決繁體字中的區別字、通假字等問題，平添了很多混淆和困擾。而《唐碑四書六經譯釋》采用「原典影印—簡體釋文—簡體譯注」的新體例，省卻了繁體字這個「中間商」，開創了國學啟蒙普及的理想模式，這對國學的古為今用，可以說是具有裡程碑的意義。
四書六經是在四書五經之外又加了一部《孝經》，共八種儒家經典而非十種，《大學》和《中庸》均為《禮記》中的一篇。六經之名，早見於《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關於六經的教育作用，孔子作過這樣的闡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禮記·經解》）到西漢時，《樂》已失傳，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在朝廷設立五經博士。
四書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論語》雖然在漢代就受到了特殊的重視，但還沒有入經。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根據《魯論》並吸收《齊論》編定《張侯論》。東漢末年，鄭玄混合《張侯論》和《古論》注《論語》，這就是現行的《論語》。南朝梁武帝時，開始將《中庸》從《禮記》中分離出來，和佛經同等看待。唐代韓愈、李翱大力推崇《大學》、《中庸》和《孟子》，認為它們是與《易》等經書同樣重要。宋代程顥、程頤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提，認為它們是達於六經的階梯。南宋光年（一一九〇年），朱熹將這四種書合成一集，並傾畢生精力作《四書集注》。
朱熹認為四書是道德、學問的根本：「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四書六經都是儒家經書，「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一》）。經，就是天道，就是公理，就是常識。經學，就是探究天地之道、人事之理的學問。它是古代聖哲思想智慧的結晶，是萬世不易的楷範，正所謂「經稟聖裁，垂型萬世」（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論》）。因此，理應成為中華民族的讀本。
本書的另一特色是國學經典與唐碑楷書珠聯璧合。楷書既是各種書法的基礎，又是書法的典範，它給人以莊嚴肅穆之感，故凡高文大冊、殿堂銘碑，必以楷書為主。大唐楷碑具有端莊、勻稱、協調、和諧之美，是中華民族書法藝術的珍品，因此深為藏家、書家所寶愛。然而，古代碑刻的內容價值卻遠沒有書法價值那麼高。正如啟功先生所雲：「買櫝還珠事不同，拓碑多半為書工。滔滔駢散終何用，幾見藏家誦一通。」（《論詩絕句》第四十一首）此有感於藏家、書家隻看重碑刻的書法之美而輕忽文字內容，其實碑文本身不具有可讀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唐碑四書六經譯釋》集儒家經典與大唐楷書於一身，讀者既可以領略古代聖哲的思想智慧，又可以欣賞唐楷書法的高超藝術，且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可謂一石三鳥。
法國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繆說：「沒有繼承，便沒有文化，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排斥我們的任何遺產。」（《藝術家和他的時代》）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的，「讓血脈再相連」，「留住我們的根」。留住國學的根，留住中華民族的根。
傅璇琮乙未仲鼕序於北京中華書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