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書序： 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經典/劉海濱1

導讀： 《近思錄》的理學工夫要義/何益鑫1

卷一道體1

卷二論學42

卷三致知11５

卷四存養15９

卷五克治19２

卷六家道21５

卷七出處22８

卷八治體2５０

卷九治法27１

卷十政事29４

卷十一教學32５

卷十二警戒33８

卷十三辨異端35１

卷十四觀聖賢36４

附錄38５

叢書序：以工夫的眼光重看經典
劉海濱
時至今日，伴隨外部環境的大動蕩，時代精神正發生轉折；風氣的變化隨處可見，比如電影和文學，從現實主義占主流到科幻、奇幻、仙幻之類持續風行。“由實轉虛”所表征的其實是由外轉內，不滿足於物質的平面的生活，轉而尋求立體的生命體驗，尋求超越的精神之路。“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我們周圍彌漫的復古風，來自對古人生活的好奇和向往，更根本的原因則是對於曾經的立體豐富的生命生活的追懷。它在每個人內心湧動，起初並不自覺，更進一步，就有了追究生命精神來源的需求，這是我們今天重讀經典的根本動力。
一、經典的本義
文化的核心是經典，因為經典蘊含著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核心內容。此當無疑義。但什麼是根本，什麼是核心，每個人的認識可能不同，因此，各個時代對經典的認識（也就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認知）也可能不同，有時候還會差異很大。在此意義上說，學問確有古今之別。換言之，古今學問變異的原因不在於學科的分類或使用工具的變化，而來自對經典的認識不同。
具體說來，不同時代對於經典的認知不同，有兩種情況：一是對哪些書屬於經典的認定有差別；比如儒家經典從“五經”到“四書五經”再到“十三經”，是經典範圍的擴大。二是對經典的解釋的差異，比如對於權威注疏的認定發生改變；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在成書的年代連同作者一起被排擠打擊，後來地位逐步上升，到了明代則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標準解釋。
從古今之別的視野來看，首先是種情況，經典的範圍明顯擴大了，主要是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重要著作劃入經典，同時人文經典的數量也有所擴充。而傳統意義上的經典，雖然受重視的程度有所下降或起伏搖擺，但依然不可替代。這裡透露出的信息是人類生活空間的擴張，以及重心的轉移，其與第二種情況的古今變化緊密相連，而不若後者之深切著明，此不贅論。
就第二種情況的古今之別而言，二十世紀以來對經典的解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近人程樹德曾說：“今人以求知識為學，古人則以修身為學。”這句話見於程先生撰於1940年代的《論語集釋》，概括了古今對經典的不同理解，推擴一層，實則是古今之學的本質性差異。
以下就以《論語》為例，來看看經典解釋的古今變異。朱熹的《論語集注》的權威地位，伴隨著科舉考試教科書的身份一直延續到清末；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隨同讀經在教育繫統中的弱化乃至取消，該書地位則持續走低乃至被徹底拋棄。及至今日，朱注重新被學界重視，但是以它為代表的經典解釋並未回到原先的主流地位。當今在讀書界影響的《論語》解讀，以楊伯峻《論語譯注》和李零《喪家狗》為代表；前者以其淺顯易懂，譯文流暢，在普通愛好者中流行數十年，且被作為文科學生的入門書，後者主要受到相對高階的知識階層的青睞。兩本書寫作形式和讀者群體不同，對經典的認識理路卻如出一轍。
就如這個書名，《喪家狗》說得直白，就是要去神聖化，還孔子“知識分子”的本來面目。楊著《論語譯注》比較溫和，因形式所限也沒有直接闡發自己的見解，但是通過其譯注，描畫出的孔子也是一個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知識人”形像。不消說，楊李心目中的孔子都是以他們這一兩代知識分子的形像為藍本的。不能說孔子身上沒有這些因素，但以這個整體形像比附孔子，則不啻天壤。這背後的根源是現代性的問題，徹底追溯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務，簡言之，現代人是扁平化的生命，生命應有的豐富層次和可能達到的高度被“二維化”了，物質性生活和頭腦性知識是此扁平化人生的表征；現代知識人超出普通人的主要是“量”的增加（知識、專業技能或邏輯思維能力的增加），而非“質”的變化（生命的淨化提純）或“性”的改變（生命層次的提升）。古代文化人（不論中西）以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為人生目的，其間或許有層次的差別，比如立足人間的君子賢聖，立足出世的得道證果，其共同點是生命的淨化和高度層級的提升，而此質和性的躍升需要付出持續的努力乃至畢生的精力。
或許有人會說：“所謂精神追求我們不是一直都在提倡嗎？現代人並未拋棄精神、道德呀。”是的，這些詞我們還在用，但是已經偷換了概念。精神、道德的提高，本義是向上的質的提升，而現代人卻是在平面上使用這些詞，說一個人道德高尚，隻不過是說他遵守倫理規範，做事有原則，有正義感等；說一個人有精神追求，不過是說他文化生活豐富，藝術品位較高等。不錯，古人的精神、道德也離不開這些內容，但這些內容多隻是提升自我的起點或方式。究其根源，之所以有這種偷換且不自知，是因為截斷了這些詞背後的天人連接。在人類各民族的上古神話裡，都有天人往來交通的描述，後來“絕地天通”，天人之間斷絕了直觀形像意義上直接往來，但是精神的連通始終保持，作為人類文化的共同根基，並且成為文化基因灌注在每個詞語之中。而現代化以來，這種精神的連接逐漸中斷了，詞語也成了無根漂浮之物。且以“道德”一詞為例，略作討論。
現代語境下的“道德”與古典的道德，並非一回事。就本義而言，“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德”是道在具體事物中的呈現。道下落到每個事物中，事物各自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現道，稱為德。因此德一方面與道連通，一方面又是某一事物之為此事物的根據。如果沒有德，某一事物就不成為它自己了，因此一個人如果沒有德，就不成其為一個人。德對於人來說，是保證他是一個人的根本，並且是由此上通於道的依據（所以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由德上通於道則需要“修”，稱為修身或修道，所以接著說“依於仁，遊於藝”，就是修身的方法），因此是人的需要。後來把這兩個字組成一個詞，表達的正是道的根源性和彼此的關聯性，所謂天人之際，所謂萬物一體，俱在其中。因此，“道德”在傳統話語中是序列的詞，代表人類精神領域的源頭，具有神聖性。
現代語境中“道德”的含義，大致對應古代漢語的“德”字的層面，但道的意義已經被弱化甚至切斷了，因此“德”也就不是原來意義的德。現代語境中的道德，一般是指為了使人與人和諧相處，或者維繫社會秩序而對個人的倫理要求，進而固化為社會行為規範。這裡的德不再與道相連，因此也失去了其為人之根本和需要的意義，成為一個附加在自然人身上的，因應社會需要而後起的東西；因此，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上通天道、與道合一的途徑也湮滅不彰，此之謂“天地閉，賢人隱”。由此可見，現代一般所謂的道德，是實用主義的產物，與古典的道德相比，成了無源之水。
如是，“道德”“精神”“性命”“心靈”“修身”這些詞的本義都連通著天道，是故孔子說“下學而上達”，抽離了“天”之維度，亦不成“人文”；如此“天人合一”的人文，纔可以“化成天下”（見《易經·賁》彖辭），此之謂“文化”。現代性的弊病在於將立體的上出的精神維度拉低到平面的“量化”的物質和知識層面，從而取消了人通過自我修煉成為“超人”以自我實現這一向度。因此，古今人的特質不妨分別用“知識人”和“文化人”[ 美籍羅馬尼亞裔學者伊利亞德（1907—1986）曾創設“宗教人”概念，用以與知識化的現代人相區別，宗教人所指的內涵略同於本文說的“文化人”，都指向精神的豐富和提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所涵甚深廣，可以包含一般理解的宗教。伊利亞德有很多宗教文化學、神話學的著作，對此問題多有精闢的分析和洞見，可以參閱。]來指稱。站在古人的立場上，如果歷史定格於此，那就不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是“人將不人”。幸好，對於現代性弊端的認識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逐漸深入，由知識人再到文化人的轉折已經悄然來臨，而且攜著科學這件利器的回歸，某種意義上可能是更高層面的回歸。就如歷史上常見的情況，根本性的變化往往先從邊緣地帶發生，逐漸滲透到主流文化形成風氣，再帶動底層民眾的轉變。當今之際，邊緣向主流滲透之勢已成，但主流仍舊唱著老調，因此這些話雖然也已不新鮮，還是得一說再說[ 筆者深知，這樣的論述很難使自居現代知識人者信服，所謂“隻緣身在此山中”，道理不難懂也不難驗證，問題是障蔽已深，自以為是，正坐孟子“自暴”之病，所謂“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本叢書的目標讀者是對於傳統修身之學心向往之，至少是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傾聽內心的聲音的人，固步自封者不足與論。]。

傳統的經典，不論中外，都是以精神提升為核心的。經典的類型不同，情況亦有所差別。宗教類經典以出世為目標，當然是以精神提升為主的。世間經典，比如儒家類，則精神提升與世俗生活兼顧，即“內聖外王之道”，但仍然是以自我的精神提升為主導，以精神生活貫通物質、社會生活，此之謂“吾道一以貫之”，“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具體說來，就是需要按照一定的修養方法，經過積累淬煉而發生質變，達至某種超越凡俗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又可以分為自我提升、幫助他人兩個方面，即學習與教化，自覺和覺他。
仍舊以《論語》為例。《論語》有兩個核心關鍵詞，一個是“學”，就是自我精神提升的過程，用宋儒的話說：學是為了“變化氣質”，“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隻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朱熹《論語集注》引程頤語）。另一個詞是“君子”，即學的目標：達到一定的精神高度，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君子隻是一繫列境界坐標中的一個，往上還有賢、聖等。“學不可以已”，學習是無止境的，人生就是不斷攀升的過程，孔子現身說法，用自己的一生詮釋這個過程：“吾十有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孜孜以學，精進不已，以差不多十年一個臺階的速度將生命提升至極高的地位，生動而明確地示現了學習是精神的提升，是質的飛躍，乃至性的改造。但是如果換成現代的知識化的眼光，則會作出另一種解讀。
就如《論語》開篇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字面意思很簡單，但是如何理解其真實含義，對於現代人卻是一個考驗。比如句，“學而時習之”，很容易想當然地把這裡的“學”等同於現代教育的“學習知識”，那麼“習”就成了“復習功課”的意思，全句就理解為學習了新知識、新課程，要經常復習它——直到現在，通行的《論語》譯注包括中學課本，基本還是這麼解釋的。但是，我們每天復習功課，真的會快樂嗎？
其實這裡發生了根本性的理解偏差。古人學習的目的跟現代教育不一樣，其根本目的是培養一個人的德行，成就一個人格完滿、生命充盈的人，所以《論語》通篇都在講“學”，卻主要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在講做人的道理、成就君子的方法。學習了這些道理和方法，不是為了記憶和考試，而是為了在生活實踐中去運用、在運用時去體驗，體驗到了、內化為生命的一部分纔是真正的獲得，真正的“得”即生命的充盈，這樣纔能開顯出智慧，纔能在生活中運用無窮（所以孟子說：學貴“自得”，自得纔能“居之安”“資之深”，纔能“取之左右逢其源”）。如此這般的“學習”，即是走出一條提升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道路，達到一定生命境界的人就稱之為君子、聖賢。養成這樣的生命境界，是一切學問和事業的根本（因此《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樣的修身之學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根本。
所以，“學而時習之”的“習”，是實踐、實習的意思，這句話是說，通過跟從老師或讀經典，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成為君子的方法，就要在生活實踐中不斷（時時）運用和體會，這樣不斷地實踐就會使生命逐漸充實，由於生命的充實，自然會由內心生發喜悅，這種喜悅是生命本身產生的，不是外部給予的，因此說“不亦說（悅）乎”。
接下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共學，互相交流切磋，生命的喜悅會因生命間的互動和感應，得到加強並洋溢於外，稱之為“樂”。
如果明白了學習是為了完滿生命、自我成長，那麼自然就明白了為什麼會“人不知而不慍”。因為學習並不是為了獲得好成績、找到好工作，或者得到別人的誇獎；由生命本身生發的快樂既然不是外部給予的，當然也是別人奪不走的，那麼別人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不會影響到你的快樂，自然也就不會感到郁悶了。
以上的說法並非新創，從南朝皇侃的《論語義疏》到朱熹的《論語集注》，這種解釋一直是主流。今天之所以很多人會誤解這三句話，是由於對傳統文化修身為本的宗旨不了解，先入為主，自覺或不自覺地用了現代觀念去“曲解”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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