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漢唐子學“論著”

1，“述說”與“辨析”：《荀子》專論之特色

2，《韓非子》與《荀子》專論之異同

3，子學“論著”的形成與《荀子》的影響

4，子學“論著”的衰落：荀學、述聖及其轉變

二、 “論”體文的形成與演變

1，“論”體溯源：與傳、記、策、辯的聯繫與區別

2，八代“論”體文的繁榮

3，“論”在中唐的轉型

三、文體互動：經與子、注經與著論

1，西漢經學文體與子學“論著”的消長

2，玄學的表達：注經與著論

四、宋代：“擬聖”與理學文體

1，唐代古文作者與宋代思想文體形式的先導

2，理學文體的選擇：語錄、札記大興與“論”之式微

3，“擬聖”與理學文體

五、思想文體形式的近代轉型

1, 子學與西學：嚴復的翻譯

2, 傳統與現代：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著述格局之差異

3, 近代學術體制與思想文體的轉型

後記

引言

 

   
思想的書面表達，必出之以特定的文體；而文體，作為有意味的形式，會對思想的表達產生怎樣的影響？

在中國古代，經學注疏、子學著述，以及集部的“論”、“辯”、“策”、“議”等文體，集中承擔了說理議論的功能。這些文體，淵源有別，體制各異，承載了思想表達的不同訴求。一個思想家，在不同文體中所表達的思考，會有值得關注的差異；而同一個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體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徑的分殊。從大的範圍來講，各種文體在歷史上的興衰起落，也常常與思想潮流的演變相伴隨。


長期以來，思想史所關注的思想史料，都沒有“文體個性”，而文體學的討論，又往往忽視說理議論的思想表達文體。中國思想史和文體傳統的豐富內涵，也因此受到障蔽。本書即試圖對中國古代思想表達的文體傳統進行梳理。從更大的意義上講，古人極為關注“文”、“道”關繫，中國思想在“文”的豐富傳統中展開，而“文”亦需結合思想的曲折，纔能深刻理解其內涵。本書對思想與文體之關聯的討論，也是對“文”、“道”關繫的反思。


馮友蘭先生曾說：“中國古代哲學家們比較少正式的哲學論著。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哲學史資料，大多是為別的目的而寫的東西，或者是別人所紀錄的他們的言說，可以說是東鱗西爪。”（《中國哲學史新編?全書導言》）中國古代思想表達文體的確龐雜多樣。為了討論的集中和深入，本書以漢唐子學“論著”和“論”體文這兩類篇制規整、且在思想史上發揮重要影響的文體為核心，展開觀察。


漢唐子學“論著”在體制上淵源於《荀子》，在思想表達格局上，與荀子哲學的“述聖”特征有內在聯繫。“論”體文與《荀子》亦有淵源關繫，在中古時期吸收佛教的影響，成為高度理論思辨化的文體。子學“論著”、“論”體文，與經學解釋文體之間，思想表達功能有明顯區分。注經與著論，是魏晉玄學兩種重要的表達方式，呈現了玄學思考的不同面向。宋代以後，理學興起，漢唐子學“論著”和“論”體文趨於衰落，語錄體、札記體大興，議論性解經文體流行。這種新的思想文體格局，傳達了鮮明的“擬聖”精神，與儒家思孟學派的文體表達傳統有密切聯繫。在這個思想文體形式歷史演變的大背景下，纔可以更好理解，追求“文以明道”的中唐韓柳古文，何以在近一千年的時間中，產生持久的影響力。


   
近代以來，以邏輯化和體繫化為核心的論著與論文，全面取代了傳統思想文體形式。山河大異、風景頓殊的新文體，能否真正傳達中國思想的精髓？


簡單的“能”或“不能”，都不足以回答這個復雜的問題。近代的思想文體形式，無疑受到外來學術的影響，但絕非簡單的舶來品。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思想著述格局的顯著差異，展示了思想文體近代轉型的復雜歷程，而近代學術體制的創建，以及獨特的以“史”為重的學科傳統的形成，對思想文體形式的近代轉型，影響甚深。


近現代的論著與論文，是古今中西的交融，反映了現代學術轉型的要求，也與中國思想表達的傳統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