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曾國藩厚黑變臉智典
復雜的歷史評價
善於抓機遇、找“靠山”
臉皮不厚不成功
藏鋒，臉皮厚了不紅
到處化緣養湘軍
讓臉皮層層加厚，誰也看不清
黑臉藏心裡，笑臉露面上
一生薦官數千人，織成網絡為己用
臉有兩面，左面寫“偽”、右面寫“變”
偽中有誠，笑裡藏刀，事事成功
第二章曾國藩厚黑誅心智典
頂不孝罪名也出山
羞辱交加投水自殺
效劉備患難與共，“死在一堆何如？”
三次投水不死，半月建水師
決策失誤推責勿認
自強求新增實力
亂世行重典，讀書人變成“曾剃頭”
大度戒怒，剛容結合
權衡利弊，欺上瞞下
保臉面切忌驕氣
謙讓辭謝保湘軍
兄弟盟和攻守有術
該下黑手不遲疑
用殺人法御亂伍
與時俱進該手必爭
殘殺李秀成以絕後患
多做事情少說話
第三章曾國藩厚黑韜晦智典
臉皮厚，不怕打
學會制造假像，壯大自己
辦實事、避實禍
有藏有露，再試鋒刃
目標專注驅除浮心雜念
“狡兔三窟”和“兩條腿走路”
表現欲太強則一事無成
擺平“名、利”爭與讓的關繫
“少年得志”害人，“機巧”更害人
話到嘴邊留半句，遇事多權衡
日中昃，月盈虧
身在局內如局外，假作糊塗
雞蛋躲石頭，識時務者順潮流
明文暗記倡導忠心
時時自責以求全
大智若愚，大奸亦若愚
假拙誠與真世故
一生三變，褒曰“機巧”貶雲“奸詐”
第四章曾國藩厚黑縱橫智典
王闿運三施縱橫計
無論激流急流，當退則退
因勢利導，功成之日尤清醒
名滿天下知善讓
儉而不奢，持盈保泰
沉浮宦海，遠權避謗
辭帥印，效法孫武激流勇退
多給自己留幾條退路
權位利祿戒懼慎
裁軍刊書安上下
第五章曾國藩厚黑借勢智典
八方豎耳，層處討信息
首倡洋務運動，處處讓洋人
辦洋務高瞻遠矚

曾國藩厚黑變臉智典
復雜的歷史評價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曾國藩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由於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國，滿清皇朝的命運得以延存。也因為他善於識撥人纔，引用賢能，更時時以轉移社會風氣及建立廉明政治為己任，所以滿清皇朝纔會在同治、光緒之年，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氣像。同時他注意個人的道德文章修養，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業。
朝廷稱他是“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晚清的官宦和士人也對他是一片贊美聲。諸如“文正公盛烈偉績冠一代”，“深造道德”，“仁愛備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宏，望而知其偉人”，“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流人物”之類的贊頌，可謂汗牛充棟。
不過，也有人罵他“好殺”、“虛偽”和“失德”。
罵他好殺，是因為曾國藩曾告訴他弟弟曾國荃、曾國葆說：“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人為悔！”
至於“虛偽”，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員外郎、專愛面指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責的，還有知道曾國藩深的左宗棠，也罵過他“專標一偽字”。
而所謂“失德”呢，拋開曾國藩在漣濱、嶽麓兩書院就讀時期的好狎邪遊，浪漫狂放，做什麼贈伎春燕詩一類的少年風流罪過不算，在攻陷金陵、太平天國亡後，他躊躇滿志，舞之蹈之，在這種歡欣得意的興頭上，他也有過在流鶯畫舫公然過夜的記錄。還有，咸豐皇帝死後，曾國藩在皇上大喪期間還偷偷娶了個妾，因此被人指責為“違制失德莫甚於此，實名教罪人之尤”。
章太炎是晚清的一個激進代表，他說：“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兇……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許多人推崇曾國藩。除民族大義一點外，就連章太炎也稱贊他“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吏道為清”，是一個可以保存文化傳統的人物。
梁啟超以史學家的眼光也評論說：
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積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態，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這些評價，當然不限於曾國藩鎮壓了太平天國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說他居高位而不危，屢遭猜疑而忠心不貳上。
據說，當湘軍克復武漢時，咸豐發出了那句：“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的長嘆。當時的太平天國已開始走下坡路了，而曾國藩的聲威，正如日中天，倆人又都是漢人，無怪咸豐有此慨嘆。所以當清廷委署曾國藩為湖北巡撫，曾國藩照例要謙辭一番，奏章尚未出門，“收回成命”的詔諭已經下達，僅囑咐他以“禮部侍郎”的身份，統兵作戰。這些明來暗去的猜忌，曾國藩豈能不知。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撥和積極扶植曾國藩手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漸漸打破其從屬關繫；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將和幕僚，如左宗棠、李鴻章、瀋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用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臺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折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折剛到立遭到批駁。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折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郁、言詞不遜，在奏折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趕赴雨花臺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咨稟事項。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裡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大受贊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臺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折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十餘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縛送營，否則曾國荃就更不好下臺了。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又以追查天京金銀下落為名，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久，戰功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勛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歷史知識，熟悉歷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狂，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曾國荃，字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纔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恆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緊張的時期。他心裡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朝廷的關繫，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面臨的迫切問題。於是他下令裁去湘軍。
雖然如此，朝廷對湘軍將領們還是心存猜忌。因此，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有人向統領水軍的彭玉麟進言說：“在同治五、六年間，因為湘軍已多被資遣，你又辭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說你矯情，目中無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監視你的行動，時刻沒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紕漏，便是‘小題大做’，會給你顏色看的，到那裡，你再分辨，也是白搭，我勸你何妨現在‘為文訓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君憂國，並無二心，不妨對朝廷多方頌德，自可買靜求安，博取慈禧的歡心，減少不必要麻煩。”彭玉麟從善如流，馬上照辦，很快立了刻石。
也正是基於上述原因，曾國藩也急切地拋出了他的《家書》，刊行世間，借以表明他忠心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業修養，訓子之家書，存於家祠宗廟即可，何必小題大做刊刻行世，豈不是沽名釣譽來自我標榜，與他平生的行為大相徑庭？！
先秦有養士之風，貴族、公子動輒有數以千計的門客，以應付各種事務。在曾國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許多優秀的人纔薛福成說曾門幕府是“播種之區”，“從流之彙”，“故其得纔尤盛”。曾國藩和謀士之間首先有合作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繫。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天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愛纔如命，求纔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有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延攬，收為己用。聞有德纔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具折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也殷殷以人纔相詢，懇懇以薦纔相托，聞人得一纔羨慕不已，自己得一纔喜不自勝，遂有愛纔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粗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而後來出辦團練，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被統治者視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滿漢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纔華，而報國無門，不得不千方百計地為自己另外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遷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居無定所，衣食俱困，渴求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與之相識為幸，與之交遊為榮。所有這各類人物，他們聽說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到他麾下，忠心為他效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