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名
法家的側翼部隊
不可不殺的“魔鬼律師”
千古詭辯
究竟誰洗澡——“兩可之論”的標準意識啟示
OK，你是個同性戀——“兩可之論”的批判意識啟示
一定中大獎——“兩可之論”的辯證意識啟示
想得更深更遠
科學主義者的悲哀
智者的歡歌
辯者的嚆矢
因人施辯——“言之術”的開導
我究竟是誰——“諭意通志”的啟示
種下個龍種生了個跳蚤——“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的警示
始作俑者的遲來慰藉
學富五車的智者
無“譬”不能言的大師
“譬”式“板斧”的威力
頭不是頭，腳不是腳——對“譬”的恰當性評價
大家都說你不是個好東西——對“譬”的相關性評價
齷齪對齷齪，腌臜遇腌臜——對“譬”的合理性評價
是耶？非耶？一對奇特的辯友
有用？無用？就看怎麼用
你的性生活是否滿意——預設的困惑
無是無非的千古奇辯
迂闊的“歷物十意”
艱澀的“辯者二十一事”
不抽死也得被嚇死——論辯的目的是什麼
科學主義的巨匠
雞鳴狗盜之徒
揭露矛盾的好手
名於詭辯的思想家
死於詭辯的思想家
“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論
定金與訂金的官司——“正名”理論的確定性提示
怎樣判定死亡——“正名”理論的靈活性提示
人是什麼——“正名”理論的人倫性提示
千古奇談的“白馬非馬”
靈魂出竅的“堅白石二”
混凝土式的“二無一”
讓人頭疼的“指物論”
飄飄揚揚的旗幟
悲壯的歷史宿命
新名學如何可能

    法家的側翼部隊
    名家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當時，以經濟關繫的變化為中介，社會關繫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詩經》所說的“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表明新生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血緣氏族關繫為紐帶的氏族社會日益崩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盛世，在諸侯爭雄的衝擊下已名存實亡。與此相應，代表舊事物的“名”與大量湧現的新事物之“實”日益產生矛盾，即管子所說的“名實之相怨，久矣”。其結果就是如何有效治理國家的“禮法之爭”。
    此時處於中原腹地的晉國，同樣在這場歷史拼搏中，尋求著如何稱霸的道路。
    晉國作為中國古代法治文化的搖籃，早在叔虞封唐的立國之初，周公便為其制定了“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法規)”的治國方針。這是因為當時的唐國，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地區，其治國方針就既要發揚華夏民族的文化傳統，又要尊重戎狄民族的風俗法規。“夏政”與“戎索”自然要兼施並舉。
    因此，較早進行社會變革的晉國，便以此為治國方針，開始輕視天命，重視法治。作為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晉國的法治理論和實踐，都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表現出晉國文化強烈的反宗法制的叛逆性格或異端色彩。
    作為其武器的批判，影響為深遠的是全面否定嫡長繼承制，以小宗取代大宗的“曲沃代翼”和晉獻公的“誅滅公族”。
    翼為晉國早期都城，曲沃則是當時晉國的城邑。年(前745年)，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史稱曲沃桓叔。但當時曲沃的地盤比翼還大，犯了大忌諱，破壞了等級制度，為‘不亂何待”埋下禍根。
    晉昭侯七年，晉國大臣潘殺了昭侯，桓叔想趁亂奪權，未果。晉孝侯十五年(前724年)，桓叔之子莊伯派人到翼殺了孝侯，由於晉人反抗，奪權又未果。晉鄂侯六年(前718年)，莊伯又起兵伐翼，在周王室出兵干涉下再次失敗。晉哀侯九年(前709年)，莊伯之子武公殺了晉哀公，但在各方聯合抵抗下仍然不能取代翼。晉侯緡二十八年(前679年)，武公又起兵伐翼，殺了晉侯緡。為了防止周王室再次出兵干涉，便用搶掠來的珍寶器物賄賂周王，讓其承認既成事實。結果如願，被周王任命為晉君，列為諸侯。祖孫三代，長達幾十年的“曲沃代翼”終於在血淋淋的殘酷拼爭中成功了。
    晉獻公的“誅滅公族”，更是繼“曲沃代翼”後對宗法制度的沉重打擊。
    晉武公之子晉獻公繼位後，公族勢力強盛，晉獻公采納大夫的建議，“盡殺群公子”，從此“晉無公族”。至之後的“驪姬之亂”，嫡長繼承權遭到毀滅性打擊，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公族宗法體制被衝毀了，代之為政治上的利害關繫。
    作為其批判的武器，晉國在其立國之初即“唐叔之所受法度”，此後有晉文公四年(前633年)作“被廬之法”，晉襄公七年(前621年)作“夷蒐之法”，晉景公七年(前593年)作“範武子之法”，年(前573年)又修“範武子之法”，晉平公八年(前550年)制定“範宣子刑書”，晉頃公十三年(前513年)趙鞅“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等。至“三家分晉”進入戰國時期後，晉國的封建法典又成為三晉法家繼續變法圖強的經典依據。魏國的《魏憲》、李悝編撰並使“商鞅受之以相秦”的我國古代部比較完整繫統的封建法典《法經》、趙國的《趙律》，無一不是繼承了“晉之故法”。在此過程中，產生了許多法家代表人物，如魏國李悝、韓國申不害、趙國慎到等。法家集大成者——韓國的韓非所言“晉之故法未息，韓之新法又生”，表明法家思想在三晉大地獲得充分發展，三晉大地因此成為我國古代法治文化的搖籃。
    西周時期，已經在程序和內容上把刑事訴訟(獄)和民事訴訟(訟)區別開來。兩者一般以自訴為主，重大案件要以書面形式起訴，輕微案件隻用口頭形式起訴就可以了。兩者的書面文訴的稱呼不同，刑事的叫“劑”，民事的叫“傅別”，傅別可能是引起爭議的契約。雙方當事人交納訴訟費是官府受理案件的前提條件。民事訴訟費叫“束矢”(一百支箭)，刑事訴訟費叫“鈞金”(青銅三十斤)。如果不交納訴訟費則被認為是“不直自服”，要承擔敗訴的後果，官府也不會保護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官府在收到訴訟費三天後就開始審理。要求當事人均要到庭，即“兩造俱備，師聽五辭”。按《尚書·呂刑》記載，審判的官員對雙方當事人不可偏聽偏信，要仔細分析雙方的訴訟理由，細察之間的差別。
    當其時，“刑名”也作“形名”，原指形體或實際的名稱。先秦法家把“刑名”和“法術”聯繫起來，把“名”引申為法令、名分、言論等，主張循名責實，賞罰分明。
    因此，在這場變法圖強的社會大變革中，從晉國末年至戰國中期，當三晉法家以他們的法治理論和變法實踐為新興的封建秩序開拓道路的時候，如何使“法”作為賞功罰罪的公認標準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強制手段，同時要求既具備事實的準確性，又具備邏輯的嚴密性，這就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同時還是一個技術問題了。
    此時，雖然學派不同，但學說在理論上相通、在實踐上相輔的一些人，為了從語言的語義學與語用學角度，解釋法律條文以使之嚴密化和邏輯化，以“好刑名”的角色，研究法律刑政方面的設施和條文，分析“名”與“實”如何相符、如何一致，從技術層面探討“刑名”關繫，開始走向一條與儒家孑L子以舊名匡正新實的不同道路，以新名釐定新實，劃時代地開始從邏輯思維角度討論如何使“名”、“實”相符，“名”和“實”究竟具有什麼樣的關繫，“名”的法則以及思維形式、方法有哪些等等，肩負起了全新的歷史使命，成為三晉法家的側翼部隊。
    這些順應法治建設的需要和名辯思潮的需要，以“形名之學”或“刑名法術之學”的身份適時登上了歷史舞臺的人物，就是揚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史的名家。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活躍在三晉大地的鄧析、惠施、公孫龍等。我們將其稱之為三晉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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