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這個名字，對國內讀者來說，也許並不算太陌生。至少有不少人聽說過有這麼個人及其如此這般聳人聽聞的精神分析理論。然而，他的理論的真正內容卻鮮為人知。解放前，商務印書館曾翻譯出版過他的一些著作。建國後，由於種種原因，國內學術界對弗洛伊德的研究十分貧乏，至於普通讀者則更少有條件問津了。
    前不久，譯者偶爾與人談及翻譯出版弗洛伊德的著作，發現對方的反應競不下於“談虎色變”：在有些人心目中，弗洛伊德似乎類同於那些寫黃色小說的作家，他的理論即便對學術界人士，也像國外那些不宜給兒童看的電影一樣，最好是不要涉足。其實，這些想法都是出於不了解弗洛伊德理論真實內容而引起的誤解。隻要我們研讀了他的著作，哪怕是一篇短文，就會發現，這些誤解和疑慮是完全不必要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於現在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境內的弗萊堡。三歲時，全家遷居維也納。1873年入維也納大學學醫，專攻神經病學，後不久開始從事精神分析的研究。
    目前國際上公推弗洛伊德為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學的創立已經有一個世紀之久了。
    弗洛伊德一生著述甚豐。他的第一部著作《歇斯底裡研究》是與布羅伊爾合著的，發表於1895年。該書被稱為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奠定了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礎。1899年，弗洛伊德發表了他那後來纔成為舉世聞名之作的解夢》，然而當時無論在維也納還是在國外，都沒有引起什麼人的重視。人們僅僅把他提出的理論觀點當作聳人聽聞的奇談怪論而已。
    隻是到了1905年，他的《性欲理論三講》一書發表，這纔真正引起世人的重視。這是他的第一部問世伊始即受到重視的著作。非但如此，它還在所謂的倫理學家中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些人對弗洛伊德及其理論表示出極大的憤慨和敵意。一時間，弗洛伊德成了德國科學界最不受歡迎的人。可是，這些並沒有使他氣餒和退縮，他依然潛心研究，並不急於反駁，而是不斷地提出新的證據。
    1908年4月，榮格創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薩爾茨堡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精神分析大會。直到這時，精神分析學和它的創始人——弗洛伊德纔正式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和重視。從此，精神分析作為一門科學在世界各地迅速發展起來。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成立50年後，已經擁有了三十個分會。如今，人們已不再把弗洛伊德的理論當作異端邪說。弗洛伊德本人也成了舉世公認的著名心理學家。
    正是本著嚴肅的科學探討精神，我們在這裡選譯了他後期發表的三篇主要著作：《超越唯樂原則》，《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以及《自我與本我》。這三篇著作比較集中、概括地反映了弗洛伊德晚年成熟的理論，也是他後期對整個人的心理所作哲學思考的結果。與其早期研究相比較，這三篇著作尤其顯著地體現了他在理論研究上達到的較高成就。
    弗洛伊德最初是作為一個神經病學家和精神科醫生來從事研究的。他的研究對像是歇斯底裡癥患者一類的非正常人，課題便是這些人的反常行為。他發現，這類患者的反常行為並非單純的、無目的的和無意義的，而是有著特定的形成原因。因此，他認為，精神科醫生的任務不是去尋找這些病癥的生理原因，而是去發現它們的心理原因。一旦獲得這種發現，便有了治愈這些疾病的條件。弗洛伊德根據研究發現，這些病的起因與病人的某些無法被人接受、無法得到實現的願望有關。這是一種“性”的願望，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人的幼年期。他認為，人早在幼年期就已經有了性欲。古希臘神話中的奧狄帕司，無論怎樣回避，最終還是逃脫不了戀母弒父的下場，這像征他對他的母親有一種本能的依戀欲望。同樣，在兒童身上也存在著類似情形：男孩依戀母親，女孩依戀父親。弗洛伊德把前一種情況稱作奧狄帕司情結，後一種情況稱作伊賴克輟情結。但是，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兒童的這些不現實的願望不可能得到滿足，因而產生了壓抑。這些失敗的經歷隨著時間的流逝非但沒有被忘卻，反而一直被下意識地保留在內心深處。
    它們就像活的火山那樣積聚著能量，直到有一天突然爆發，這便引起神經癥的發作。像夢這一類現像，實際上是通過像征的形式將這些願望表現出來，並使其得到滿足。弗洛伊德指出，若是將患者內心深處的思想分析、誘導出來，那將在治療上取得一定的效果。
    這些就是弗洛伊德早期研究的方向。可以看出，他這時的研究基本上還未超出神經精神病學的專科研究範圍。然而，到了1905年之後，他的研究進入了人們通常劃分的後期階段。這時，他明顯地開始認識到自己的發現具有更加廣泛的意義，他的學說對人類問題提供的解釋遠遠超出了神經精神病學的狹隘範圍。因此，我們認為，他晚期的立足點越來越高，探討的問題越來越一般化，研究的對像從神經癥患者擴大到了整個人類。從這個角度看，弗洛伊德使他的研究哲學化了，他的理論成了一種哲學。我們選譯的三篇著作正是集中反映了這些特征。
    《超越唯樂原則》發表於1920年。它的大致內容是，人們原先以為，決定人的行為的主要動力是唯樂原則，也就是尋求快樂和滿足。因為這是由人的本能決定的。可是，弗洛伊德經過研究移情現像發現，除了唯樂原則，還有一條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則，它的作用超出了唯樂原則。這就是強迫重復原則。它要求重復以前的狀態，要求回復到過去。這也正是由本能決定的。在此，弗洛伊德提出了他對本能的獨特見解。
    他認為，本能所表現出來的傾向並不是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是積極的、發展的、促進變化的。相反，本能是生物惰性的表現。它要求回復到事物的初始狀態，因而是保守的。像人這樣的有機體，其所源出的狀態是無機狀態，人身上那種具有保守傾向的本能所要求恢復的正是這種無機狀態，所以這種本能實際上就可稱之為死的本能。除了死的本能之外，人身上還有另一種作用完全相反的本能，它要抗拒死亡，要使生命得到保存和更新，我們可稱它為生的本能。弗洛伊德認為，真正的生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因為它導致繁殖，導致新生命的誕生，並使人類的生命歷程得以延長。生的本能是建設性的，而死的本能是破壞性的。由於這兩種本能作用相反，又始終同時並存，這就使得人的生命運動歷程總是帶著動蕩不定的節奏。這種矛盾從生命一產生就存在了，它就是那個使人大惑不解的生命之謎。
    在這篇著作中，弗洛伊德除了指出強迫重復原則存在之外，還第一次把本能概括成上述兩大類，並指出它們的對立作用，這不能不說是人類對本能的認識史上的一個新裡程碑，也是給後來的研究者印像極深的一個重要觀點。
    翌年，弗洛伊德發表了《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它的主題是說明集體心理學的本質。一個最顯著的集體心理學現像是：當一個人處在某個集體中時，他會喪失自己原來的性格特點。他會變得感情用事、責任心下降、良心消失、智能減退。他身上原來被壓抑著的那些無意識本能現在統統得到釋放，會使他干出一些以前不會干、或者不敢干的事情，這些行為是不符合他原來的性格的。以往研究集體心理學的專家，為了說明這種現像的形成原因，一直在尋找構成集體的關鍵因素，認為惟有它纔是使個人進入集體後會出現諸如此類現像的原因。可是，弗洛伊德認為，他們在尋找這個關鍵因素時卻走錯了方向，因而沒有得到正確的結果。他指出，真正的方向應該是著眼於集體中領袖與個人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是一種“愛的聯繫”，用弗洛伊德的專門術語說，是“力比多聯繫”。這種力比多聯繫纔是使集體得以構成和穩固存在的關鍵因素。這種愛雖然不是以兩性結合為目的的性愛，但它仍屬於性本能衝動的表現。在弗洛伊德看來，愛的核心是性愛，此外還包括對雙親、對子女、對朋友的愛，以及對某一抽像觀念的愛。後一類愛也同性愛一樣是性本能衝動的表現，隻是它們原來的那種要求兩性結合的目的被轉移了，或被抑制了。因此，也可以說，性本能其實分作兩類：一類是其目的未受抑制的，一類是其目的受到抑制的。而在一個集體中把眾多個人聯結在一起的紐帶，正是這後一類性本能所表現出來的情感聯繫。
    這個理論顯然是弗洛伊德早期用性來解釋神經癥的觀念的推廣和擴張。他不僅用性的原因來說明歇斯底裡患者的反常行為，而且還用它來解釋正常人之間的相互關繫，使它成為人與人之間關繫的核心力量。
    《自我與本我》最初發表於1923年。它可以說是弗洛伊德最後一篇重要著作。國際學術界人士認為，它對人的心理及其活動的描述不僅是新穎的，而且是革命性的。至少在使用的術語上看，這部著作發表後的所有精神分析著作無一不帶有它的烙印。
    在該書中，弗洛伊德對人的心理作了專門的分析。首先心理可分成兩部分：自我和本我。本我是最原始的、無意識的心理結構，它是由遺傳的本能和欲望構成的。在本我中，充滿著發自本能和欲望的強烈衝動，它們始終力圖獲得滿足。因此，本我其實是一種非理性的衝動，它完全受唯樂原則的支配，一味地尋求滿足。自我是受知覺繫統影響經過修改來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性和常識，接受外部世界的現實要求。因此，它根據唯實原則行事。它的大部分精力用以控制和壓抑來自本我的非理性衝動。它主張克制，但不否定本能的要求。它提倡通過迂回的途徑來滿足這種要求。自我與本我的關繫就像騎手與他的馬的關繫。其次，在自我中還能作進一步的區分，這就是分作自我和自我的典範。這種區分在《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一書中已經提出了，不過，在本書中後者又被進一步明確為超我。超我是人性中高級的、道德的、超個人的方面。它也是人們通常說的良知、自我批判能力一類的東西。它代表人內心中存在的理想的成分，因此也叫自我的典範。它以良知的形式嚴格支配著自我。
    弗洛伊德在以上三篇著作中提出的觀點在心理學理論上是重大的突破，因此很值得重視和研究。然而，指出它們的重要性並不就是提倡全盤地接受和肯定它們。在我們看來，這些觀點中存在著十分明顯的錯誤傾向，它們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泛性論傾向。弗洛伊德早期用性本能的作用來解釋神經癥的起因，在那個特定的領域中這也許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發現，至少可算是頗有創見的一家之言；否則，他不會成為國際公認的精神病專家。可是，他在後期卻進一步用這個理論來解釋一切人的行為，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這就流露出十分清楚的泛性論傾向。其次，他的理論也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理論。他把非理性的情緒、本能、欲望提高到了首要的地位，把它們當作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基礎和動力。第三，當他把本能、欲望等一些先天遺傳的心理傾向作為人的行為的決定因素時，忽略了外部世界、社會環境和生活條件對人的行為所起的決定性影響。從這方面看，他的思想有著唯心主義的傾向。
    從普遍的範圍看，我國對弗洛伊德理論的研究還剛剛開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批判探討工作有待於隨著研究的深入而展開。如果我們的譯本能為這種科學的研究和探討工作提供哪怕是一點點的幫助，我們將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書譯自英譯本的《弗洛伊德心理學著作標準版全集》第十八、十九卷。這是國際公認的比較準確、學術性較強的版本。編者在編纂過程中附加了許多說明性、比較性、提示性的注釋，對理解弗洛伊德思想及其發展過程有很大幫助。本譯本保留了所有這些注釋，並用方括號表示，以區別於原著者的注釋。
    本書中的《超越唯樂原則》和《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由林塵翻譯，《自我與本我》由張喚民、陳偉奇翻譯。承蒙陳澤川先生的鼎力襄助，百忙中審校了《超越唯樂原則》和《自我與本我》，賈誼誠先生對本書的譯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此深表謝意。
     林塵

     第三章 其他人對集體心理生活的論述我們已經以介紹的方式運用了勒邦的觀點。因為它在重點強調無意識的心理生活方面與我們自己的心理學觀點十分吻合。不過，我們現在要補充說明的是：其實，勒邦的論述並沒有什麼新東西。他對集體心理的種種表現所說的一切貶損的話，早已由他以前的人們同樣清楚同樣充滿敵意地說過了。從我們最早的文獻中便可看到，一部分思想家、政治家和著作家們曾用同一個調子重復過這些內容。勒邦最重要的兩個論點，即在集體中智力功能遭到集體抑制而情感性得到增強，不久前已由西蓋勒（Sighele）繫統地闡述過了。實際上，剩下的那些被看作勒邦的獨立見解的東西，就是對無意識的看法以及提倡與原始人心理生活作比較的觀點。然而，甚至就連這些思想在勒邦之前也已時常有人間接提到過了。
    不過，另外要指出的是，勒邦和其他人對集體心理所作的描述和估價也決非毫無爭議。當然剛纔提到的一切有關集體心理的現像無疑是正確觀察的結果，可是我們還可能區分出集體的另外一些表現形式，它們有著恰恰相反的作用，而且根據它們，必定應該對集體心理作出更高一點的評價。
    勒邦自己也曾打算承認：在某種場合，一個集體的品格要高於構成它的那些個人的品格；而且，唯有集體纔能產生高度的無私和獻身精神。“個人的利益，在離群索居的個人那裡，幾乎是唯一的動力，而在集體那裡，簡直是不為人所注目的。”（勒邦，英譯本，1920年，第65頁）其他的作者也指出了這樣的事實：唯有社會，纔最終為個人制定出倫理的準則；而個人則通常是無法以某種方式來達到社會所要求的高標準的。
    他們還指出，在一些非常的時刻，在一些團體中還可能產生一股莫大的熱情，它使最壯麗的集體業績成為可能。
    至於智力方面的工作，事實上看來還確實應承認，要在思想領域中作出偉大的決策，要獲得重大的發現，要解決疑難的問題，就隻能靠一個人回避世人的潛心鑽研。不過即使集體的心理在智力的領域中也是能具備創造性天纔的。這一點由語言本身表現得尤其顯著，此外在民歌和民間傳說等創作活動上也是如此。不過，個別的思想家或作家受他們所在集體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以及他除了使一項有別人同時參與的精神作品完善化以外是否還能作更多的貢獻，這些問題還尚未搞清楚。
    面對這種截然相反的解釋，看來，集體心理學的研究似乎必定是徒勞無功的。然而要找到一條更有希望逃離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的道路，還是不十分難的。在“集體”這個詞中或許包含一些結構極其不同的種類，必須對它們加以區分。西蓋勒、勒邦和其他一些人有關集體的論述指的是一些壽命短暫的集體，它們由某種眼前利益而將各種各樣的個人匆匆地聚集起來。他們的論述無疑深受那些革命集體尤其是法國大革命集體的特點的影響。相反的論點則來源於對那些穩定的集體或社團的考慮，人們在這種集體中度過一生，而它們則體現為社會的公共機構。第一種集體與第二種集體的關繫就好像一個滔天的海浪與一個海底的地隆那樣。
    麥克杜格爾（Mcl30ugall）在他的《集團心理》（1920年a）一書中，正是從上述矛盾出發展開論述的。他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強調組織的因素。他說，在最簡單的情況下，這種“集體”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組織，或者說根本不具備稱得上組織的東西。
    他把這樣的集體稱作“人群”。不過他承認，不管怎樣一個人群要是不具備一點點組織的雛形，那就簡直無法聚集在一起。
    也正是在這些簡單的集體中，可以特別容易地觀察到某些基本的集體心理事實（麥克杜格爾，1920年a，第22頁）。一些散亂的人員要形成一個在心理學意義上類似集體的東西，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這些個人之間必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如對某個對像有共同的興趣，或在某種場合有相同的情感傾向，以及（我想在此插入：“結果是”）“某種程度的交互影響”（同上書，第23頁）。“這種心理同質陛”的程度愈高，這些個人就愈容易組成一個集體，而集團心理的特征也就愈明顯。
    一個集體形成後產生的最顯著、最重要的後果是，它的每一個成員的情緒變得極其高漲和強烈”（同上書，第24頁）。
    麥克杜格爾認為，在一個集體中，人們的情緒會高漲到他們在其他場合很少能達到或從未有過的程度。對這些人們來說，完全任自己受情感的擺布，因而徹底被集體所吞沒直至失去自己的個性局限感，乃是一件快事。麥克杜格爾用他所謂的情緒直接誘導原則來解釋這種使個人如此地受一個共同的衝動左右的方式，這個隋緒的直接誘導原則是經過原始的交感反應，亦即我們早已熟悉的情緒感染而產生作用的（同上書，第25頁）。事實上，對某種情感狀態記號的感知很可能自動地在感知它們的主體心中引起同樣的情感。如果同時具有同樣情感的人愈多，那麼這種自動的強迫現像就愈強烈。個人完全喪失了他的批判能力，而使自己陷入同樣的情感之中。不過在此同時他也會使那些曾給他如此影響的人們變得更加興奮。這樣一來，人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就會使個人的情感負荷大大增強，這種被強迫去做和他人一樣的事、去和眾人保持和諧的現像，在本質上必定有某種東西在發生作用。越是粗野、越是素樸的情緒衝動，在一個集體中越容易通過這種方式傳布（同上書，第39頁）。
    從集體中產生的其他一些影響對這種情感強化的機制也非常有利。一個集體給個人以這樣一種印像，即集體是一種無限的力量和難以克服的威脅。集體暫時地取代了整個人類社會。
    人類社會是權威的行使者，它的懲罰使個人感到不勝畏懼，因而處處抑制自己。在他看來，使自己與集體對立顯然是十分危險的，最安全的辦法是效仿周圍的人們，甚至可以不惜與豺狼為伍。由於服從新的權威，他可能會喪失以前的“良心”，完全地沉溺於因取消種種抑制而自然帶來的極度的愉快之中。因此，總的說來，一個個人在集體中會做出或嘉許那些他以前在正常生活條件下所避免的事情，這並不是很出乎意料的現像；從而，我們甚至可望略微澄清一下通常為“暗示”這個謎一樣的詞所掩蓋著的含混不清之處。
    麥克杜格爾並不反對在集體中智力受到集體抑制的論點（同上書，第41頁）。他說，智力低下的人會把智力較高的人拉到他們自己的水平上，智力高的人的行動會受到阻礙。原因之一是，情感的強化一般說來會給正常的智力工作造成不利的條件；原因之二是，個人受到集體的威嚇，他們的精神活動是不自由的；原因之三則是每一個個人對自己行為所應有的責任感普遍下降。
     P10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