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見羅念生譯古希臘小說

4 舊譯古希臘小說偶見

9 林紓譯過丘吉爾的小說

13 新見晚清翻譯小說《奇言廣記》

18 “法漫”中的古物寫生

28 民國時期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關注和譯介

42 《圍城》與《儒林外史》

58 錢鍾書讀過的晚清海外遊記

70 錢鍾書留學時代的閱讀興趣

79 錢鍾書讀“婁卜”之三：《魯辛著作集》篇

89 一、錢鍾書讀中國古典小說選述

——槐鋻脞錄之一

117 二、《中文筆記》裡的戲曲趣談

——槐鋻脞錄之二

120 三、錢鍾書讀《奧蘭陀的瘋狂》

——槐鋻脞錄之三

125 四、錢鍾書筆記中的晚清詩人掌故

——槐鋻脞錄之四

131 五、錢鍾書對於範當世的態度

——槐鋻脞錄之五

136 六、錢鍾書眼中的薄伽丘及後繼者

——槐鋻脞錄之六

152 堂吉訶德的藏書

160 維特魯威書中的趣味掌故

165 林譯小說作坊的生產力

173 葉靈鳳說風月

177 翻譯家的豪傑本領

188 讀《羅馬史研究入門》

193 腳注的風度

198 泛歐洲文學視野中的古典傳統影響

204 羅念生的終生事業

210 王風的風度

214 讀楊絳

220 民國學術批評的源流及其命運

讀楊絳

九卷本《楊絳全集》出版以後，我在圖書館裡面翻看其中多出來的新內容，印像深的就是末卷《年譜》中記錄2003年3月間的一大段。《中華讀書報》刊載林一安文章，聲稱將堂吉訶德的瘦馬Rocinante 譯作“駑骍難得”是他們老師孟復在1959年《譯文》上的發明。楊絳說：“見到此文，我十分詫愕”。下文又引他人代為查看《譯文》原刊，分明譯作“洛稷喃堤”。後結論是：“盡管林文注明了出處（刊物、時間、頁碼），看似十分中肯，然而不是事實！”

我非常理解這位九十二歲的老人為何這麼在乎這個譯名的發明權。小時候捧讀楊譯《堂吉訶德》，自作主張把這個名字念作“駕辛難得”，讀音不確，但從上下文也看得明白意思：皮包瘦骨，如今希世難得。好的譯本引你進入新的文學世界，就如錢鍾書寫《林紓的翻譯》，說自己十一二歲時把上百冊的商務版“林譯小說叢書”看了個遍，“纔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不是故事情節，什麼挑戰風車之類的，纔能夠吸引小孩子——那樣的話，隨便來個簡寫本就可以打發了。當年讓我念念不忘的，是細致生動的語言，無關結局與下場，卻讓人覺得好玩不得了。比如，桑丘做了海島總督，被醫師捉弄得喫不上美食而大發雷霆一節，就值得小朋友邊大笑邊讀下來，醫師裝正經說的什麼“多食傷脾，尤忌竹雞”，我一直都記得很熟。又比如堂吉訶德把羊群看成是兩軍對壘，捏造出各路兵馬及其統帥，向桑丘娓娓道來，以我的感受，也是楊譯本讀起來精彩。深通譯學的行家會說：翻譯首先就是母語的較量。漢語修養功夫不到家，大師傑作譯得出嗎？後來那些外語學院編西班牙語教材和詞典的教授們，或多或少是在熟悉楊絳譯本基礎上再譯此書的。糾正再多個別字句語法的誤譯，也不過如此。另外，注釋中提到古代西方醫學中的放血療法，皮膚上沾了水銀會渾身發抖，我童年時讀到就印像深刻。翻譯經典也是學問，我翻檢過錢鍾書《容安館札記》裡讀《堂吉訶德》英譯本的內容，他的很多見解已經暗中為楊絳的譯本所吸收（參看《蝸耕集》“錢鍾書讀《堂吉訶德》”一文），也就是說，對於《堂吉訶德》一書修辭與思想的研究方面，楊譯本也代表著中國學術曾經達到的水平。那些自命更懂西班牙語的翻譯家們，我想請問：“詩海”洛佩·德維加近兩千部戲劇，卡爾德隆一百九十多部戲劇，翻來翻去怎麼就文學史裡的那幾部呢？還有《塞萊斯蒂娜》，被鼓吹為與《堂吉訶德》齊名，被翻譯了四五遍了吧，怎麼現在中國老百姓裡都沒多少人知道它呢？

即便如此，楊絳卻說她並不會講西班牙語，她學西班牙語是為了翻譯《堂吉訶德》這部書（後來從原文又重譯了《小癩子》）。一位沒進過科班的人，把該語種重要的小說譯出來了，還因此被西班牙國王王後接見，後又被授予十字勛章。那些西班牙語教授們怎麼想呢？有人譏嘲楊絳愛把這些榮譽掛在嘴上，可楊譯《堂吉訶德》再版這麼多次，從未把接見王族的照片或是得到的勛章印在書前面吧。年譜中自記與政要顯貴的會面，隻是數字帶過，大可不必注意。唯有對這專門去學一新語言並花二十年功夫翻譯的小說，連一個名字的發明權都要用一頁多篇幅來說清楚。說到底，後來的有些學院體制中人，也包括時下喜歡以品第甲乙（甚至捏造掌故來詆毀）文化界、學術界名人而吸引民眾注目的大小評論家們，根本無法理解楊絳（以及錢鍾書）真正在乎什麼。

真的讀書人，做得到“淡泊名利”毫不稀奇。不過“淡泊”並不意味著自己的思想結晶或痕跡任由他人處理。回顧近三十年楊絳出面較真的事件，諸如“《圍城》彙校本”、“《錢鍾書評論》集”、“《記錢鍾書先生》”、“書信手稿拍賣”等等，她擔慮的是未經錢鍾書生前認定的文字重新公之於世。其實，這些佚文與信札的內容並無不妥之處，甚至還為錢鍾書的形像增色不少。然而，“在收藏家、古董販和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今天”，楊絳對研究者們自行引用、披露這些材料是極為不滿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錢鍾書研究領域在他去世後關鍵的時期裡搜羅整理散佚文獻的困難，雖然與此同時，楊絳審訂並授權出版的七十二卷《錢鍾書手稿集》有所彌補。我記得程千帆曾向學生說，錢鍾書“太要好”了，故而《槐聚詩存》刪到那麼薄薄一冊。“與君皆如風燭草露，宜自定詩集，俾免俗本傳訛”，這是《詩存》序引述楊絳所言，可我們今天不僅知道《詩存》缺作品多，年代排定也大多有誤，令解詩者一時猜不透本事。因此，雖然想隻讓自己再三擇定的作品版本與篇目傳世，但傳世也需要研究界的深入理解，後者希望可供參考的資料多多益善，便不能滿足於聽從著作者（以及家屬）的限定要求了。

昨天（本文初發表於2016年5月26日的《外灘畫報》網絡版）楊絳逝世的消息傳開之後，我驚奇地看到鋪天蓋地的悼念新聞中夾雜著數不清的“雞湯文”，硬被說成是出自楊絳之手。尤其所謂“賢的妻，纔的女”，分明是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裡的章節標題，後來因為被某暢銷書作家拿來寫《楊絳傳》而變得婦孺皆知，此時居然成了錢鍾書“譽妻癖”下的注冊專利。這些假語村言的流傳泛濫，與上述的出版界研究界在某些材料上“不得越雷池一步”形成鮮明的對照。我甚至會想，這兩者之間會不會也存在著一點因果關繫呢？

楊絳顯然具有著一種要強、要好、認死理的固執性格，晚年文筆間流露的溫和馴順是她刻意留下的形像。無論自己執筆的《我們仨》，還是他人記述的《談往事》，能干、機敏、圓熟卻又厚道、處處忍氣吞聲的楊絳總給人深刻的印像。但我依然疑心錢鍾書不僅如辛笛所說uxorious，而更可能henpecked，他排過古今中西大哲人的“怕老婆”名單，自己叨陪末座也是可以的。讀者們如不信，可讀讀吳學昭記的這段話：

楊先生說：“鍾書病愈即到南京接受出國培訓了。我捱過了十天，就要求回娘家。公婆要小姑子陪我回（因為不可單回門）。小姑子正因公公稀罕我而大發脾氣，披散了頭發不肯梳辮子。我一路哄，總算編上了辮子纔到廟堂巷。媽媽招待了她，還讓門房把她送上火車。”

北京生長的大律師千金下嫁給老家鄉紳的兒子，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後來雖然琴瑟和鳴，甚而甘為“灶下婢”，但40年代的上海文壇上，也是楊絳名氣大。年富力強之時，家中事情無論巨細都要掌控，在楊絳筆下的錢鍾書，“痴氣旺盛”，似永遠不能自理生活，倒也是幸虧如此纔成就了學問事業。然而等到年過九旬，孤獨一人“打掃戰場”之時，這種強勢的性格便成為老人勞心勞神的牽累；可也沒準兒正是因為這股子親力親為的較真勁頭，反而成為她暮年生命裡的一個寄托了呢。

楊絳除了翻譯《堂吉訶德》、《小癩子》，她從法文翻的《吉爾·布拉斯》是得到傅雷稱贊的，雖然她自說法語早就“生小孩兒都忘了”。錢鍾書去世後，她又從英譯本譯出柏拉圖討論死亡與靈魂的對話錄《斐多》。六年前，即將邁入百歲之齡的老太太寫了一篇文章，仿照其夫君早年的名篇，題作《魔鬼夜訪楊絳》，其中讓魔鬼悠悠說了一句：

到底你不如你那位去世的丈夫聰明。

回過頭去，隔著幾十年的時光，《圍城》作者帶著一絲狡黠的微笑，遣派了筆下一個小男人絮叨地議論：

女人有女人特別的聰明，是一種靈慧妙悟，輕盈活潑得跟她的舉動一樣。比了這種聰明，纔學不過是沉澱的渣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