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新版序言
初版序言

少年中國

少年中國說
論中國國民之品格
服從釋義
說希望
國家運命論
歐遊心影錄（節選）
在中國公學演說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治國學的兩條大路
人生觀與科學

道德大原

自由書（節選）
新民說（節選）
儒學統一時代（節選）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中國道德之大原
蒞佛教總會歡迎會演說辭
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復古思潮平議
國民淺訓（節選）
中國歷史研究法（節選）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儒家哲學&（節選）

                新版序言
                     王德峰
    近來常見到這樣三句一組的標語:“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這三句義好。尤為切要的是,三句之次序不可顛倒。前句乃後句之前提。人民有信仰,是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前提。
    信仰非指做某事之信念也。信仰是指對生命價值的確認和對人生意義的領會。若問中國人如何確認生命的價值、如何領會人生的意義,即是問:中國人的信仰是什麼? 此問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不可謂不是一個大問題。
    有感於此,重讀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覺其所論之問題,在當下有根本重要的意義,其思路和見解對於今天的思考仍有很大啟發,尤其對於思考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這一時代課題有啟發。在筆者看來,這一偉大復興的真正內涵是我們民族文化生命的復興。
    何謂文化生命? 答:能運用思想的生命。凡可稱為信仰者,都以一定的思想為其根基。因為能運用思想,一個民族纔得以提出自己的生命理想,並為實現生命理想而從事生命奮鬥。這就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生命。其客觀表現在於:一有德性,二有創造性。
    一個有德性並有創造性的民族,即使有悠長的歷史,卻仍是一個年輕的民族。梁啟超對此有信心,於1900年寫了《少年中國說》一文,影響頗巨。一百多年過去了,今天讀此文,讓人覺得仿佛是昨天纔寫的。從“老大帝國”到“少年中國”的轉變,正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一進程在當下正處於關鍵階段。這個關鍵就是要重建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舍此,則難言文化生命的復興。若無文化生命的復興,便隻能有表面的現代化,缺乏精神之根基,其行必不能久遠。這是梁啟超當年反復地、深入地思慮的大問題,他參與了種種論戰,其見解留存於大量的文字中。
編者從這些文字中重新做了選編的工作。多年前曾經做過一次,那就是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的《國性與民德———梁啟超文選》。本次重編,取了兩個角度,一是從中西文化的交往和對比中如何誕出生一個“少年中國”;二是中國人重建其精神家園的思想根基何在,即什麼是中國的“道德大原”。故全書分作兩大部分,每部分各收錄12篇文字。
    希望這個新選本於當下中國讀者們的時代思考有益。
                                  2023年2月

            編選序言
                      王德峰
    與康有為並稱的梁啟超(1873~1929)在中國近現代政治舞臺上的事跡是不會被人淡忘的,其政治活動之功過已經有人評說,而且還將繼續被人評說。然而,我們現在為他編一部文選,是拿他作為思想家來看待的。
    梁啟超對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和學術的貢獻何在? 這個問題很難準確、全面地回答。他的思想與治學極具個性,而且,正是其突出的個性便已使他在中國近現代思想界居一個不可動搖的地位。梁啟超曾將自己與其師康有為作比較說:“有為太有成見,啟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去治學也亦有然。有為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啟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為之學,在今日可以論定;啟超之學,則未能論定。”①此言不虛,可謂客觀地表達了梁啟超治學的個性。治學之個性原不是一個純然涉及方法的問題,而是內在的精神人格之在外的表現。梁啟超生逢亂世,其時,國內政治昏亂,國際上列強虎逼中華,遂使強烈的救亡圖強意識縈其心懷而終生不能去,其治學其著述無不圍繞尋求民族出路之真理這一大志。然而,政治舞臺風雲變幻,政治人物賢達與奸雄並舉,各種勢力都有“思想”和“主義”的旗號,而各種政治實踐的結果又每每蛻變其質,距理想甚遠。至於梁啟超本人的政治活動就更是屢屢遭挫,捉襟見肘,常陷於困窮矛盾之中。但他絕非一個願意墮落其志而後袖手旁觀的人,而是屢敗屢試,雖困窘,雖迷惑,卻仍然銳意進取,以為責任不可貸,希望不可泯,大道不可不求。這種以對民族的責任而問路求學的精神經常洋溢於他的講學和著述之中。所以,他纔“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梁啟超在一九二○年寫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曾對自己在思想界的作用作過評價,他聲明這種評價是“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啟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啟超也”①。且不論這種個人的自我評價能否做到“超然客觀”,筆者在此隻揀其可以成立者略述一二。
    梁啟超自稱“新思想界之陳涉”,破壞力不小。這一評價大致確當。他初時在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對其學識極為欽佩,然亦非全盤接受,卻是“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對於康有為以神秘性說孔子,亦不謂然。後來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時人附和者甚多,而梁啟超屢起而駁之,認為這種做法的危害在於“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②。他以“陳涉”自任,即是以開思想自由之路為根本要求。今人之不甚了解梁啟超者,常因其一生主張珍視中國精神傳統,特別是作為這種傳統之表述的孔子思想,而斥責其為革新在表、守舊在裡。此見實謬。梁氏之為“陳涉”,表裡不二。例如,對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主張,他就曾力闢之,堅決反對那種以為西方人除了制造、技藝等等之外別無學問的看法,大力提倡“將世界學說為無制限的盡量輸入”①。
    他認為在翻譯和介紹西方學術著作方面當時所存在的嚴重不足是晚清思想運動的一大不幸:“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②倘若他真以為對既有國學中的精神內容作一番重新梳理即足以滿足時代的要求,又如何可能認為西方思想之未能真正輸入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思想運動所以“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③的原因呢?
    梁啟超對自身的另一評價也是可以成立的,即“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隨有所見,隨即發表”,“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④。他自己說:“我讀到‘性本善’,則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讀通,恐並‘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見其不為誤人?”⑤前後矛盾,固是缺點,特別於欲問學於梁啟超者易生不知所適之感。然思想之沿革本與社會之運動、變遷不相離。梁啟超作為思想家而論,確非蔚然成大家、成大師者,然其思想軌跡之如此密切關涉近現代中國之變遷者,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恐又非他莫屬。這反而成為其一大優點。讀他的文選(如果選的角度適當的話),今天的讀者自可得到從思想伏流之一端去體會中國社會近現代歷程之精神底蘊的大益處。梁啟超對自己的這一特點亦有辯解:“平心論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閉塞萎靡,非用此種鹵莽疏闊手段,不能烈山澤以闢新局。”①其意思便是,既為“陳涉”,便難免於粗率。然自知粗率,且進而敢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計為世人詬病,是他的一個十分可貴之處,也表明他之治學,原非為學術而學術。他自白於世人曰:“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但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