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學
（中文版前言）
齊澤克
如果可以這麼說，我反抗哲學。
—拉康
這本拉康入門書常常被批評為聚焦在拉康理論的哲學和政治層面，刻意忽視了拉康是一位分析師、一位執業的臨床治療師。因此讓我首先回應這個微妙的問題。
隻有避免截然二分的陷阱—一方面是將精神分析作為特殊的臨床實踐，另一方面是作為哲學反思—“拉康與哲學”這個課題纔能被恰當地處理。當拉康強調“我反抗哲學”（je minsurge contre la philosophie），他當然將哲學等同為一種“世界觀”、一種將宇宙視為統攝一切分裂及不一致性的一個全體。當一個哲學家排除了精神分析的哲學相關性，他毫無疑問會將它縮減為一個僅僅處理（精神病理學的）實存的現像的特殊臨床實踐。以上兩種觀點都是錯的。它們均錯過了兩者的交接點（而不是某些更高的兩者的綜合統一）：哲學與臨床的關繫正如莫比烏斯環的兩面的關繫，以至於假如我們進入兩者的核心地帶，就會發現自己站在了另一面/。
在整個拉康的教學生涯之中，拉康都在和哲學及哲學家進行一場激烈的辯論，從古希臘唯物主義者到柏拉圖，從斯多葛學派到阿奎那，從笛卡爾到克爾凱郭爾，從海德格爾到克裡普克。拉康正是通過對這些哲學家的討論建立了自己的那些基礎概念：移情（transference）是通過對柏拉圖《會飲篇》的討論建立的，弗洛伊德式主體（Freudian subject）則通過笛卡爾的我思（cogito），作為剩餘享樂（surplus-enjoyment）的對像a通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焦慮及重復通過克爾凱郭爾，精神分析倫理通過康德……
通過持續不斷的哲學戰鬥，拉康毫無疑問與哲學保持距離（隻要回憶一下他對黑格爾的Aufhebung概念又或對站在弗洛伊德式分裂主體的對立面的自我意識概念的嘲諷）；然而，拉康所有同哲學劃清界限的絕望企圖一次又一次重新確立了他對哲學的投入—仿佛對他來說，界定基礎精神分析概念的方式就是通過哲學這條繞道/彎路。雖然精神分析不是哲學，其全部顛覆性來自它不單是某種特定的科學或實踐，而是它對哲學產生了激進後果這一事實：精神分析是內在於哲學自身的“否定”（Psychoanalysis is a “no” to philosophy that is internal to it.）。
換言之，精神分析理論指涉的，被哲學模糊化但同時奠定了哲學的一個裂口/對抗性［海德格爾稱這個缺口為存本體論的差異（ontological difference）］。缺少跟哲學的這一聯結—更準確地說，跟哲學的盲點、跟哲學中被“原初壓抑”的東西的這一聯結—精神分析就會失去了它的顛覆性並成為又一個純粹實存的實踐（ontic practice）。精神分析處理的真實界不僅僅是主體的精神痛苦之現實，而是—激進得多的—弗洛伊德對這種精神痛苦的解讀的（反）哲學推論/哲學意義。
隻有這樣一種“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學”能夠在現代科學的挑戰中生存下來。換言之，哲學在今天是什麼？當代科學家的主流回答是：哲學已經過時。即使基本的哲學課題也逐漸變成科學問題：在今天，有關現實的終極本體論問題（我們的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沒有一個極限，宇宙是不是被決定的還是在它裡面存在真實的偶然性）已經變成由量子宇宙論（Quantum Cosmology）處理的問題；終極的人類學問題（我們是否自由，即我們是否擁有自由意志等等）被進化主義的大腦科學搶去；即使神學在大腦科學之內也被分配了一個位置（大腦科學的目的在於將精神和神秘經驗翻譯的過程）。樂觀的情況下，留給哲學的殘羹剩飯多隻有對科學發現過程的一種知識論反思（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s）。
我這本拉康入門導讀，嘗試展示“被精神分析穿越的哲學”這一進路如何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提供新啟示。讓我舉一個（出乎意料的）例子。2016年的《寶可夢Go》（Pokémon Go）是為手機或移動設備而設的一個衛星定位、擴增現實遊戲（augmented reality game）。玩家用手機上的全球衛星定位設備及相機去捕捉、打鬥以及訓練虛擬的寶可夢（Pokémon），這些精靈在屏幕上出現的方式仿佛它們和玩家是在同一個真實世界的地點出現的一樣：當玩家在真實世界內移動，代表他們的遊戲角色同時在遊戲地圖中移動。這種擴增現實模式是《寶可夢Go》和其他電腦遊戲不同的地方：遠非將我們從真實世界中抽取出來並注入人工虛擬空間，這種技術結合兩者。我們通過電子屏幕這一幻想框架來觀看現實以及和現實交接、互動，而這個中介框架利素增強了現實。這素支撐著我們參加遊戲的欲望、推動我們在現實中尋找它們，缺少了這種幻想框架我們將對現實完全不感興趣。這聽起來不是很熟悉嗎？當然了，科技所外在化的不過是意識形態的基本機制—在其基本層面，意識形態正是原始版本的“擴增現實”。假如我們將事情簡化到極點，希特勒難道不就是向德國人提供了納粹意識形態之幻想框架，從而令他們看見一隻到處顯現、被視為一切邪惡根源的特殊的寶可夢（即猶太人）嗎？同一個邏輯難道不也解釋了所有其他必須被加到現實之中以便使之完整和有意義的意識形態偽對像（pseudo-entities）的性質嗎？我們可以輕易想像一個當代的反移民版的《寶可夢Go》遊戲，在當中玩家在一座德國城市中遊蕩，並且被新移民強奸犯或小偷所威脅，這些精靈充斥城市中所有地方。
但我們是不是太快進行了一般化？反猶主義的陰謀論—使我們認為猶太陰謀是我們所有問題的根源—是否和那種將社會生活視為一個經濟和權力戰場的左翼思路有明顯的差別？在《資本論》那裡，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混亂背後的“秘密”是社會對抗性（social antagonism），而不是可以被個人化/擬人化的個體（戴著精靈這一面具），而《寶可夢Go》則以固有的方式傾向、以意識形態的擬人化的方式包裝社會對抗性。其中一個個案：從各方面威脅我們的銀行家形像，我們很容易想像這樣一個形像可以輕易地被法西斯民粹主義的財閥意識形態所挪用（貪婪的銀行家與“誠實”且具生產力的資本家）。
納粹反猶主義和《寶可夢Go》遊戲之間有一個簡單的基本的相同之處：雖然《寶可夢Go》將自身呈現為某種全新的、建基於科技的東西，它實際上依靠的是一種舊的意識形態機制。意識形態就是擴增幻景的實踐。寶可夢迫使我們面對幻像的基本結構，將現實轉化成一個意義世界的幻像功能。這就是為什麼說寶可夢是我們的未來—因為它早就已經是我們的過去。
那麼，這和資本主義有何關繫？幻像在資本主義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很明顯，資本主義幽靈是一隻在它所啟動的瘋狂活動背後潛伏的寶可夢。然而在此我們要更準確一點，拉康的幻像公式是$◇a，主體遇上對像a，即拉康稱之為欲望原因或剩餘享樂的東西，在此，與馬克思理論的聯繫成為關鍵。在1973—1974年名為“不受騙者犯錯”研討班課堂的第11周，拉康以一個直接挑戰自己的問題作為起點：在這裡出現的拉康，他發明了什麼？他的回答是：“就像那樣，讓事情能夠運轉：對像a。”因此，答案不是“欲望是大他的欲望”“無意識像語言那樣結構”“不存在性關繫”或其他慣常清單上的東西。拉康馬上強調他所選擇的並非在眾多可能選擇中的一個，而是（的）那一個。
那麼，這個神秘的對像是什麼？在當年希區柯克和特呂弗的對話之中，希區柯克回想起一個他本來想插進《西北偏北》的代表性的場景—這個場景從未被拍攝，毫無疑問是因為它太赤裸地呈現了希區柯克作品的基本模版，其實質拍攝將產生浮誇的效果：
我想安排主角加裡格蘭特和一名福特汽車廠的工人進行一段長談，他們一邊談一邊沿著汽車的組裝線步行。他們的背景是一輛汽車正在被組合起來，一個零件一個零件的。後，那輛他們看著它從零組裝起來的汽車完成了，加了汽油，準備好馬上從流水線上開走。這兩人看著對方說：“是不是很美妙！”然後他們打開車門，一具尸體從裡面滾出來。
在這個長鏡頭之中，我們看到的是生產過程的基礎統一性—而那具橫空出世的神秘尸體難道不就是在生產過程中“無中生有的”剩餘價值的代名詞嗎？這具尸體是純粹的剩餘對像，對應主體的對像化對應點，主體活動的剩餘產品。讓我們用另一個例子澄清這個對像如何運作。在電視劇《靈書妙探》（）之中，暢銷偵探小說作家理查德卡斯爾與紐約謀殺案警探凱特貝克特合作，一起偵破紐約城內幾宗謀殺案。貝克特起先為了被迫和一個作家合作而感到很惱火，但兩人很快就和對方互有好感。正如大家所期待的，這套劇集的高潮情節聚焦於兩人不斷升溫的羅曼史。
進行中的謀殺調查因此很明顯是一個對像a，即他們的相互欲望的對像原因，一個迫使他們共度大量時光的對像原因。問題在於，當他終於向對方承認愛意並進入一種完全的情欲關繫時，他們是否還需要謀殺調查這一前設？第4集（“他寫的謀殺”）面對了這一死結：男女主角決定在前者的別墅共度一個羅曼蒂克的周末，正當女主角在泳池邊要獻身的時候—在男人面前解開浴袍的衣帶—一個瀕死的男人穿過屋後的灌木然後倒斃在池水裡。
這個出乎意料的入侵發生的時刻很重要：就在發生前，男主角看著女人的裸體，明顯地被迷惑並且充滿欲望，但也帶著一絲絕望的暗示，仿佛他正在等待某些東西入侵並阻止戲劇/做愛高潮的完成。尸體入侵的作用毫無疑問是徹底的模糊的：它的出現並不僅僅是為了要破壞一個完美的性愛周末，它同時是維持欲望的東西。
在此，我們得到了希區柯克想像中的完美電影場景中的那具尸體，隻是擁有不同的功能：它不是作為生產的剩餘（surplus of production），而是成為一個在性關繫中設置障礙的剩餘對像（surplus object）。在卡斯爾的欲望對像（凱特）和他的欲望之對像原因（一具啟動謀殺調查的尸體）這兩者間的張力的全部模糊性，在此完美地展示了拉康的不存在性關繫的命題：
僅有情侶兩人，欲望永不可能成功運作，它需要一個障礙物作為其動因。
但我們可能走得太快了，對像a在拉康的教學中有很長的歷史，在拉康繫統地參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的分析之前二十年早已存在。但毫無疑問，正是拉康對馬克思理論的這一參照，尤其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Surplus-value，德語Mehwert），容許他將對像a定義為剩餘快感（plus-de-jouir，德語Mehrlust）的成熟理論：在拉康對馬克思有關商品分析的討論中，滲透著一個主導主題，即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與拉康命名為剩餘快感的東西這兩者間的結構性同構關繫—拉康稱之為剩餘快感的東西就是弗洛伊德稱為Lustgewinn的東西，一種“快感增加”，其不專指一個簡單的愉快感的提升，而是由主體獲取快感的形式化迂回所提供的額外快感。想一想通過它的精巧的語義雙關、口是心非的否認等等，一個調情的誘惑過程獲益不少：這些迂回不僅僅是文化復雜化或圍繞著一些硬核真實界的升華—這些硬核真實界是被次級/繼發的迂回回塑性地構成的，它“自在地”是一個虛構物。
在力比多經濟（libidinal economy）之中，不存在（不受強迫性重復運動的反常所困擾的） “純粹的”愉快原則。以同樣的方式，在商品交換領域中，不存在封閉的回圈（為了取得購買另一個商品的錢而賣出一個商品），不存在不受那種為了累積更多錢而交易商品的邏輯所腐蝕的回圈。在這種交易邏輯之中，錢不再是商品的交易媒介而成為目的本身（end-in-itself）。馬克思稱之為CMC的公式—為了購買另一商品而交換商品取得鈔票的封閉交易—終是一種虛構，其功能是為交易過程提供一種“自然的”基礎（即聲稱“交易不是關於錢和更多的錢，交易的整個要點在於滿足具體的人類需要” ）：CMC不純粹是在後來纔受到利潤導向的MCM的污染，而是MCM流通體繫的內部虛構。換言之，MCM正是一個癥狀點，在當中一個裂口或逆轉（從一開始就在運作，甚至在簡單的商品交易當中也早已存在）破門而出。
這種快感增加的過程通過重復來運作：人們忘記了目標然後重復同一個動作，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以致真正的目的不再是原來的目標而是重復地達到此目標的運動本身。我們也可以用形式和內容的概念去理解它，“形式”代表移向被欲求的內容的形式、模式；而被欲求的內容（對像）則承諾提供快感，正是這種追求目標的形式（程序）提供了一種剩餘快感。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美國故事。當每天晚上沃爾瑪超市關門以後，很多堆滿了商品的手推車被拋棄；大部分都是剛剛陷入貧窮的中產家庭扔下的，他們再沒有錢隨意買東西，因此他們—通常是全家人—到超市完成購物的儀式（將他們想要和需要的東西拋到手推車裡），然後棄置堆滿貨品的手推車。通過這種令人悲傷的方式，他們以單純孤立的方式獲得了購物的剩餘快感。我們不是常常參與類似的活動嗎？即使這些活動的非理性並不那麼直接地可見。我們帶著一個清楚的目標（包括購物）做一些事情，但我們其實不在乎這個目標，因為真正的滿足感來自過程本身。
沃爾瑪超市的故事不過是暴露了早已存在於真實購物過程中的東西。這個例子同時使我們看清快感增加和剩餘價值之間的聯結：過程的目的不是它原本的公開目標（一個需要的滿足），而是過程本身擴張性的自我再生產。譬如，吸吮母親乳房的真正目的不是喝奶，而是吸吮的快感。以一種同構的方式，在剩餘快感的問題上，商品交易過程的真正目的不是獲取一個可以滿足我們需要的商品，而是資本的擴增式自我生產本身。這個過程本身是無休止的，沒有一個。
並且，同一個道理不是同樣適用於官僚機構嗎？在特裡吉利姆（Terry Gilliam）的電影《妙想天開》（）完美地展示了官僚快感的瘋狂過剩，如何在自動流通之中自我增生。當男主角山姆（喬納森普雷斯飾）的水管（又為空調）崩潰後，他向國家修理服務中心要求緊急幫助。一個神秘的罪犯，達脫（羅伯特德尼羅飾）闖入他的公寓，其顛覆性的活動是偷聽人們的緊急求助然後馬上在客戶面前出現，免費修理好山姆的水管，直接繞過了毫無效率的國家修理服務中心的繫統程序。確實，對於一個陷於快感的邪惡循環的官僚繫統，終極的犯罪就是簡單直接地完成應該要完成的工作—假如一個國家修理服務中心確實完成了它的任務，（在其無意識力比多經濟體的層面）這會被視為一個不幸的副產品。因為它的大部分能量用於發明復雜的行政程序，以便容許它無限地發明新障礙並無限期地推遲完成。
在電影的第二個場景，我們在一個塞滿政府官僚的走廊中看到一個領導者（手握大權的高官）被一大群下級行政人員包圍。後者不停大聲叫喊，要求高官給予具體意見或決定，而高官則緊張地快速噴出“高效率的”回復（“遲明天要完成這件事！”“翻查那份報告！”“不，取消那個會面！”……）。很自然的，一個緊張的高亢活躍的表像就是一個預設的表演，目的是掩蓋一個正在模仿並玩弄“高效率行政”的自我沉溺的、無意義的奇景。又一次，一個來自沒完沒了的官僚表演的剩餘快感的個案，一個更多快感（mehrgenuss）的個案。
然而假如人們想看一看愉快與快感之間對立的一個臨床上清晰、更的案例，隻需看看戈培爾那篇以“總體戰爭”（total war）為題的（惡名）昭著的演講《你們想要一場總體戰爭嗎？》（“Wollt Ihr Den Totalen Krieg?”）。這個演講發表於1943年2月18日柏林的體育宮（Sportpalast）。在這篇演講中，面向一群被斯大林戰役的大敗仗所震驚的公眾，戈培爾說他完全承認困難（假如不是絕望的）時刻，然後他問了群眾十個問題（毫無疑問，他的每個問題都要求得到一個熱情洋溢的“是”作為回答），下面是部分片段：
我問你們：你們和德意志民族下定決心要每天工作十、十二個小時嗎，假如有需要的話每天要工作十四或十六個小時，並且為了勝利而獻出你們的一切？……我問你們：你們想要總體戰爭嗎？你們想要嗎，假如有需要，甚至比我們今天能夠想像的更全面、更激烈？……我問你們：首的信心比以往更熱烈、更不可動搖嗎，你們是否做好準備追隨他走上他的道路，並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使戰爭取得和無限的成功？……我第十個問題以及後的問題：這是否是你們的願望，即使在戰時，按照黨的綱領的命令，平等權利和平等責任將被推行，家園戰線將表現它的團結並肩負同樣沉重的戰爭負擔，而這個負擔要平等地分配，不論一個人是偉大抑或渺小、是貧窮或富有？……我已經問你們。你們已經給我你們的回答。你們是國家／民族的一部分。你們的回答因此已經展示了德國人民的態度。你們已經告訴我們的敵人他們必須知道的事情，以免他們存有幻想和錯誤的情報……現在，人民起來吧，讓風暴開始！
戈培爾這些問題所要求的是一個對愉快感（pleasure）的巨大放棄和更多的犧牲，甚至的犧牲，及無限制的犧牲；戈培爾承諾一場甚至比我們今天能夠想像的更總體化和激烈的戰爭，平民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在演講的高潮時刻他狂喜吼叫的聲音以及怪異的嚇人的面容見證了一種放棄/犧牲這一姿態本身的快感（jouissance），這種快感超越想像並步向。在這些時刻，向外的憤怒含蓄地變成被動性，仿佛面容以高潮的方式扭曲，被動地經歷一種痛苦的情欲—痛苦中的快感的例子，假如它曾存在於世上的話—一種被扭曲的康德式崇高（Kantian sublime）的表情，在當中放棄所造成的痛苦與一種見證本體性的狂喜重合。
因此容許我在這個黑暗的時刻總結，我帶著一種期待，即讀者在看完此書後將會同意拉康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社會中黑暗現像的觀點，並且讓我向譯者表達我對他的工作的誠摯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