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述文德爾班哲學史的意義，我們得首先比較他與黑格爾哲學史觀的差異，知道他在何種意義上繼承了黑格爾，又在何種意義上超越了黑格爾。
對於黑格爾在哲學史上的貢獻，文德爾班在這段話中清楚地表達出來了：
“然而，隻有通過黑格爾，哲學史纔次成為獨立的科學，因為他發現了這個本質問題：哲學史既不能闡釋各位博學君子的龐雜的見解，也不能闡述同一個對像的不斷擴大、不斷完善的精心傑作，它隻能闡述理性‘範疇’連續不斷地獲得明確的意識並進而達到概念形式的那種有限的發展過程。”
在這段話中，文德爾班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哲學史之能成為獨立的科學的基石究竟是什麼，它終取決於哲學史是作為人類思想之共同的邏輯發展的歷史。……
基於對哲學史的這種認識，他當然會認同黑格爾的哲學史就是哲學的觀念。也就是說，從事哲學史的工作，就是參與人類精神的自我認識，要把人類精神這種自我認識的內在必然的邏輯發展揭示出來，這樣的哲學史纔是哲學的，纔是夠格的哲學史，即作為“科學的”哲學史。
但黑格爾哲學史觀受人詬病的，就是太強調這種精神之自我認識的邏輯發展進程，這種進程難以處理的，不是黑格爾強調的從抽像到具體的發展，即從普遍性、特殊性再到單一性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思辨，而在於如何正確地估量來自不同文化史的發展階段對哲學史內在邏輯發展的限制所帶來的問題解決的復雜性和非邏輯的因素，同時如何正確估量單個哲學家的天纔的個性之於哲學總體問題的意義。因為在特定的文化處境中，哲學雖然有其永恆的問題所要求的內在必然性，但哲學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隻能立足於特殊文化和特殊個人，他們的觀點往往並非取決於他對哲學史內在邏輯的理性把握，而取決於他在特定文化中的願望、希望、恐懼和愛好這些情感性因素。因此，文德爾班對黑格爾的哲學史處理方式進行了一針見血的批判：
“可是，這些有價值的真知灼見被黑格爾外加的一種假說弄得模糊、破損了；因為他相信，上述‘範疇’出現在歷史上的哲學體繫的年代次序，必然地要與這些同一範疇作為‘真理因素’出現在後的哲學體繫（即按照黑格爾的意見，是他自己的體繫）的邏輯結構中的邏輯次序相適應。這樣，本來是正確的基本思想，在某種哲學體繫的控制之下，導致了哲學史的結構錯誤，從而經
常違背歷史事實。這種錯誤起源於這樣一種錯誤觀念（這種觀念與黑格爾的哲學原則有邏輯的一致性）──哲學思想的歷史發展隻是由於，至少基本上是由於，一種想像的必然性，由於這種必然性，一種‘範疇’辨證地推動另一種‘範疇’；這種錯誤在十九世紀，為了有利於歷史的精確性和準確性，科學的哲學史的發展將它排除了。事實上，哲學的歷史發展是一幅與此完全不同的圖案。它不是單獨地依賴‘人類’或者‘宇宙精神’（Weltgeist）的思維，而同樣地依賴於從事哲學思維的個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來先知的靈感，以及倏忽的機智的閃光。”
通過拋棄黑格爾哲學史處理中的想像的必然性及其把個人的哲學地位機械地按照其想像的邏輯加以對應排列的錯誤做法，文德爾班確立了19世紀“科學的”哲學史觀念：哲學史的內在邏輯必然性不再以“人類精神”或“世界精神”的抽像的自我認識來展開，而是以永恆的“哲學問題”來梳理，因而，哲學史在文德爾班這裡就變成了“問題史”。這是他對黑格爾哲學史所做的一個偉大的改造。
“問題史”的做法一直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現代詮釋學大師伽達默爾特別強調哲學及哲學史的研究遵循的是“問答邏輯”，實際上就是文德爾班“問題史”方法的具體應用。我們研究哲學，是以那些令我們“驚訝”的“問題”所引導的，我們去閱讀古代的經典，實際上就是去追問某一個問題的答案；“經典”以其獨特的“問題”把我們吸引過來，它也是以其“問題”向我們“敞開”，我們帶著自己的“問題”進入經典之中，實際上就是以“問－答”方式，同經典中沉默的哲人進行“對話”。“對話”讓“經典”活起來了，實際上是我們的閱讀對話讓哲學的意義在我們當下的生存處境中產生出來的過程。哲學的問題史以對話的邏輯既保持其經典的深度，同時每時每刻對我們的當下產生影響。
這樣的哲學史就不再是黑格爾所批評的那種死人的戰場，而是活的思想和精神的釋放和誕生。於是，哲學史纔真正產生出哲學本身的意義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