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言
諸君手上的這本《犬儒主義》出自安斯加爾·艾倫筆下。至少在中文世界，艾倫博士並不是一位為人所知的學者，所以似乎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他的基本信息。艾倫博士於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育學院任教育學講師一職，負有指導博士生的職責，同時擔任高等教育學院高級研究員。他在大學中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教育史》《教育哲學》《教育與教育研究關鍵論題》和《全球化與教育》。艾倫博士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教育哲學方面。他通過將“教育”理解為一種關於“社會人”（西方式的主體性）的生產機制，專注於追蹤它那紛繁復雜的歷史脈絡，關注它內在蘊含的種種矛盾衝突。尤其是通過將古代犬儒主義視為一種“教育哲學”，艾倫博士反思並批判了西方式教育傳統，展望著另一種教育模式的可能性，期待著對“成為人”這一理想的全新理解。他與本書相關的作品還有《犬儒式教育者》（The Cynical Educator）、《良性暴力：在理性時代之中並超越於它的教育》（Benign Violence: Education in and beyond the Age of Reason）、《教育與哲學導論》（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等。
由此看來，艾倫博士的學術背景是教育哲學，他並非哲學史方面的專門家。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本《犬儒主義》是跨界的玩票之作。的確，本書不能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史學術專著，作者對原始材料的處理和解讀高度依賴相關專家的研究著作，在理論分析框架上也直言受惠於米歇爾·福柯和彼得·斯勞特戴克。但這並不減損本書的學術意義與理論價值，因為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還原”犬儒主義的所謂“真面目”，而在於“激活”犬儒主義這一源遠流長但始終晦暗不清的思想潛流的“真精神”。作者的目標讀者並非哲學專家，而是擁有智識興趣的普通人；並非被理論態度支配的專業人士，而是對思想和反思抱有熱情的你、我、他。
的確，犬儒主義與犬儒首先是一種古代希臘哲學的現像。錫諾普的第歐根尼及其追隨者們因其生活與當時社會的文明教化格格不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行事不顧禮義廉恥，因此被加上了“狗樣”（古希臘語kynikos，一般英譯為dog-like）的稱呼。這就是“犬儒”之名稱的由來。這裡需要做一點特別說明：盡管和我們一樣，古希臘人對“狗”有各種看法，但犬儒派的“狗樣”所強調的，是這群人和狗一樣全然服從自然衝動的支配，不顧習俗所要求的基本行為禮儀，在大街上“如狗一般地”處於“野生”狀態。在古代希臘人所起的“犬儒”這個綽號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意味，但恰恰沒有“卑躬屈膝”和“搖尾乞憐”。一個著名的段子諸君都耳熟能詳：當世界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試圖向第歐根尼施恩，哲學家的回應不過是讓權力者走開，不要擋住陽光。這一則逸事，連同古代犬儒派其他成員的基本資料一起，被記載在第歐根尼·拉爾修的《名哲言行錄》之中。
以第歐根尼為代表的古希臘犬儒派追求的並不僅僅是服從自然的召喚，他們並不是古代的“天體運動”倡導者。眾所周知，“自然”與“人為”兩分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區分之一。犬儒派的真實目的是試圖揭示文明這一人為之物背後所依賴的自然之物。通過揭露文明的矯飾偽裝，在祛除了“人為的”扭曲之後，人之真正的德性纔得以顯露出來，並保持“自然的”純潔。毫無疑問，權力、制度、體制，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勢、財富等等，這些東西對於犬儒派而言，是需要盡早拋卻殆盡的污垢。
可想而知，即使是古代希臘人，對這樣的哲學和哲學家，也隻是勉強容忍。當古代哲學的黃金時代過去，哲學從它激情的創造時代轉入由傳承與注疏為主導的體制化階段，犬儒派的命運就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哲學史的編纂者們未必擁有官方身份，但思想上終究站在建制這一邊，將守護文化與文明不自覺地等同於維護建制。對他們而言，犬儒派是一個巨大的難題。第歐根尼的形像過分特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與蘇格拉底的形像雙峰對峙，共享從古代哲學黃金時代折射而來的榮光；而同時代的犬儒派則類似於康德筆下的“遊牧民”，不知疲倦地衝擊著文明建制的根基，試圖將一切文明與文化的成就碾成齏粉，讓人類重返蠻荒。因此，主流派哲學史家與哲學家共謀，制造出了一種兩分：第歐根尼及其徒子徒孫乃是“名哲”，深具教養卻有意“呵佛罵祖”，乃是真正的哲學家；後世的犬儒派不過是與下層平民混跡在一起的混混，是不知廉恥的街頭煽動者和活動分子。通過這一區分，“真正的犬儒派”被塑造為有意通過離經叛道式的生活來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哲學真理的人。在看似離經叛道甚至放蕩不羈的生活中，理想的犬儒要保持身心的完全純潔。他的所有舉動，不過是一種哲學表演，是一種公眾教育。因為他繼承著蘇格拉底以來的哲學理想——哲學家是公民的教育者，盡管這個教育者比蘇格拉底這樣的慈父式嚴師要苛刻得多，也刺激得多。
不管“真正的犬儒”“身心純潔”這種說法有多少問題（畢竟聽上去不僅像禪宗甚至還像密宗教法），但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後世自我定位為犬儒的人多多少少繼承著這一身心純潔的理想。尤其是近代以來，與現代性的一般傾向一致，純潔也被內在化了——盡管我同流合污、缺乏勇氣、精致利己，但我內心對那些如此這般的人（特別是要包括我自己！）表示不屑，這正是終的內在純潔之標志。這就是現代犬儒主義，也是“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詞義的落實之處。
艾倫博士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區分，即“古代犬儒主義”（Cynicism）和“現代犬儒主義”（cynicism）。這個用首字母大小寫來進行的區分無疑是原創的，但也並非異想天開。德國學者尼許斯-普勒布斯廷（Niehues-Pröbsting）就通過Kynismus和Zynismus這兩個有著首字母差異的德語詞來分別指代“古代犬儒主義”和“現代犬儒主義”。彼得·斯勞特戴克也采取了相同的處理方式。作為譯者，我能理解英語無法利用德語所具有的這種便利，但首字母大小寫的處理方式在行文中難免引起混淆，尤其是在討論“一般犬儒主義”這種跨歷史主題的時候。
事實上，“現代犬儒主義”這一現代性伴生現像是艾倫博士關注的重點。與之相比，“古代犬儒主義”不過是作為歷史演進的脈絡被提供給讀者的。這與本書的章節篇幅安排無關，在閱讀文本的時候可以明顯地感知到作者的意圖與激情之側重所在。追隨著艾倫博士所指引的線索，大致上可以說，犬儒主義從其古代形態到現代形態的轉化過程中並沒有明確的轉折點或標志性事件。現代犬儒主義固然不是從被裝扮為哲學教師典範的、業已被理想化了的形像中誕生的，但也不是從被污名化了的、被認為是混混式的街頭煽動者之怨恨之中發源的。並不存在延續千年的怨念傳承，被傳承下來的，除了被共享的名字之外，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心態——在希求認同的焦慮與深深的失望之間反復搖擺。可以看到，包括第歐根尼在內，古代和現代的犬儒在內心中都深深信任著他們所身處的文明。第歐根尼從異邦來到雅典，並將這裡作為他的根據地與終焉之所。他沒有去波斯，更沒有去色雷斯。同樣的，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的現代犬儒，也在周一的清晨，伴著鬧鐘起床，老老實實去上班。犬儒之所以為犬儒，而不是革命者或宗教家，就在於他們不僅與同時代的社會建制相安無事，而且歸根到底依附於此。但他們未能充分認同這一建制，或者說得更好一些，這一建制沒有給予他們以足夠的承1世紀來自科林斯的德米特裡烏斯在無意中洩露了犬儒派的秘密心態——當羅馬皇帝試圖贈送他一筆金錢之時，他拒絕道：“如果他想誘惑我，他應該將整個帝國都給我。”這句話不僅表達了哲學家的高傲，也表達了哲學家的要價。因為這一要價無法被接受，這位哲學家隻能繼續做他的犬儒。
我們可以看到，從古代形形色色的犬儒派到早期現代玩世不恭的知識分子，再到當代的憤世嫉俗者，他們所共有的是對權力與體制的怨恨。之所以是怨恨，是因為他們絕不會決然與體制相決裂，而是依附於身處的體制之中，然後以自己的智識水平為傲，覺得自己可以洞察體制的整體運行和體制內個人行動的真實邏輯，進而基於此種洞察，對互動的雙方（體制和自己）都報以深深的蔑視。其實我們應該都很熟悉這種形式的怨恨：在匿名化的社交媒體上冷嘲熱諷，在真人出場的現實場景中唯唯諾諾；以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為自豪，以苦心經營私人生活為追求。“鍵盤俠”“樂子人”，現代犬儒不僅就在我們身邊，甚至可能就是你我他，是這個時代的“常人”。
我們今天閱讀關於犬儒主義的著作，除了哲學史的理論興趣之外，關鍵在於提供一個契機，去思考如何定位我們自己。在我看來，艾倫博士過分樂觀，試圖在現代犬儒主義之中尋找積極的革命性因素，試圖通過廣泛團結和首創精神來使得現代犬儒主義成為某種人類解放的助力——哪怕是一種消極的內心抵抗力。但很不幸，西方世界之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犬儒主義並不會擁有撕開鐵屋子的能力。鐵屋子的自我崩潰的確與犬儒主義的腐蝕作用有一定關繫，那是因為權力者自身也被腐蝕，從而動搖了自我保衛的意志與決心。但讓鐵屋子崩潰的那一擊，從來就不是無法協同行動的犬儒派能完成的，不論是古代犬儒，還是現代犬儒。而且在崩潰之後，如何纔能真正實現解放，而非陷入更大的虛無泥潭，以致建造起來一間更大更牢固的鐵屋子，這一無比艱巨的任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團結一致，持續奮鬥。這更不是犬儒主義能承擔的歷史重任。
或許魯迅先生這段話是對現代犬儒主義好的回應：“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的光。”
後，感謝諸君的閱讀，希望諸君能在本書中有所收獲！
倪劍青
2022年8月
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