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一些新編碼（code）會出現，但人們進入一個匿名程序後，那些建立在身份、識別、族名（nomen），即部族（nomos）的所有編碼基礎卻消失了。

為了看見新鮮事物，就應當抵制一種誘惑：把幽靈般的溝通看作一種部分的、不完整的溝通。幽靈般溝通的他者、的對立面會是什麼呢？我們可能覺得是兩個很親密的人之間的面對面、身體對身體，人們稱之為一種真正的、的溝通。實際上，這並非幽靈般的他者，因為如果二者之間一切都被分享、一切都是共有的，那就再也沒有溝通了，溝通在一種太深的親密中消失了。這裡有一個經典的疑難：溝通所追求的東西也正是使溝通消失的東西。換句話說，一切溝通都建立在與自身相對的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區分之上。正因為如此，溝通從一切形式的距離設置、獨特之處以及所有不理解與誤解的風險中得到滋養。科技進步將溝通從現實中去除，使之幽靈化，這讓溝通更復雜、更豐富，又隨處蔓延，這點不足為奇。幽靈般的溝通可能實現理想化的溝通：增加距離設置。這讓我們對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更加明白了：匿名與失範之間的關繫。

從傳統溝通出發以觀察匿名是如何被引入的。這是完全一具身體的共同出場來鋻別的溝通。顯然，通過信件或電話的溝通中，身體是缺席的，但在一個拒絕混亂的社會裡，即使是這種情況也嚴格遵守鋻別儀式，這儀式甚至已經被仿制到面對面溝通上。寫信要有一個寄信人和一個身份明確（鋻別過的）的收信人。會有一些規則，一些甚至不太流暢的禮貌慣用語。這種傳統的書寫溝通因此完全服從於強勢文化表像的受限結局。用電話溝通同樣如此。電話被自身的許多科技潛力大大枯燥化、曲解化。它的生存起源於逆退式的想像，即一切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發生，如同人們當時就是面對面的。有人會說電話已經夭折了。這種裝置隻有在以好的方式使用時，纔是可想像的，比如說有用人可以去答話，去作為中間人，將年輕女孩甚至已婚婦女和這個能夠允許未馴化的社會性入侵的工具隔開。電話就此失勢，接著按照社會的強勢之物將自己儀式化。寄信人身份的匿名尤其是被嚴格禁止的。一開始有可能的三人間的同步溝通沒有被保留下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有潛力的技術就這樣被棄置了。

相比之下，書籍或者報紙早已引入了匿名，或者說單邊的匿名，因為這裡的收信人不再能被鋻別。這種輻射溝通的形式下，匿名的、未知的、沉默的讀者是大眾的代表，是所謂公眾觀點的代表，確切來說，這種不被公開的觀點，在社會溝通領域占據了一個重要且全新的地位。我們可以想想法國16至17世紀的書，尤其是所有批評家（也可以加上新教徒，他們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名字發表作品）的書，我們會注意到這種形式的出版，建立在大眾匿名，甚至雙邊匿名的基礎上。

隨著廣播、電視、電影的誕生，這種輻射溝通的形式將變得越來越普遍。這種情況下，發射器（信息發送者）似乎被很好地鋻別了。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在播音室或相機前的人，我們隻認得他們的聲音或臉。他們也處於一個幽靈般的位置。這些輻射的媒體已然加快了文化的改變，加快了極其片面的溝通的接受。

二十年來，未被曲解化、枯燥化的科技潛力催生了新的實踐，或者說舊實踐的新狀態。這意味著作為匿名信、塗鴉還有大字報特點的鋻別丟失了，這一丟失突然終止了一個或因特殊而邊緣的、或道德上被譴責的處境的構築。甚至有時候產生了反面效果。給出名字是被禁止的。我尤其想到其中一個實踐，那是民用頻段（Citizen Band）的應用。起初，規則規定介入的人不提供姓名和地址。另一種更為古老的應用也是如此，即電話“網”，它源於一個科技缺陷，但接著在某些實驗性的場景下，它在電信的一般管理方針下，在制度上被組織起來。

因此，“民用頻段”、電話“網”都曾是溝通中全新之物的不連貫的、不重要的征候，而這種溝通是在法國計算機領域中突然發展起來的。人們處在這樣一種情況中：陌生人輕聲對陌生人說著話、互吐心事、創造著角色與故事，在這裡匿名是規則。事實上，那不能算的匿名，倒不如說是異語同義詞或筆名。這是一種約定，有時用很有意義的筆名代替的匿名，正是這種全新的約定得以中止日常禮貌的老規則。從這個角度看來，可以說匿名正在面向某種失範的形式，因為某種虧蔽致使禮貌的日常規則正在消失。可能更普遍看來，這種匿名正開始一種中斷，這一中斷將讓主體不僅與自我感受，而且與社會環境甚至與整個現實分隔開來。這一中斷會去支持想像的自由，並終承認一切幻像。也許這不是對他者、他處，更是針對自身；也因此與社會裝置相比，匿名更是一種解放想像之物，從而與自身拉開一段距離的方式。

然而，將匿名化約為這種想像的自由或許是個錯誤。誠然，越少的鋻別允許越多的違犯；的確，一些不可見的網絡終隻是削弱了共同體社會的控制；以同樣的方式，人們從鄉村來到城市，受到更少的約束。因此從這點看來，人們將總是趨向都市變換的擴張。這種對匿名的探索，隔著距離來看，並沒有削減成如此。這同樣是一位像征裝置，它不僅允許主體來分離世界，而且也讓其肯定自己永遠對抗的世界。一邊分離，一邊肯定。

例如，匿名可以是再造和再現某個身份的手段。在社會衝突時期，一些大的國民企業裡，職工選擇匿名的媒介來逐個車間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一種匿名的聯結首先允許拉開距離，必要時讓工會失去信譽。匿名實在是一位能夠創造與建立一片空地的像征裝置。從這個角度看來，匿名實現了規避制度滿溢之處，並且如果條件良好的話，會出現一位新的重要公眾角色。為了避免在行動前說出自己的名字，為了讓每人參照自己與他者，自由下定決心，這一行動讓發言人與等級中的被遺棄者擁有一個身份，也擁有一個在規範和工會運動之外的公共計劃。這一具有創造性匿名的過程在我看來十分有意思。

更常見的，匿名是這樣一個裝置，它使得我們建構起如此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社會化的、功利主義的，因此部分是非人道的，同時它又是必然且宿命般的（社會的、科技的、經濟的世界），另一個世界是隱秘的、激情的、人道的，同時它既微不足道卻又必不可少。肯定這兩個世界是對每個個體的挑戰，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兩個世界無法類比：它們不僅與彼此相差甚遠，而且毫無關繫。這是一個日常挑戰，人們更習慣逃避或密謀，而非對抗，正因如此，我們擁有許多類型的擺渡人。首先是那些我們有時向之吐露困難的親近之人（父母、朋友），但相反，也有那些局外人（我們回到西美爾提到的這一角色）。局外人，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可能是偶然踫到的局外人，也可能是 “專業的”局外人。專業擺渡人的典型形像是醫生或精神分析醫師，這些人便是F. 佩裡埃（F. Perrier）命名的“他異性的公務員”。

與醫生溝通時，部分是匿名情況。事實上，多變的匿名在此處披上了職業機密的外衣，被法律或倫理所保障。如果對醫生說話時，我們說出自己的名字（當然不是必需的），幾乎可以確信這個名字在這一次會面外將被抹去。匿名，貌似在我們的表征中被拒絕，事實上卻在某些情況下被組織化、被合法化。在這些情況中，我們相信某人可以充當擺渡人的角色，同時試圖幫助您去解決兩個世界中的無非類比。

如今用來溝通（以及用來轉換）的機器衍生出一些不固定的網絡，彼此陌生的人幽靈般地相聚於此，有時處於這種擺渡人的角色（這是其中一種可能性，並非他們的角色）。他們可以借助彼此入門身份遊戲，或者說身份與主體間性的偽裝遊戲。在簡單的層面上，可能是探索話語自由的冒險，這種話語被一切外在控制的要求所剝奪，一種在謊言與真實中搖晃，將現實與虛幻混淆的不負責任的話語。這種情況下，追尋的不再是對他者的探索，而是對他者角色，以及我反之可采用的角色效果。這種偽裝隻出現在一種純粹的模仿中：“我”使得自己看起來成了他者。這是某些短信的情況：通過匿名或筆名，一些人給予自己本來沒有的社會身份、職業或性別。選擇一個名字，在屏幕和文字的保護下，他們能夠更自在地實踐一種“文本的喬裝打扮”，這一喬裝打扮被一種完美的安穩甚至某種天真所承擔。所有這些情況中，確認儀式的負擔減輕了，交流更加自由，可以形成在普通的限制性社會環境中無法想像的關繫。“省略身份，就像省略單詞末尾的字母一樣，有助於建立聯繫。”

我感覺這種膚淺無害的表像遊戲如同陷阱般對遊戲者打開。即使幽靈式的交流不會使人受到任何約束，但由於它被剝奪了真實性，甚至支持某種自身的缺席，在某些情況下，它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真實效果。這種言語不負責任，經常逆退，被抹殺，這種幽靈般的交流以潛意識的話語形式使他者在主體中出現。他可以是主體事實、他異性突現的精神助產術，卻是一種來自主體本身但是失真源頭的他異性的突現。這種情況下，幽靈般的溝通與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某些過程相距不遠。例如，巴林特（Balint）報告說：他的一位女患者是“言語磨機”，直到醫生在信中對她所講主題做了無關痛癢的贊美而改變了她的溝通狀態。如今的“言語機器”會引起相同的震蕩過程。這些機器給語言以遊戲，也因此允許各種各樣的遊戲，其中隻有他者喚起的在場充當了自我揭露的借口。

邁克爾·莫裡斯·巴林特（Michael Maurice Balint，1896—1970），匈牙利精神分析理論家；他創建了“巴林特小組”，小組以培訓和研究為一體的模式，探討醫患關繫中的主體間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