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序言

I    1992年11月18日

II   1992年12月9日

III  1992年12月16日

IV   1993年1月6日

V    1993年1月13日

VI   1993年1月20日

VII  1993年4月7日

VIII 1993年4月28日

IX   1993年5月5日

X    1993年5月26日

XI   1993年6月2日

XII  1993年6月9日

致謝

參考文獻

研討班目錄

譯者序

阿蘭·巴迪歐是享譽全球的法國當代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是繼拉康、福柯、德勒茲、德裡達、利奧塔等人之後，法國知識分子中不容忽視的存在。他於1937年出生於摩洛哥拉巴特，於19歲赴巴黎高師學習哲學。畢業後，他起初在一所高中教授哲學課程，隨後赴蘭斯大學、巴黎八大任教，並成為巴黎高師名譽教授。自1966年起，巴迪歐便開始以“研討班”（séminaire）這種自由、實驗的形式對諸多哲學問題進行探討，涉及主題包括：“一”“無限”“存在”“真理”“主體”“愛情”“政治”“反哲學”，等等。2013年前後，法雅爾（Fayard）出版社開始將他1983年以來的研討班內容集結成冊並出版，其中一冊便是《尼采：反哲學》。

本書共十二個部分，按照“研討班”的討論順序進行排列，所討論的主題正是：尼采。巴迪歐把尼采歸入“反哲學”繫列，同樣被歸入該繫列的還有維特根斯坦、拉康等。不過對巴迪歐而言，以尼采為研討主題並非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而是“源自一個可被視作‘純粹’的決定，由此產生的結果超出了我在總體計劃中對書籍的分類”（本書序言第7頁）。尼采在法國20世紀思想領域的影響深遠，1972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塞利西（Cerisy）研討會更是確立了尼采在當代思想領域中無法比擬的至高地位。不過，面對這份關於尼采的狂熱激情，巴迪歐始終保持著審慎的距離。這是由他自身思想的內部結構所決定的：巴迪歐始終堅稱自己是柏拉圖主義者、師承薩特並且想要通過拉康、革命和數學來重塑當代形而上學，尼采無疑位於其思想體繫的相反面。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巴迪歐否認尼采思想的價值，而是意味著，在他原有的思想體繫內，他不知該拿尼采怎麼辦。如果說對於西方哲學史而言，尼采更多表現為一個“例外”，那麼對於巴迪歐而言，以尼采為研討對像亦是其思想軌跡的一次“例外”。終，正是通過“研討班”這種相對松散、自由的形式，巴迪歐得以在他的總體計劃之外，在那個年代有關尼采的一切贊譽和詆毀之外，去走近那個曾在字裡行間中讓他感動不已的“尼采”，走近那個在晚年不斷奔向“瘋癲”的“尼采”，走近那個終更願意“成為巴塞爾的教授，而不願成為上帝”（本書序言第12頁）的“尼采”。

那個年代，尼采被“強力意志”“永恆回歸”“超人”等概念所籠罩著，但巴迪歐眼中的“尼采”依舊令人陌生。那是處在“斷裂”“瘋癲”與孤獨中的“尼采”，是在陷入“瘋癲”前夕，還想著要“將人類歷史一分為二”的“尼采”，是“書寫了《瞧！這個人》《尼采反瓦格納》甚至還有《偶像的黃昏》，還留下了那些署名為酒神、耶穌基督甚至阿麗亞娜的晚年札記”（本書序言第11頁）的“尼采”。終，正是以1888年這個讓尼采陷入“瘋癲”的關鍵年份為切入點，並以尼采的晚年著作為依托，巴迪歐得以將“斷裂”與“瘋癲”本身置於尼采思想的核心深處，並以此為出發點對尼采思想的本質意圖及其早期作品的相關概念進行重新審視。

在此基礎上，巴迪歐針對尼采提出了三大問題。個是核心問題，關乎哲學之所是：“在何種意義上，尼采是一位哲學家？”“為了能夠宣稱尼采是哲學家，哲學應該變成怎樣？如果尼采是哲學家，那麼對哲學而言，將產生什麼後果？”（本書第1頁）在對核心問題的討論中，巴迪歐確立了帶引號的“尼采”，亦即作為文本內部結構的“尼采”，作為“所有名稱的名稱”或者“命名”本身的“尼采”，與文本本身以及真理之間的關繫，並由此得出了這樣一個“尼采”所蘊含的“反哲學”特征。第二個是歷史問題：“在何種程度上這個世紀是尼采的世紀？”“這個世紀是否出現了在本質上屬於尼采的東西？” （本書第2頁）在巴迪歐看來，尼采遺留給20世紀的是一個行動，即“將人類歷史一分為二”的行動，巴迪歐將之稱作“原型政治”行動。該行動的關鍵並不在於海德格爾所理解的“重估一切價值”，或者用另一個至高權力代替舊的至高權力，而在於通過將“人類歷史一分為二”，從而對“無法評估”的“生命”和“生成”言說“是”。如此言說的“是”也並非內嵌於德勒茲所理解的生命的積極/反動力量平衡中的一極，而是意味著某個事件性的行動以及在這個行動中所產生的某個“斷裂”，從而實現在星星的碎片上，“構建了一個宇宙”（本書第194頁）。後一個是類屬問題，探討的是藝術的生發問題，亦即哲學與藝術之間關繫的性質。從尼采所提出的哲學家-藝術家類型出發，通過對尼采所說的“悲劇”範疇的分析，以及對尼采和瓦格納之間論戰的詳盡解讀，巴迪歐發現了偉大藝術與現代性的不相兼容性，並由此出發，進一步思考在哲學與藝術的三大聯結（辯證聯結、古典聯結與浪漫主義聯結）之外，哲學與藝術之間某種全新關繫的可能性。

“審慎”與“真誠”是巴迪歐面對尼采的基本態度。這本書不是對尼采的頌歌，沒有任何將尼采塑造為哲學英雄的企圖，有的隻是極盡詳細的文本分析，以及嘗試捕捉到某個處在“瘋癲”邊緣處的易逝的“尼采”形像的不懈努力。在整個過程中，巴迪歐從未嘗試將尼采置於某段或明或暗的哲學史中並為其找到相應的位置，也從未表現出將尼采並入自身思想體繫的企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將此次研討班以及本書視作一個實驗性的空間，一個讓作為純粹“讀者”的巴迪歐與作為文本“作者”的尼采得以相遇的空間。正是在這個空間，巴迪歐得以讓自己的思想與尼采的思想踫撞出火花，由此在讓某個獨特的“尼采”形像顯現的同時，讓自己的思想發生細微的偏移與改變：在談論尼采的“反哲學論題”時，巴迪歐不忘以自己之名提出相應的“哲學論題”；在談論尼采作為“原型政治”的哲學行動時，他也不忘將之與“事件”“革命”等他經常探討的主題結合起來思考；在討論哲學與藝術之間的關繫性質問題時，他更是進一步提出了“藝術構型”這第四種聯結的可能性，由此奠定了他將藝術視作一個真理進程的基調。

總之，本書不僅有望為我們呈現出一個作為“悲慘而又決絕的反哲學王子”形像的尼采，而且有望讓我們在其中看到巴迪歐眾多思想的復現、萌芽與發展。此外，在探討問題時，巴迪歐始終保持開放性態度，避免給出確切性結論，這也將為讀者留下廣闊的思考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