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就是綿延不絕的中國傳統文化不斷創造、不斷生成與不斷發展的歷史。數千年的中國古代傳統義利之辨，從倫理道德領域發展到現實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深刻地塑造著傳統文化這一特征。所謂“義”是適宜、恰當的意思，也就是人們在思想和行動中遵循的合理的行為標準及意識。“義者，宜也”孟軻. 大學·中庸［M］. 高山譯注.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107.，“義，人之正路也”孟軻. 孟子［M］. 弘豐譯注.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6:154.，說明“義”作為道德原則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利”原指使用農具從事農業生產以及采集果實或者收割成熟的莊稼，後來引申為利益、功利之意。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88.從內涵來看，“義”和“利”都屬於倫理道德的範疇，“義”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為人的應然之則；體現在外部客體上的欲望與追求，使自己的物質需要現實化，這種關繫就是“利”。義與利作為對人類活動的目的、方式和結果的描述及認識，反映了人類對精神價值和物質價值的追求，構成了義利觀的基本內容。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道德準則與物質利益關繫問題（義利關繫），即“義”與“利”孰先孰後、孰輕孰重；二是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關繫問題（公私價值觀），即是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還是整體利益服從個人利益。在儒家思想中，“義”主要指一定社會的道德原則，“利”一般是指個人的私利。羅國傑. 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卷［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7.義利觀與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有著深厚的淵源，是聯結社會政治、經濟關繫以及倫理思想觀念的橋梁。義利問題和義利關繫是古往今來中外許多倫理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都共同關注並有興趣的課題，可以從多學科層面予以觀照把握。它本質上屬於一個倫理學問題，但是由於倫理道德本身的滲透性和社會影響而與經濟、政治、文化發生了為密切的關繫，融入並作用了社會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義利觀，也應該從社會生產方式以及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的變化發展中去探尋和理解。義利觀屬於上層建築中的社會意識形態範疇，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在義利關繫問題上，不同時期的人們曾經也有各自的主張，並形成了不同的義利觀。它們在某個特定時期的命運及其變化，都有其歷史軌跡可循。義利觀根源於社會基本矛盾，主要是受生產關繫的制約。因此，隻有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纔能理解義利問題的產生和解決，纔能理解不同時代義利觀的區別和演變。唯物史觀認為，社會變遷取決於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生產關繫的變化反映在階級關繫上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儒家義利觀與封建自然經濟相適應，是大一統封建專制主義在經濟倫理上的價值取向和原則。近代中國雖然開啟了傳統義利觀轉型的序幕，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轉型是不徹底的，特別是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和基本矛盾，決定了傳統義利觀的轉型隻是初步的。改革開放以來，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邁入市場經濟時期，如何吸收、融合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倫理原則，批判、繼承和改造傳統儒家義利觀，確立和形成社會主義新型義利觀，成為中國學術界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研究對像和研究思路
中國傳統義利觀植根於中國古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是在中國歷史上逐步形成的關於社會道德現像的繫統化、理論化的思想，體現了中國古代先賢獨到的道德智慧和思想境界。義利觀是歷史形成、發展和演變的，全面深刻認識義利問題，應當堅持義利觀與歷史觀的統一。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生產關繫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深層的規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歷史上出現了不同的生產關繫和社會制度。義利觀屬於社會意識形態的範疇，要與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相適應，受到社會經濟政治狀況的制約。人們在一定歷史環境中的特殊生活條件，會造就互不相同的具體利益，並由此產生各種各樣的價值目標。在義利關繫上，人們曾經持有不同的主張，並形成各自的義利觀，它們在某個特定時期的命運及其變化，都有其歷史軌跡可循。中國傳統義利觀的演變，是由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狀況以及由此產生的各階級的利益衝突決定的。古代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狀況也是儒家義利觀演變的主要原因，儒家義利觀的邏輯演變經歷了提出與形成、確立與完善、深化與成熟、反思與突破四個階段，分別按照重義輕利、貴義賤利、尚義反利、重義尚利的義利思想邏輯演變。從歷史事實來看，儒家義利觀的這四次演變恰恰是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變革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秦漢隋唐時期、宋至明中葉和明末清初時期。義利觀是經濟倫理的核心範疇之一，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領域中存在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如何處理義利關繫問題，一定社會的道德風尚或道德狀況總是首先借助於人們對義利問題的認識和對待而展現出來的。義利觀以其特有的統攝包容性和辯證內在機理，突顯出道德哲學深刻的意蘊內涵，同時關涉個體的身心發展和社會進步，還具有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和人生哲學等多學科的豐厚意義。義利觀作為對人類活動目的、方式和結果的表現、描述及認識，反映了人類對精神價值和物質利益的不懈追求。義利觀作為一種倫理道德學說源遠流長，貫穿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史，經歷了春秋、戰國、秦漢、隋唐、兩宋、明清等發展階段，其中先秦和宋明時期是“義利之辨”的論辯高峰。春秋戰國時期的義利觀構成“百家爭鳴”的重要內容，儒、墨、道、法等各派的義利思想異彩紛呈，其中先秦儒家義利觀對後世的影響，意義深遠，此後形成了兩漢、隋唐、宋明、明清之際的儒家義利觀。歷史的長河時而浪濤洶湧，時而靜水細流，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歷史悠久，綿延至今。在社會和文化發展上，儒家義利觀一如既往地受到人們的密切關注，貫穿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展現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經過持續地積累沉澱，內化為人們認識、改造主客觀世界的深層意識，對中華民族基本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形成產生過深刻影響。
二、研究現狀及研究綜述
義利問題是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的核心問題，也是古往今來人們一直討論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研究課題。國內外關於儒家義利觀演變的研究從多個視角展開，並具有一定的深度。
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大綱》第四篇中的“義與利”章節和《中國倫理思想研究》第七章的“義利之辨與理欲之辨”，對義利問題作了詳細闡述。他對義利問題的闡述是將義利之辨納入整個倫理思想史研究之中，即借助對義利問題的研究來闡述整個倫理思想的生成和發展，在論述倫理思想方法的同時，對儒家義利觀進行了論述，這種相互激蕩、互為補充的關繫，既宏大敘事，又相互論證，值得頌揚。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從中國哲學思想和理論的高度以及各學派的相互關繫闡述了中國傳統義利觀，將義利問題以時間和哲學家為主線全面展開，將哲學史與哲學家融為一體。錢穆的《中國思想史》、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等都是運用這一方法進行闡述義利觀的。汪潔的《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研究》闡述了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的變培的《中國倫理學史》、羅國傑的《中國倫理思想史》、朱貽庭的《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郭齊勇的《中國儒學之精神》、瀋善洪和王鳳賢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繫統闡述了中國倫理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基本內容、基本特點和研究方法，從而詳細闡述了義利問題。黃俊傑的《孟學思想史論》中的“義利之辨及其思想史的定位”，就是在研究孟子哲學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將儒家義利觀與孟子的仁政思想、性善論、生命觀和群己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將儒家的義利思想納入整個哲學思想體繫進行考察，通過孟子哲學思想的研究而展開對儒家義利觀的闡述。就是說，將儒家義利觀融入孟子哲學思想的具體研究之中，對孟子哲學思想的具體問題與其他論題的相互聯繫進行全面探討。從孔子哲學思想到孟子哲學思想，再到荀子哲學思想的闡述，層層遞進，以點帶面，將儒家義利觀理論前提和思想依據展現出來，為更加詳盡地研究儒家義利觀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和視角。還有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徐復觀的《中國人性論史》、胡寄窗的《先秦儒家的經濟思想》、趙紀彬的《孔墨顯學對立的階級和邏輯意義》等著作和論文屬於此種方法論述義利思想，就是分別從學術問題出發引出對儒家義利觀的闡述。萬俊人的《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章海山的《經濟倫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思想研究》、餘達淮的《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徐強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吳兵的《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從唯物史觀的角度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並對義利問題進行了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論文和著作都比較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葛榮晉在《中國哲學範疇通論》中指出，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具有一套獨特的哲學範疇體繫，引出對義利問題的闡析，將義利當作中國哲學的一對特色範疇。他認為，義利包括兩層含義，即動機與效果的關繫、道德行為與物質利益的關繫，並將義利之辨分為義利對立、義利合一和義利兼顧三派，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正統學派始終在中國古代占統治地位，“貴義賤利”是其主流思想。此外，國內外也有將義利作為價值範疇進行研究的方法，就是從價值論的視角對義利問題進行研究。趙馥潔的《中國傳統哲學價值論》、王中江主編的《中國觀念史》都是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對儒家義利觀作出解析。王澤應在《義利之辨與社會主義義利觀》中對義利之辨過時論的觀點進行了批評，認為義利之辨是中國自古以來非常重視的倫理思維活動，並探討了義利之辨與社會主義義利觀的相互關繫。劉舸在《義與利的本質和目前我國義利觀建設的根本原則》中指出，義利問題應該放在具體時空中探討，而不能停留在抽像理論層面論述。羅國傑的《論新時期的義利觀》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義利觀的正確性體現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統一，個人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在《義利之間——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之演變》（張傳開、汪傳發）和《義利觀研究》（呂世榮、劉像彬、肖永成）中，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具體分析，揭示了中國傳統義利觀的基本特點及其演變規律。王澤應的《義利觀與經濟倫理》和《義利並重與義利統一——社會主義義利觀研究》、黃亮宜的《社會主義義利觀——面向21世紀的價值選擇》論述了傳統義利觀的發展演變，闡析了社會主義義利觀的形成機制、科學內涵、遵循原則和價值導向。
此外，宋希仁主編的《西方倫理思想史》、萬俊人的《現代西方倫理學史》、喬洪武的《正誼謀利——近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徐大建的《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史》較詳盡介紹了西方倫理思想的歷史淵源、發展進程及現代理論形態；魏悅的《轉型期中國市場經濟倫理的建構——中西方義利思想演進之比較研究》、郝雲的《利益理論比較研究》主要通過中外義利思想、利益理論的比較論述了以經濟利益關繫為主體的義利關繫和義利問題；王偉光的《利益論》就利益範疇的歷史、理論和現實進行了繫統而全面的闡述；譚培文的《馬克思主義的利益理論——當代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劉湘順的《馬克思利益關繫理論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從利益關繫方面對利益問題進行了繫統闡析。國外略有關於儒家價值觀的研究，但未檢索到關於儒家義利觀發展演變的研究成果。
這些研究成果不僅開闢了義利觀研究的先河，為後續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資借鋻的素材，而且確定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義利觀的邏輯演變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限於視角、觀點、資料、論證方式等原因，已有的成果尚存某些不足，特別是從唯物史觀視角解讀儒家義利觀邏輯演變的研究成果欠缺，現有儒家義利觀的著作大多屬於斷代性、個案性研究，繫統而全面的研究還不夠，有關儒家義利觀的論述多見於思想史、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中，從唯物史觀視角進行探索和創新的論著數量有限（通過文獻檢索，很少看到有從唯物史觀視角解讀儒家義利觀邏輯演變的文獻資料）。上述存在的問題，正是本課題選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創新之處。
本課題試圖從唯物史觀的視角出發，在中國傳統義利之辨基礎上，探究儒家義利觀從萌芽、形成、發展、興盛再到轉型的各個歷史時期的邏輯演變，以揭示儒家義利觀的唯物史觀特質，為建構適合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德體繫提供參考資源和借鋻。本課題從三大方面展開論述：其一，梳理剖析儒家義利觀的邏輯演變，以期加深對儒家義利觀實質的認識和理解；其二，從唯物史觀視角分析儒家義利觀的歷史發展邏輯，揭示其中所蘊含的唯物史觀理論特征，從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提供學術參考；其三，深入闡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義利思想，為儒家義利觀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思想基礎。這三個方面相互影響、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