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言

原  序

本書引用康德著作縮寫表

導  論

儒家與自律道德

孟子與康德的自律倫理學

再論孟子的自律倫理學

孟子的四端之心與康德的道德情感

從康德的“幸福”概念論儒家的義利之辨

從康德的實踐哲學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從康德的“道德宗教”論儒家的宗教性

餘  論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原序

……

今天是西方文化當令的時代，無論我們願不願意，都得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而無由回避。在筆者心智開始成長的階段，我們的知識界彌漫著一股強烈質疑並反對中國傳統的風氣，知識分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續影響下，毫無批判地向往西方文化。但在筆者今天看來，當時知識分子心目中的西方文化往往不是真實的西方文化，而隻是其補償心理的投射下的產物，故不免是片面的、一廂情願的。筆者當時在心智尚未成熟的年紀，已隱約對這股風氣感到不以為然，但因學力與識見之不足，亦無法確切指出其問題之所在。其後筆者偶爾讀了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深為所動。此書令筆者大開眼界，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在西化派的質疑與批評下並非毫無招架的餘地，反倒有許多值得保存與發揚的價值。梁先生在當時一片反傳統聲中，能堅持所信，異軍突起，實不容易，誠屬孟子所謂的“豪傑之士”。筆者因此發心探索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與內蘊，並以此為終身志業。今日筆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許多方面或許已超越了梁先生在此書中的見解，但對此書的啟發仍深懷感激之情，對梁先生的孤懷弘願亦長存敬佩之心。

其後筆者在大學時代接觸了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的著作，在研究所時代更有幸親炙牟先生門下，得以一窺中國哲學之堂奧。由於牟先生的教誨，筆者領略到：我們今日闡揚中國哲學，決不能回避西方哲學之挑戰；中國哲學不能停留在傳統的形態中，而須與西方哲學相照面、相摩蕩，始能開出新局面；而在這兩大傳統彼此會通的過程中，康德哲學據有一個關鍵性的地位。

牟先生這種看法曾受到許多質疑與批評。以他對儒家思想的詮釋來說，常受到的批評有兩種：有人認為牟先生將康德哲學的概念硬套在儒家頭上，其實是曲解了儒家。這些人一貫提出的問題是：儒家那有“物自身”、“自律”、“定言令式”等概念？反之，另一些人則認為牟先生所理解的康德是“牟氏的康德”、“英文的康德”，而非康德之原貌，譏其不通德文，無法對康德哲學作專家式的研究。提出種批評的人大概不了解概念與思想內涵之分別。譬如，傳統儒家自然沒有“自律”的概念，但這決不表示儒家義理中不包含康德以“自律”概念所表達的思想。我們在孟子的“仁義內在”說之中可見到康德的“自律”概念所包含的全部思想，這決不是比附。這類批評者有時故作學者的謹慎態度，以“不輕下斷言”的姿態自喜。若其說為然，則不但中西哲學不可能相互比較，甚至在同一文化中不同的哲學繫統亦不可能相互比較；因為在哲學的領域裡，不但每個繫統各有不同的概念，甚至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繫統中也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涵義。對於這類批評者，我們隻能要求他們深入了解儒家與康德的思想；透過深入的了解，不但可見兩者之同，亦可見其異。牟先生在其書中對儒家所進於康德者，有極透闢而周詳的分析，這決不是一句“硬套”或“比附”就能抹殺的。

提出第二種批評的人則不了解哲學思考與專家研究之分別，或者說，不了解康德所謂“理性知識”與“歷史知識”之分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方法論》中指出：一個人縱然學得某位哲學家（譬如吳爾夫）的整個哲學繫統，牢記其全部原理、解說和證明、甚至其整個繫統的畫分，而至了如指掌，仍隻能說是擁有吳爾夫哲學的“歷史知識”；因為這些知識並非由他自己的理性所產生，即非由原則所產生，故尚不是“理性知識”。若從“歷史知識”的角度來看，牟先生的康德學自然有所不足，但我們決不能以此抹殺他在“理性知識”方面對康德學的貢獻。提出這種批評者徒然斤斤於某一概念是否符合康德之原意，其實不知哲學思考為何物；更何況他們在歷史知識方面亦不見得超過牟先生！就康德對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哲學的了解而言，他大概不能成為休謨專家，因為他主要繫透過德文譯本了解休謨哲學。但誰能否認他在因果律問題上對休謨所作的響應是真正的哲學思考呢？當然，筆者無意否定專家研究之價值；反之，筆者亦反對有些人假哲學思考之名掩飾其基本知識之貧乏。一人而能兼備這兩項條件，固然是理想之事。但我們決無理由將哲學思考與專家研究混為一談，因為這兩項工作各有其軌範。

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在《超乎善與惡之外》（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一書中稱康德為“科尼希貝爾格的偉大中國人”，雖是戲言，卻也無意中道出康德與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哲學）在精神上的血緣關繫。本書也為這句話提供了一個腳注。因此，筆者要強調：若非牟先生的啟發，決不會有本書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