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1872—1970）在中國學術界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他曾於1920—1921年應邀來華講學，在九個月的時間裡，這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公共知識分子遊歷了大半個中國，發表了幾十場演講。
對於羅素來說，接受來華邀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想要尋找解決西方問題的答案。彼時的羅素在目睹了次世界大戰的殘酷，飽嘗了工業文明之苦後對西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並對西方文明產生了失望，於是他在1920年前往蘇俄深入觀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發展。考察完蘇俄當時的現狀後，他認為列寧的革命專政道路並不是人類未來的出路。因此羅素懷著對西方和蘇俄的雙重失望來華，期待從中國找尋新的希望。
1911年，清政府滅亡，終結了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次年建立了共和制，但輕易贏得的共和制度很快就名存實亡，國家陷入了無政府狀態。選擇什麼樣的制度重新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面臨的重要問題。1919年，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仍在艱難地為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尋找出路。結束外國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建立一個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呼聲日益高漲。彼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正在苦苦思考建立什麼樣的適合中國當時狀況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應該建立什麼樣的與之適應的文化，從而實現國家統一、恢復秩序以確保國家的現代化。對此問題，中國知識界也產生了嚴重分歧。而羅素這位哲人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來到中國，因此羅素來華後頗受知識界歡迎。
正因為羅素被認為是“世界哲學泰鬥”，國人對他訪華的期待甚高。羅素來華不久便很快發現，國人想聽的不是技術哲學，而是他對社會問題的見解和對社會改造的實際建議。為此，他改變了講演重點，提出中國應大力發展教育，培養有智慧和科學知識的“少年中國”，並著力發展實業，振興經濟。同時，他也深知自己無法給出確切的、令各方都滿意的答案。他在1920年發表的文章中承認，鋻於“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和困難性”，要在不懂中文的情況下介入討論是非常困難的。在後續的講演中，他也反復強調了自己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
實際上，羅素的中國之行不是單向的“刺激—反應”模式，羅素是帶著他自己的問題進入一個業已形成的“知識—派繫”的動態結構中，他在其中表述和修正自己的觀點。羅素的思想變化也取決於中國社會內部的問題，這是一個互動的關繫，他介入的是中國當時的政治格局、派繫之爭、文化論戰、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國向何處去的論戰等。不是一方影響了另一方，而是交互影響的關繫，這也是羅素到中國的初衷。本書的創新之處在於避開了傳統思想史的寫作方式，將羅素之行置於一個話語霸權的博弈場中，因此對羅素在華發表觀點的接受情況就顯得非常復雜。從文化和政治角度，在動態格局中研究羅素訪華是本書在前人成果上向前推進的部分。
研究羅素“中國之行”的中外論著甚多，但大多數文章僅僅將羅素的來華講學視為一個孤立的文化交往事件。而本書則建構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語境去呈現羅素思考問題的來源、對中國社會的觀察、羅素演講觀點在中國的接受，以及中國之行對他本人思想的影響，試圖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探討羅素對中國各方面問題的觀察和思考，並從譜繫的角度，將羅素的“開明專制”方案置於美國法學家古德諾（他先羅素數年來華並擔任當時的中國政府顧問）的“強化中央權力”理論與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關於“開明專制”和“建國”問題的討論之間，進行研究和探討。“民族—國家”這個核心問題在本書中起到了“敘述線索”的作用。
羅素的“中國之行”涉及“中國問題”的方方面面，然而在這一切問題後面存在兩方面基礎問題：一方面，由於清末以來中央權威的衰微和地方勢力的增大，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割據狀態；另一方面，由於晚清以來的西學運動以及後來的新文化運動在“全盤西化”名義下對中國本土倫理和文學的撻伐，造成離心力增強，國家認同發生困難。本書將羅素論中國教育、交通、工業等問題全部都納入“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敘事框架之中，使這些看似彼此獨立的方面在“民族—國家建設”的意義上獲得了一種深刻的關聯性，而這一揭示對我們今天理解各個領域的建設與民族—國家的建設和鞏固之間的關繫頗有啟示性。
1922年，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就曾預言：“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完全能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50年後，我國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撰文寫道：“英國哲人羅素50年前預見到我國的光明前途。”近100年後進入新世紀，中國成功走上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經驗猶如一座燈塔，昭告世人：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任何一個國家、一種文明，隻要找到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終究可以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同時，迎來民族發展的廣闊前景。這再次體現了羅素中國觀的智慧和預見性。
近百年前，親歷了一戰的羅素對西方文明喪失了信心，對人類的未來憂心忡忡。於是他來到中國，期待東方文明能夠挽救病人膏肓的西方文明。彼時的羅素是以一種深刻的歷史感與全球意識來看待中國問題的。他看到了當年這個閉關鎖國的文明古國在西方文明衝擊下的困境，但又指出，中國文明如果完全屈從於西方文明將是人類文明史的悲哀。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各有優劣，相互取長補短對雙方都有裨益，西方文明要借鋻東方智慧纔能免於毀滅的命運。他寄希望於中國能夠實現中西文明長處的結合，鼓勵中國人要敢於創造一種新的文明。盡管由於地域、時代及所處文化背景的不同，羅素對中國種種問題的論述仍有許多可取之處。重溫羅素當年給中國的建議和他具有超前性的深刻見解，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借鋻意義。
本書研究內容涉及文史哲，以及其他學科的一些基本問題，雖經反復斟酌修改，錯誤疏漏仍在所難免，懇請各界專家批評指正。另外，羅素的中國之行對其後來思想的發展和影響，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羅素對我國的態度一直十分友好，其自幼便從父輩的藏書中了解並向往中華文明，他曾於1922年表示“願為中國竭盡微誠”，也曾不斷撰文“為中國請願”。百年來，羅素的重要著作在我國已有多個譯本，深受我國讀者喜愛。2020年正值羅素訪華100周年、逝世50周年，謹以此書紀念百年前羅素的中國之行這段豐富的歷史，並向這位哲學泰鬥致敬！
劉檢2020年10月15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