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王制》（Republic）是蘇格拉底真正的《申辯》，因為隻有在《王制》中，蘇格拉底纔充分處理了由雅典對他的指控而強加於他的主題。這一主題是哲人與政治共同體的關繫。
蘇格拉底被指控行不義之事——不信城邦所信之神和敗壞青年。這些控告，不單指涉踫巧是一個哲人的蘇格拉底本人，還意味著譴責哲學活動本身——不單代表雅典城邦，還代表像這樣的政治共同體本身。從城邦的觀點來看，似乎有某種與哲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有關的東西質疑作為城邦法律保護者的城邦之神，從而使哲人成為一個壞公民，或者根本就不成其為公民。這樣一個人在城邦中的出現，以及他與有前途的年輕人的交往，使他成為一個顛覆分子。蘇格拉底是不義的，不但因為他違犯了雅典的法律，而且因為他明顯並不接受那些使公民社會得以可能的基本信念。
哲學如果想要被公民社會接納，就需要辯護。在蘇格拉底被審判時，哲學之於城邦是新異的，很容易就被壓倒。哲人得在城邦面前為自己辯護，否則，城邦盡可能激烈地阻礙哲學進入其中就會是正當的。蘇格拉底的審判是哲學的危機，哲學的性命危若累卵。與現代人可能傾向於相信的相反，哲學對城邦有益甚或無害，並非顯而易見。蘇格拉底通過如下事實表明這一點：他在《申辯》中盡心竭力，以使自己區別於其他哲人。他似乎同意：一個想要自己的孩子們關懷自己的城邦，是否應該允許他們結交哲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個問題。
城邦隻看見哲人明顯的無神論，以及他對年輕人的影響；詩人阿裡斯托芬在《雲》中嘲弄了蘇格拉底，並為他後來對蘇格拉底的官方控告鋪平了道路，展示了哲人何以是顛覆分子。他把蘇格拉底刻畫成一個“探察天上地下一切事物，並使弱的論證變強”的人。這一指控的意義在於，哲人研究自然，特別是天空，發現了天上現像的真正原因，它與由宗教神話給出的解說截然不同；例如，他學到了對宙斯之雷電的純粹機械性解釋。哲人對於天空的沉思消解了城邦的視角，城邦的法律現在看起來僅僅是沒有任何自然地位的習俗罷了。哲人的生活方式使他從公民義務中抽身出來，他所學的東西教他鄙視屬人的、政治的事物。而且，哲人對一切事物之原因的理解，使他不可能按照人自身的水準來理解人；人被降低為非人，政治的事物被降低為亞政治的事物。哲人疏離了隻有詩歌纔能充分再現的屬人事物。詩人以一種更為深刻的方式，參與了城邦對作為政治人之敵的哲學的指控。
於是，蘇格拉底必須表明，哲人是正義的，正是哲人而非詩人纔能負責任地對待政治事物。這並不容易做到，因為，看起來好像哲人使作為一種德性的正義的自然品格成了問題，他關於存在的科學也沒有為人在其中留下特別的餘地。《申辯》並沒有充分完成這一任務，它隻是對一大群敵對聽眾所做的對蘇格拉底生命的描述，這些聽眾由宣誓擁護雅典有缺陷的法律、一般而言無知的陪審員組成。另一方面，《王制》則是有教養而友好的人們之間的悠閑討論。在《申辯》中，蘇格拉底面對不義的指控為自己辯護，【《申辯》】從未試圖給正義下定義：他的指控者用“不義之人”來指一個違犯法律的人；蘇格拉底的正義，當然不是指一個遵循法律者的正義。隻有《王制》纔試圖給正義下定義，並詳述了能為這一定義賦予根據的科學。在《申辯》中，蘇格拉底論證過他僅有的知識就是無知，從而顯白地承認了自己不勝任政治事物；在《王制》中，他給出了關於政治事物之本性的教誨。
這一教誨，在如下的著名斷言中達到：
除非哲人作為王來統治，或者那些現在所謂的國王和首領真誠而充分地進行哲學探究……否則城邦就永遠不能擺脫病患……我想，人類也不能……
這意味著，在哲學與城邦、科學與社會之間有著完美的和諧。蘇格拉底已經改善了哲學，因此，它現在對城邦而言是為需要的一件東西；哲人是它的恩人。然而，我們可能被這一關於狀況——哲人統治的政制——表面上的蘇格拉底式樂觀主義誤導了。細心的閱讀將揭示出，這一所謂的和諧更多地是一個悖論而非解答，它遮掩了許多緊張，它們在較不完美的狀況下便暴露出來。蘇格拉底或許已很好地改善了哲學，以致它不再對政治漠不關心，但它絕不比舊哲學對所有現存政制更少具顛覆性。如果哲人是自然統治者，他們就是所有實際統治者的競爭者；哲學絕非隻是無用之物，看來它蓄懷陰謀。哲學很可能有害於現實的政制，而它目標所指的政制則不大可能實現。事實上，《王制》默認了對蘇格拉底所作指控的真實性：蘇格拉底在自己關於諸神的信念上不正統，並且創立了新的存在，即理念（ideas），它比諸神要優越；他培養的哲人，既知道天上地下事物的本性，又能夠造詣非凡地說話；他教導年輕人鄙視雅典，因為他教導他們熱愛哲人在其中為王的政制。由此，蘇格拉底否認自己是不義的，但人們對正義的理解就必須發生一場革命，因為正義的行為將被確認為【蘇格拉底的】此類行為。在所有不完美的政制中，蘇格拉底的出場都是成問題的，他必須舉止審慎：他削弱了對政制和城邦法律的依戀，但他又是其中所有那些想過上美好生活的人的救主。
《王制》向我們表明，蘇格拉底何以被指控，何以有指控他的好理由。蘇格拉底不僅告訴了我們好政制，我們還可看到他對據說被他腐蝕的年輕人的影響。在把他們引向非雅典的甚至非希臘的，毋寧說恰因其是理性的從而是屬人的正義之時，蘇格拉底指出了通往政治事物之真理的道路，並發掘了這一真理與公民社會之間復雜的關繫。這些問題都與現代人緊密相關，盡管它們對現代人來說或許比對此前任何世代的人來說都更難理解。這些問題之所以與現代人相關，是因為現代人承認自己對“價值”的需要，是因為具有公共效用的科學的進步如今以毀滅相威脅；這些問題對現代人來說之所以難以理解，是因為現代人已被教導過，“價值”不能經由理性來建立，科學對社會有益。
出於這些原因，我們理當研習《王制》。它是本帶引哲學“下降到城邦”的書；我們在其中可看到政治科學的基礎，它是能把理性的賜福帶給城邦的學科。我們將學到，若是不犧牲大多數人心愛的信條和旨趣，政治科學的建立就難以實現；這些犧牲是如此重大，以致對很多人而言，它們似乎不值得：曾經存在過的有文明的城邦之一認為，比起面對蘇格拉底提出過的另一種選擇，犧牲蘇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學，要更好一些。這就是哲學需要申辯的原因；它是一項危險的而且本質上被質疑的活動。蘇格拉底知道，他的旨趣不是而且不應是大多數人及其城邦的旨趣。我們時常看不到這一點，還設想他被判死刑是過去盲目偏見的結果。因此，我們也就看不到哲學生活的真正激進性。《王制》是我們的偏見的解毒劑。研習蘇格拉底式哲學的適當起點是城邦的非哲學傾向，而在城邦之中，哲學必須占有自己的位置。對哲學的敵意，是人與城邦的自然狀況。在承認自己有罪的同時，蘇格拉底將表明是什麼樣的更高級的關切寬恕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