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經典，面向未來  楊渡

自序

講
一、為何講陽明學
二、從孔子講起
三、經的流變
四、儒學史上的問題

第二講
一、唐、宋的儒學
二、《四書》與朱熹的貢獻
三、朱學的困境與陽明的出現
四、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第三講
一、南、贛亂事
二、宸濠之變
三、丁憂下的王陽明
四、思、田的變亂與初到廣西

第四講
一、廣西亂平
二、死亡之旅
三、 軍功與建設
四、 死後的爭議

第五講
一、陽明對朱熹格物說的體驗
二、 “格竹子”的故事
三、致知與致良知
四、知行合一

第六講
一、心即理
二、“滿街人都是聖人”
三、 關於《大學》的爭議
四、《朱子晚年定論》

第七講
一、“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
二、“四有”“四無”
三、王學分派
四、浙中王門

第八講
一、江右王門與“戒慎恐懼”
二、“正學”“歸寂”與“靜中恍見端倪”
三、泰州學派的“萬物一體”
四、“何獨於人而異之”

第九講
一、“道理不行，聞見不立”
二、陽明的高邁處
三、陽明死後的爭議與平反
四、清以後陽明學的發展

第十講
一、韓、日陽明學的消長
二、日本陽明學的發展與現況
三、重新檢視陽明學
四、結論

後記

閱讀經典，面向未來
楊 渡
每一部經典，在書寫的當下，都有它的時代意義。其作者理所當然地受當時的政治清濁、經濟興衰、社會環境、文化脈絡等的影響，當然，也與作者的身世背景、思想學養、境遇經驗等息息相關。
經典的閱讀與詮釋，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改變。每一個時代的讀者、學者，都依據自身的生命經驗，去理解、體悟古人的智慧，寫成了不同脈絡的詮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經典就不用說了，《春秋》有三傳，而一部《老子》幾千年演化為思想、信仰、宗教、醫藥、人生哲學等，更是明證。
然而，生存於當代的我們，又該如何閱讀傳統、詮釋經典呢？那些古老的格言今天還有何用？那些寫作於農業文明的思想，那些兩千多年前的良知諫言，那些亂世隱居、放曠的對酒高歌，那些民間傳唱的戲曲歌謠，那些流傳千年的唐詩、曲，還有什麼意義？對生存於全球化、工業化、都市化社會的現代人，對被互聯網、新媒體所籠罩的當代讀者，經典是心靈歷經百劫後的歸宿，還是復古的逃避？當世界各國的新知識、新思維、新戰略不斷演化，古老的文明有什麼作用？當歐美的物質與文明改變了中國人的傳統飲食、生產、消費，乃至生活方式，那些古老的經典有什麼當代性的意義？
湯因比曾說過：“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中國人的世紀”是什麼內涵？他較為明確的說法是：世界已經陷入危機，而解決的方法是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湯因比說這話的背景在1970年代，正是世界面臨石油危機，各國為了搶奪資源而征戰四起的時代。有限的資源，無限的欲望，個人主義的思潮，讓他對西方文明有更深刻的反省。儒家的仁道思想，特別是《禮運·大同》篇所標舉的大同世界的景像，相對於為了物質資源不斷攻伐的歐美文明，無疑是打動人心的烏托邦。大乘佛教的慈悲與濟世精神，也正是挽救資本主義的藥方。
19世紀的英國，不是隻有堅船利炮、“日不落國”的世界殖民地，還有資本主義、議會制度，以及《國富論》等文化思想。20世紀的美國，也不是隻有金融的華爾街、娛樂的好萊塢，還有高科技、資訊產業與全球化思想。21世紀如果是中國人的世紀，那麼，中國可以和世界分享的文明或者可以與其他文明分庭抗禮的是什麼？
不會是德先生、賽先生，那是歐美的產物；更不會是經濟模式，因為在國際分工下，那還不足以稱為模式。中國值得和世界分享的，仍是湯因比所說的——儒家思想。於是，學習中華文化成為歐美的時尚。然而，中華文化之美也不是隻有儒家，道家、詩詞、戲曲、水墨、陶瓷、禪宗等都是文明的經典，隻是缺乏和世界對話的通道。
這就要回到初的課題：當世界開始研究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要以什麼方式和世界對話？當我們向世界推薦中華文化，有沒有一種當代的語言，一種適合於現代的思維方式，來重新詮釋中華文化和經典？
更重要的是，我們足夠了解中華文化嗎？我們有沒有閱讀過自己的經典？我們自己要如何重新了解中華文化和經典，並與之對話呢？
關鍵仍是要有當代的眼光。那不是古老的復制，而是以當代的世界觀，面對復雜而不斷變易的世情，去重看中華文化和經典中的思想、價值、人格、美感、生命抉擇等，並因而對它們的內涵有新的詮釋。
是的，了解中華文化、閱讀經典不是回到過去，而是為了走向未來。

周志文老師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學養功底深厚，為人正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敏感的心以及溫柔敦厚的性情。他寫作的散文，對自己成長的歷程，對人生的苦難與國族家史的刻畫，既有典雅的歷史感，又有一種哀而不傷的韻味。他的作品出版後，獲得各方好評。如果由他來主講，傳統的文化和經典將因他的學養與感性，而有更為細致新穎的呈現。
這一本《陽明學十講》，便是他研究王陽明畢生功力的結晶。學養深厚自不待言，智慧的觀察與分析，亦時時浮現。讀者會從他的敘述中，感受到王陽明那既倔強又勤思好學、既智慧又幽默、既平實又充滿理想主義的人格魅力。
周志文老師認為王陽明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都有所建樹，是超越儒家諸子的典範。在此我也狗尾續貂，說一則王陽明“立功”的故事。
1603年，大航海時代，一艘荷蘭船在馬六甲海峽俘虜一艘葡萄牙大船“凱薩琳娜號”（TheCatharina），船上滿載著來自中國福建的貨品。
那是一個沒有國際公法的時代，歐洲列強來中國南方沿海，得靠港補給。先來到的葡萄牙人在馬六甲、澳門、日本做轉口貿易，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建立貿易據點，晚來的荷蘭人想搶占據點，就在海上到處打劫。他們這一次搶到的船上滿載中國福建漳州的貨物，其中以絲綢、瓷器、漆器為宗。這些中國商品得來不易，荷蘭東印度公司將其運回阿姆斯特丹以後舉行大拍賣。船上的青花瓷太漂亮了，賣了高價，引起了歐洲各國的注意。其他如絲綢等也一樣，引起了很大轟動。拍賣的總收入有三百四十萬荷蘭盾，超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認購資本的一半以上。
人們不知道如何稱呼這些漂亮的瓷器，於是以那一艘葡萄牙船的型號“克拉克船”命名為“克拉克瓷”。“克拉克船”是歐洲中世紀發展出來的一種往來於大西洋與其他大洋之間的貿易與捕魚船，它的兩邊高起，像兩層高的小樓，船中間是平底，向兩側呈圓弧形張開，安裝著好幾門大炮，大船上可載有船員和戰士兩三百人，這是一種為適於防御海盜而設計的船，重量可達一百噸至三百噸。為了防水，底部常塗著黑色瀝青，所以日本人又叫它“大黑船”。踫上中國船的時候，要作戰，就直接撞上去，憑著它高大如樓的船首，直接將較小的亞洲船“壓”入海底，戰略上占盡優勢。葡萄牙人靠著這種船征服非洲、印度和南洋的一些香料群島，卻不料栽在荷蘭人的手上。
經過阿姆斯特丹大拍賣，“克拉克瓷”揚名歐洲。而中國的生產商也訂單不斷，工藝日益精湛，甚至可以在青花瓷上畫出歐洲的風景。貨物通過當時開放的港口——福建月港（福建漳州附近的商港），源源不絕地出口到歐洲，為福建賺了大筆白銀。
張燮的《東西洋考》周起之序中稱這裡是“天子之南庫”。據統計，當時全世界的白銀，有三分之一流入了以白銀為貨幣的中國，而月港就是這個現金流的主動脈。通過絲綢、瓷器等，月港為明朝賺取了大量白銀。
明亡後，面對鄭成功的抗清之戰，清廷堅壁清野，不僅實施海禁，還要居民退居海岸十裡，讓海岸無法成為鄭成功的補給。月港所建立起來的貿易景像到清初就結束了。
然而，“克拉克瓷”的名氣太大，歐洲引進了漳州的瓷器工藝師，開始生產瓷器。工藝師也隨著日本的貿易而來到日本。
1999年，漳州舉行“中國古陶瓷研究會”，邀請被稱為“日本古陶瓷研究之父”的楢崎彰一發表演說。楢崎以幻燈片比對漳州古窯址出土的陶瓷與日本收藏的碗、盤、碟等的類似性與傳承性，從而得出結論，認為16世紀與17世紀初的中國外銷的陶瓷，即是以平和縣南勝、五寨窯為代表的漳州窯為產地。這解決了國際上懸而未決的問題——到底“克拉克瓷”（青花瓷）、素三彩香盒的產地在哪裡。
平和縣本不產陶瓷，那麼它又從何而起呢？這就要回歸到王陽明了。
1511年開始，福建、江西、廣東交界地帶發生民變，範圍不斷擴大。1516年，兵部尚書王瓊舉薦王陽明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王陽明身負平亂重任，一到了地方上即了解軍情，整備精銳部隊，很快平定亂事。可貴的是，他認為地方亂源不在盜匪，而是貧困。要解決民變，唯有設立行政單位，有效管理三不管地帶，所以於1518年上奏設立平和縣；為讓民眾知學知義，設立鄉學、廟宇，以收安定人心之效。他也留下一些江西兵眾官員，管理行政軍事事務，並希望江西干部振興地方經濟，這樣纔能長治久安。江西官員於是從景德鎮引進陶瓷制作工藝，在平和的南勝、五寨一帶生產。平和於是成為陶瓷生產基地，經濟也興盛起來了。
幾十年後，當月港開放成為對歐洲商船貿易的港口，漳州的陶瓷竟變成享譽歐洲的“國際名牌”，中國對外貿易的大宗。這個“天子之南庫”為明朝的北方戰爭籌措到不少經費，等於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明朝的壽命。
王陽明平南、贛之亂，在閩南也有建設，周老師在此書中已有敘及，我便不再多說，僅此而言，王陽明的貢獻，又豈是“知行合一”的哲學而已！他的事跡，見證了一個具有實踐能力的知識分子，即使身為地方官，在亂世中仍能有所作為。他的建樹，也讓漳州有迎向大航海時代的基礎，讓閩南的海上英雄如鄭芝龍等，在東亞爭霸戰中，不曾缺席。
我的祖上是福建平和縣人，清朝時遷到臺灣。閱讀周老師《陽明學十講》書稿時，不禁深深感念陽明先生，若非他設立平和縣，使我先祖有生養之地，又豈有後來漂洋渡海開拓臺灣的後代。隻不知，我平和的祖先，當年是為盜呢，或是被王陽明命令留守的兵呢？那就無法考證了。但又何妨呢！王陽明不是說了嘛，隻要“致良知”，匹夫匹婦亦可以為聖為賢。

自  序
2016年的春天，臺灣文化總會的秘書長楊渡先生跟我談起，他想在交卸之前的任內完成一件文化事業的“壯舉”：邀請臺灣幾位有聲望的學者，每人講十次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或事件。演講由教育電臺播出，播出後的講稿由文化總會出版成書，所以學者跟文化總會所簽的合約，包括廣播播出與出版圖書兩種。
承楊渡看得起，我沒任何“聲望”，竟也派了任務給我，派給我的是這本書的原型“陽明學十講”。其實我原來是想講《論語》的，我那時正在寫《論語講析》一書，自認對《論語》有點新的領受與感悟，但開會時《論語》給林安梧教授先“認”去了。林安梧當時在慈濟大學任教，也是我熟識的好友，楊渡隻得跟我商量改講陽明。幸好我平日也讀了點兒陽明的書，對陽明還算熟悉，也有一些感受，我想了一下，便“從善如流”地答應了。這是這次演講與這本書初的來由。
我答應改講陽明還有個理由，是多年前大陸曾有個出版界的朋友拉我寫本王陽明的傳記，說了不少他的構想，都是很崇高的，我被他感動，便答應試試。後來我因手邊瑣事繁多，朋友的催促也不算緊，就因循耽誤下來了。遲遲不動手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我找來坊間一些有關陽明的書來看，發現陽明的事已不能再談了。
看過的書中，有點學術氣息的，所談都幾乎一個樣子，都在一點已熟知的材料上兜圈子，而且圈子也兜不太大；沒學術氣息的變化稍多，但很少談陽明在思想上的啟發與貢獻，都比較偏重在陽明的事功方面，講他如何避自己的禍、平國家的亂，弄得陽明像傳統演義裡面的諸葛亮、劉伯溫似的，神機妙算得很，又身手不凡，仿佛有奇門遁甲的功夫。在他們眼中，陽明不隻是人，還“神”得很呢！這些書當然不能看。
不論在有明一代，或從整個中國思想史的角度看，陽明都是值得談的，一般書寫得不好，所以更需要談。我如要寫陽明，就想寫點兒別人沒寫的東西。問題是我手中所能掌握的材料，卻讓我不太能施展得開。我出身學院，總有點考據的訓練的。所謂考據即現在說的科學，講的是證據，學術上要求有一分證據纔能說一分話，不能望文生義，更不能杜撰事實。有關陽明的書，不論史部、集部還是現代人的專著都不算少，但可供我使用的材料卻十分有限。
我想這是源自我們中國人編文集的一項傳統。古代文集很少是自己編的，別人幫你編的時候，想到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總在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幾個議題上打轉。萬一發現有點爭議文字，便發揮“為賢者諱”的心理，將那些東西刪之棄之了事。北宋的歐陽修，算是個重要人物吧，我們看後代所編的《歐陽文忠公集》，其中“內制”“外制”“奏議”“奏事”“濮議”（宋英宗時一種特殊的奏議名稱，由“臺官所論濮園事”而得名）等一大堆，加起來超過全集的一半，以之研究歐陽修的政治生涯，材料不虞匱乏。而歐陽修一生的成就，除了政治之外尚多，就算隻研究他的為官經過，這些材料都太公開了，也太正式了，內容都是冠冕堂皇的，用處不大。研究一個人，還需要一些“私”領域的資料，譬如他生活上的偏好、飲食起居的習慣，以及人際關繫或與人相處的細節等，就算是缺點，也是很重要的。有了這些材料，傳記纔可以算是活生生的傳記，所記的人是高矮胖瘦、會思考、有行動的人，而非隻是一個薄薄的“紙片人”了。
這得怪編書人的不察，他們觀念。文集也有些是自己編的，卻也一樣有這毛病。編自己文集的，也許沒想到要朝自己臉上貼金，但總希望能幫自己留下“流芳萬世”之作，其他自認不登大雅的東西，都投入廢紙簍了。像徐文長那樣自著《畸譜》，專曝自己的短，諷刺自己說“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或如王船山自題畫像，說“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說得這樣頹廢、真實，是少數中的少數。大量刪除自己認為“不重要”的作品，這是古代編書的習慣。你不能說他們都錯了，以往刻書不易，去蕪存精是必要的手段，但什麼是蕪什麼是精，得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研究一個人，不能光憑他隻想示人的一面。盡管那些原想示人的資料不見得不可信，但對一個人跌宕的一生，正面的資料其實沒有太大佐證的作用。一個人的光明，往往得靠他身後的陰影來襯托，所以陰影是重要的。舉個例子，貝多芬一生寫了九部光輝的交響曲，在音樂史上，都是重要的作品，而就在貝多芬寫他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之前，發現得了耳疾，這對音樂家而言，不等於是被判了死刑嗎？他當然傷心欲絕，寫了令人回腸蕩氣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Heiligenstadt Testament），幾次想到自殺。所幸他沒有死成，後來也沒有被命運打倒，他後幾個交響曲與中期之後的弦樂四重奏、鋼琴奏鳴曲、《莊嚴彌撒曲》等，都寫在幾乎全聾之後。他所有作品，都充滿了意志與張力，多是鬥志昂揚而充滿正面的生命能量的。說起貝多芬，絕不能忽略他大部分晦暗的人生——他的疾病，還有他殘破的感情生活。不知道貝多芬的晦暗，便無法體會他充滿意志力的藝術的偉大。因此那些不是很正面的材料，反而是了解一個人重要的憑據。
回過頭來說說本書的主角王陽明。王陽明的貢獻在於他掙脫了幾百年以來“理學”的束縛，提出了“良知”這個觀念。良知是個人的，用一句現在人的話來說，所謂良知便是我權衡世上所有價值的標準。陽明又認為，良知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不是要到大學讀了個學士、博士纔會有的，也不是做了大官發了大財纔有的。這良知的標準早深植於我們的心中，無須朝外去求，朝外求也求不到，我們隻要依著這既有的良知去為善去惡，每個人都有機會完成自己，也可以成聖成賢。陽明的良知學，讓很多人走上善途，而且充滿信心，這是陽明對學術、對世人的主要貢獻。
...
但他面對比自己高的政府與官僚，往往過於嚴正，不假辭色，偶爾會有比較放肆的行為。比如，他因戴銑案而遭“廷杖”，後被貶貴州龍場；平宸濠之亂後曾上書皇帝，要求武宗：“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說得直接又嚴正，這都是他十分特別的地方。他雖然有功於國家，卻沒受到朝廷太大的禮遇，原因在此。
這些事，我在書中都設法點出了，但受限於記載過於表面，細節往往不好討論，我認為這樣的陽明是不足的。我說過，我受的學術訓練，不容我在沒有根據的情形下“杜撰”一個“新”的陽明。我雖盡力追求靈動，但還是覺得說的、寫的不夠精彩，這一方面有我個人的問題，而受限於材料，使我不容易探到他人格的“縱深”，也是事實。
後，我想談一談我對陽明這個人與陽明學的整體感受。
陽明整個人在中國傳統社會是個“異類”。他從小就不太受繩墨約束，不喜歡儒家四平八穩的那套，少年喜歡兵法韜略，十五歲登居庸關，便有經略四方之志，之後喜歡道教、佛教，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可由結婚當天還夜宿道觀見出。婚後一年見到當時大儒婁諒，纔“折節”做起正統儒家的學問來，但他做儒家學問也充滿衝突性，波折不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這些衝突與波折源自他的懷疑，他對任何既存的道理都抱著懷疑的態度，高潮是他跟同樣年輕的朋友一起“格竹子”的故事。
“格竹子”的故事發生在陽明二十一歲時，他照朱熹在《大學·格物補傳》上說的“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的說法，他與朋友都用這種“格”法以圖做到經書上的“格物”，但物沒格成，他們都病倒了，他因而認定朱熹的格物說是有問題的。其實朱熹並沒要人用這樣的方法來格物，是陽明誤會了，不過這場誤會卻造成了陽明的大發現，也就是《大學》講的“格物”，不是研究科學上的“格物”，“格物”也不能單獨地講，而是要與下面的“致知”連在一起講。照陽明後來的發現，“格物致知”講的就該是“知行合一”與“致良知”，而唯有用這個方法，纔能銜接後面的“誠意”“正心”，“《大學》八目”纔是所謂的一貫之學。
“格竹子”對陽明來說是一個困頓與挫折，被貶龍場是他的另一個困頓與挫折，但龍場三年，讓他體察出“良知”的意義，而良知又與他“格竹子”失敗後發現的《大學》格物致知之旨相結合，後成為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核心。
因好奇與懷疑，加上不斷地思考與探索，陽明發現了許多真相，而陽明發現的真相，對道德的建設與人的完成，是有積極貢獻的。儒家文化自孔、孟以來都講貢獻所學、有益社會，但格於現實，真正能實踐有成的，卻是少數又少數，所以陽明的成就，益覺珍貴。
陽明在《答羅整庵少宰書》中說：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這真是一段倔強又有見地的話，可以把陽明懷疑與探索的精神表露無遺。
《陽明學十講》是從電臺的演講整理出來的，因為是給一般人聽的，所以要盡量簡單明白。我想好的方法是有話就直說，一句能說完不說第二句，避免書成為人見人“畏”的學術著作，也不作煩瑣的注解，書後也不附引用書目了。當然談的是陽明，還是要征引一些歷史資料的，我在引證資料時也盡量求簡明通順，不讓它過於夾纏。陽明哲學的特色就是化煩瑣為簡約，又強調身體力行，我認為真正的孔子與真正的儒學，就該是這個樣子的。《明儒學案》卷首載劉宗周評陽明語：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劉宗周說得很對，陽明之學來自孔、孟，“深切著明”，是指陽明把握了孔孟之學深切的部分，卻把這個學問發展成淺明易懂的力行哲學，劉宗周對陽明的這個判斷可謂十分精準。《論語·憲問》又有段子路夜宿石門的記錄，晨間司門的人問子路從何處來，子路答以“自孔氏”，說我是從孔子那裡來的，子路的回答很有意思。
兩千多年來，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國幾乎人人與孔子思想有關。陽明的良知，淵源於孟子的四端之說，而孟子自認是孔門的傳人，因此說陽明之學即洙泗遺響，是絕不為過的。如果有一天司晨門的人要陽明表明來處，我想他也會像子路一樣說“自孔氏”的。原來隻要自認是中國人，都是一家人，隻要思想行動帶有儒家的成分，也都算孔門的一分子，這麼說來，孔子之家便是我家，孔子之國便是我國，這是子路“自孔氏”的意義。
典型在昔，古人未遠，想到這裡，心中又有一段奇特的感受了。
辛丑（2021）年春月，序於臺北永昌裡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