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魏晉玄學思想的發展,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思想流行甚廣。(三)永嘉時期,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像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為“佛學時期”。
第二部分“魏晉南北朝佛教”,共十五章。先著眼於三國時“佛教玄學之濫觴”,以及兩晉之際“名士”與“名僧”的交往,接著綜論魏晉佛法興起之原因,並詳述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兼及鳩摩羅什及其門下,包括對僧肇之學的評價,還分析了慧遠與道生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對南朝與北朝佛教的性質及其存在的問題、發展方向以及其對隋唐佛教宗派的影響等均有論述。
本書資料豐富,考訂精審,作者根據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點,以及各派思想的相互影響,著重闡明了發展線索,繫統地闡明中國佛教思想不完全等同於印度佛教的信仰,中國佛學發展的道路,主要受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支配和影響等論斷。作者還依據充分可靠的歷史資料,推翻了在學術界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某些錯誤論斷。本書這些學術成就,受到普遍重視,在國內外學術界均有較大的影響。《印度哲學史略》
《魏晉玄學論稿(增訂版)》
魏晉時代思想界頗為復雜,大體上可以分為“舊學”與“新學”兩派。“新學”就是所謂玄學。當時“舊學”的人們自稱“儒道”,其實思想皆是本於陰陽五行的“間架”,宇宙論多半是承襲漢代人的舊說。“新學”則用老莊“虛無之論”作基礎,關於宇宙人生各方面另有根本上的新見解。
關於魏晉玄學思想的發展,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思想流行甚廣。(三)永嘉時期,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像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為“佛學時期”。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精細的考證,接著論述了中國早出現的譯本 “《四十二章經》之性質”,對“漢代佛法之流布”,也有扼要而全面的敘述,並重點總結漢代“佛道”的性質,說明當時的佛教信仰,如何被當作中國所謂“道術”的一種,而得以流傳。
第二部分“魏晉南北朝佛教”,共十五章。先著眼於三國時“佛教玄學之濫觴”,以及兩晉之際“名士”與“名僧”的交往,接著綜論魏晉佛法興起之原因,並詳述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兼及鳩摩羅什及其門下,包括對僧肇之學的評價,還分析了慧遠與道生等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對南朝與北朝佛教的性質及其存在的問題、發展方向以及其對隋唐佛教宗派的影響等均有論述。
本書資料豐富,考訂精審,作者根據社會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特點,以及各派思想的相互影響,著重闡明了發展線索,繫統地闡明中國佛教思想不完全等同於印度佛教的信仰,中國佛學發展的道路,主要受中國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支配和影響等論斷。作者還依據充分可靠的歷史資料,推翻了在學術界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某些錯誤論斷。本書這些學術成就,受到普遍重視,在國內外學術界均有較大的影響。
《印度哲學史略》
本書是湯用肜先生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授課講義。全書以極其精煉的語言勾勒了印度哲學的概貌,一方面對各個學派的發展作出簡要概述,另一方面又對各派的學說作出介紹。印度哲學宗派流布極其復雜,但作者從業報輪回、解脫之道和人我問題等方面對其進行梳理,使讀者不僅能“熟知一宗變遷之史跡”,更能“了然各宗相互之關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