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五年（29年）十二月，“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海南的風貌、物產也隨之傳到中原。隨後，漢族官僚一般都會勸喻黎族先民接受中原文化，海南原本刀耕火種的農耕技術也隨之發生改變。直至三國時期，海南黎族文化已在婚喪嫁娶等習俗和禮儀方面有所改變，隻不過成效仍不顯著。

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任命馬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阯平定叛亂。馬援南征交阯促進了包括海南在內的大交阯地區與中原的各種交流。馬援南征勝利後，還留下了一批將士在南疆戍邊，自稱“馬留人”，即“馬援南征時留下來的人”，這批“馬留人”定居於南疆，促進了民族交流，也形成和傳播了馬援南征的軍旅文化。此外，馬援南征時主動教民田耕、奉行漢律等則是直接將中原先進的農耕文化和法律文化傳播至大交阯地區（包括海南）。

自漢武帝建郡以來，海南多由交阯部或交州統轄。歷任交阯刺史或交州牧都是由中原派遣而來的官員，漢晉以來正史可考的交阯刺史或交州牧有石戴、羅宏、鄧讓、張喬、樊演、夏方、朱俊、賈琮、葛祗、周敞、朱符、張津、呂岱、戴良等三四十人。這些地方政要所采用的中原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對其下轄的海南地區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對於當時的海南地區來說，中原文化最為直接的影響方式，莫過於漢族群眾的到來。在漢晉時期，尤以漢朝官吏的登島管轄影響為最。漢武帝在海南島設立儋耳、珠崖郡後，二郡下轄的16縣權力多為當地的雒人首領掌控，漢朝對海南地區的權力掌控主要通過任命郡太守來實現。這些郡太守都是自中原遠道而來的人，其對海南的人文化成作用是實實在在的。漢晉時期儋耳、珠崖郡建置幾經更遷，為數不多有史可考的幾任郡太守有孫幸、孫豹、僮尹、聶友、陸凱。

孫幸和孫豹是父子倆。漢武帝時期，會稽（今浙江境內）人孫幸任珠崖太守，在珠崖任職期間，為獻上求媚大肆搜刮黎族民眾的廣幅布，珠崖民眾不堪其擾，最終叛亂攻破珠崖郡城，殺死太守孫幸。孫幸的兒子孫豹為報仇率領漢人收歸郡城。幾年後，珠崖郡基本安定。孫豹則派遣使者將漢武帝賜予其父親孫幸的太守印綬歸還漢朝，並陳述珠崖郡叛亂前後的詳細情況。漢武帝得知後下詔任命孫豹繼任珠崖太守。

僮尹是東漢時期丹陽（今安徽宣城）人，因能孝順親長、廉能正直被推舉入郎署為郎官，在京中候補職缺。漢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僮尹在張奮的引薦下，得以在便殿對答漢明帝。漢明帝發現僮尹很有纔華，便任命他為儋耳太守。僮尹對海南最大的影響在於他戒敕官員不要貪吝殘暴，要處理好與當地人的關繫外，還勸導當地的黎族百姓改變紋面的習俗。這是以中原的文化習俗改變黎族民俗的最鮮明的記載。此後，海南“雕題之俗自是日變”。而漢章帝建初年間，僮尹因“能匡俗信民”被厚加賞賜，遷為武陵太守。這是中央政權對僮尹傳播中原文化的肯定。

漢獻帝建安年間，著有《釋名》和《孟子注》的著名的經學家、訓詁學家劉熙曾經為躲避戰亂來到交州，在交州（海南島屬其管轄）地區教學授徒，傳播儒家文化。雖然劉熙沒到過海南島，但他的學生薛琮卻曾踏足珠崖。關於薛琮與海南的關聯主要見於《三國志·薛琮傳》的一段記載“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珠崖之廢，起於長吏睹其好發，髡取為髲。”可見薛琮不僅到過珠崖，而且對珠崖地區的民風民俗，珠崖郡政治統治存在的問題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認識。因此，薛琮在任合浦郡守管轄珠崖期間，自會對珠崖地區政治、文化改善產生一定的影響。

聶友、陸凱均為三國時期吳國人。赤烏五年（242年）七月，孫權派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領兵三萬討伐珠崖、儋耳。他們不僅實實在在地踏上了海南這片土地，而且還分別作為珠崖和儋耳太守治理海南，在海南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二人不僅武功赫赫，文采也是斐然。能被像數易學大家虞翻相中並舉薦，說明聶友必定纔氣非凡。而陸凱也是手不釋書，精通《太玄經》，著有《太玄經注》多卷，此外還有多篇諫文被文獻學家嚴可均收錄於《全三國文》中，多成為傳世名篇。這樣兩個文采斐然、酷愛典書的太守在治理海南期間，必然會或多或少地傳播中原文化。

漢晉南北朝時期，路博德、馬援兩位伏波將軍對早期海南的開發，任延、錫光等交阯刺史和其他各郡郡守對海南的影響，孫幸、孫豹、僮尹、聶友、陸凱等儋耳、珠崖郡守對海南地區政治文化的引導，加強了中原與海南的聯繫和交流。而虞翻、劉熙這樣的大經學家、思想家南遷交阯、教學授徒更是直接促進了整個交阯地區中原文化的傳播和發展。張祿、薛琮等人踏足珠崖，名姓不考的兵士、商人自中原遠道來瓊以及眾多中原流民雜居其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民族交流，改變了海南地區的民風民俗，促進了中原文化的傳播。

在整個零星階段，文化交流的高峰出現在冼夫人治理嶺南時期。冼夫人雖侍三朝，但一心為國，致力於民族團結，她與丈夫馮寶一起奏請隋文帝批準在儋耳舊址上設置崖州，結帝罷郡六百多年來海南不直接歸屬中央的歷史。自此以後，海南地區的郡縣設置不論如何變更，都基本保持著中央政權對它的直接管轄。冼夫人及其後人（如受過中原儒釋道文化熏陶的馮智戴等）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中原的思想文化和習俗在海南傳播，促進了中原與海南地區的交流。

二

唐宋是傳統中原文化較為發達的時期之一。在完備的行政建置、大量的中原遷徙民眾以及各種民族交流政策的影響下，中原文脈於唐宋時期進一步在海南延伸開。

整個唐宋時期，都是中原文化自發進入海南的重要時期。“自發”一詞，主要指人們未認識﹑未掌握客觀規律時的一種活動。在活動過程中﹐為客觀必然過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預見其活動的後果。唐宋時期，統治者並未實施有意識地將中原文化大舉進入海南的措施，而是通過貶謫戴罪之臣到海南，使得中原文化隨之進入海南並在此開花結果。

貶謫，作為對罪臣的懲罰手段，自古就有。戰國時期的屈原、西漢時期的賈誼，就被流放到遠離當時文化中心的湖南地區，隨著歷史的發展，湖南地區卻以“屈賈傷心地”而感到自豪，並將二人視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在唐代，罪臣們被流放到距離文化中心更遠的海南，這些被貶謫的官宦往往具有較強文化背景和較高文化品格，他們失去了在廟堂的話語權後，就把傳承文化當作自己的人生抱負與精神依托，在偏遠的海島上傳道授業解惑，客觀上促進了海南文化的發展。海南本土居民對於中原文化心存向往，他們努力學習被貶謫者所帶來的先進中原文化並且取得成效。

唐代，海南是朝廷高官貶謫流放之地之一。這些貶謫至瓊的官宦往往曾是朝中肱骨重臣，也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他們投荒承貶、舉家移居海南後，無論是為官，還是為民，多數仍秉承儒家的道義名節，積極傳播中原文化，從而成為海南中原文化傳播的重要力量。他們賦詩撰文章、走訪山水亭閣，為海南留下大量的文化著作和文化史跡他們聚徒講學，教育民眾，在海南廣泛傳播了中原文化他們助民耕建，為海南帶來了先進的中原生產技術。與此同時，部分貶官在量移、赦還後，還會將海南本土的特產、風情和文化傳播至中原。例如，吉安縣丞王義方，被貶瓊後開班講學，傳授禮樂崖州司戶參軍韋執誼創辦裡學、興修水利、教百姓牧羊，促進海南文化和農業生產的發展李德裕賦詩著書，為海南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吳賢秀耕讀辦學、興建廟祠，積極促進儒家文化的傳播辜璣修渠鑿井灌溉田地，協助百姓抗旱等等。正是在他們積極努力下，海南本土居民纔能接受並學習中原文化。

兩宋時期，海南地方官學的正式建立，中原民眾的大量湧入以及眾多被貶官員來到海南，使得海南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更為頻繁。南宋著名宰相李光曾寫文章記載“（海南）近年風俗稍變，蓋中原士人謫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漸盛。”

北宋中後期，朝廷進行了三次興學運動，前後歷經七八十年，三次興學運動雖未達到預期效果，但是對北宋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興學運動後，中國傳統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並且在教育的方針、政策、法規及觀念諸方面，為之後的封建王朝提供了範本。海南也正是在三次興學運動中建立了正式的官學制度，據《宣統瓊山縣志》卷四記載“宋慶歷四年，始建於郡城東南隅，詔立殿堂、御書閣，郡守宋守之建尊儒亭，躬自講授，置學田。”海南就在這一年創辦了瓊州學，這是海南最早的官辦學府。除了瓊州學，海南還設立了儋州學、崖州學和文昌縣學、臨高縣學。而瓊山、澄邁、文昌、萬州、陵水、崖州、感恩等州縣學，也在宋代興建。自北宋開始，海南有人考取進士等功名，培養出了本土的文化人，並為海南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基礎。

兩宋時期是漢人移居海南島的重要時期。據記載，南宋時期海南的漢人有十萬人。不同地域、不同行業的各式人等，因不同的原因遷移到海南島。在漢族與黎族各自的傳統文化的磨合的過程中，海南島原有的文化生態逐漸在轉化，兩族人民在共同生活中衍生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即蘇軾所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

據統計，被流貶到海南的官員在宋朝高達八十人以上，這些貶謫到海南的官員多是飽學之士，具有很強的文化造詣和影響。他們到海南後，或著書立說，或傳道授業，客觀上促進了海南文化教育的發展。

宋代第一位被貶海南的官員是宋太宗時的宰相盧多遜。盧多遜對海南文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對水南村的深情吟詠與贊頌，他創作的《水南村為黎伯淳題》七律二首傳誦至今，對水南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開創之功。盧多遜不僅和當地人友好往來，還以傳播中原文化為己任，積極興教助學，他的子孫後代也大多是飽讀詩書之人。後來，朝廷錄用他的兒子盧雍為公安主簿。他的另一個出生於水南村的兒子盧察在景德二年（1005年）考中進士，並為州簿尉。在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家人將盧多遜歸葬於襄陽。但是由於路途遙遠，盧家有部分家屬仍散居於崖州，盧多遜因此被稱為崖州乃至海南盧氏入瓊始祖。

北宋貶謫到崖州的還有宋真宗時的宰相丁謂，丁謂為海南沉香創作的《天香傳》，從儒家之禮、道家經典、釋家典籍等方面談論用香歷史，產沉香之地區，香材之優劣，是中國古代對沉香品質進行評價與鋻定的第一部文獻，肯定了海南島所產沉香的地位。除了為沉香立傳，丁謂還積極致力於移風易俗，講學明道，並創作出大量詩文。宋代歷史學家朱弁說“公謫崖州，日賦一詩，皆一字題，每成集即寄歸洛陽家中”“居崖未嘗廢筆硯也”“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其所著詩並文亦數萬言。”歐陽修曾說丁謂“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吟詠尤多”，“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丁謂現存詩也以謫居海南之作為壓卷，這些詩文不僅豐富了海南優秀的貶謫文化，而且對後人了解海南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被貶到海南的北宋官員，大文學家蘇軾無疑是最為引人注目的。作為飽讀詩書的一代文豪，蘇軾來到海南，給文化相對落後的海南人民帶來了文化發展的可能。雖然蘇軾是戴罪之身，但淳樸的海南人不但熱忱地接待了他，還虛心向蘇軾父子請教。而蘇軾父子也竭盡所能在海南傳播文化，他在這裡辦學堂，傳授知識，以致許多人不遠千裡，追至儋州。自我國實行科舉考試至蘇軾來瓊的漫長歷史時期，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蘇軾北歸不久，其學生符確就成為海南歷史上第一位進士。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蘇軾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在這裡積極傳授知識文化淳樸善良的海南人們也從來沒有忘記他，至今在東坡書院尚貼有這樣一對楹聯“靈秀毓峨眉，縱觀歷代縉紳，韓富以來如公有幾？文明開儋耳，遙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後名士滋多。”

李綱從被貶海南到接旨被赦，其實隻有三天，而他在海南待的時間也不過十多天，因此隻具有像征意義，甚至《宋史》李綱本傳中都沒有提及，但是他因堅持抗金而被流貶海南的這種愛國情懷，在海南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此外，還有他的一些詩文，描寫了海南當時的情景，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他的《南渡次瓊管並序》是一首非常優秀的記遊詩，“南渡次瓊管，江山風物，與海外不殊。民居皆在檳榔木間，黎人出市交易，蠻衣椎髻，語音兜離，不可曉也”。這段文字寫出了海南獨特的風土人情李綱在赴海南貶所以及北還路途中，不僅追和蘇軾的詩作，還追懷先前貶官如李德裕、丁謂等人，使海南貶官文學的創作題材更為豐富多彩。

在南宋貶瓊四大名臣（李綱、趙影、李光、胡銓）中，趙鼎的宦海生涯頗為曲折，際遇也極為悲壯。趙鼎受命與金和談中，在歲幣、劃界以及禮節等諸多問題上與金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這使急於求和成功的宋高宗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再加上秦檜大力排擠，趙鼎最終被流放三亞水南村。趙鼎以死明志，他給自己書寫了墓志銘“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久，趙鼎絕食而死，天下為之悲痛。趙鼎卓越的政治纔干、忠貞的愛國情懷以及悲壯的人生際遇一直感召著海南百姓，不僅為他設置衣冠塚，每逢清明時節，當地百姓紛紛到墓地緬懷“趙鼎公”。同為南宋四大名臣的胡銓曾動情地寫下一首《哭趙公鼎》詩來緬懷這個讓自己非常佩服的前輩“以身去國故求死，抗疏犯顏公獨難。閣下特書三姓世，海南惟見兩翁還。一丘孤塚留瓊島，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隻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明朝臨高纔子王佐也有詩《趙忠簡公鼎》“身騎箕尾壯山河，氣壯中原勝概多。立贊建康開左纛，坐揮羯虜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萬口莫如國是何？直待崖州滄海涸，英雄遺恨始消磨。”這些詩作都對趙鼎卓越的政治纔干、忠貞的愛國情懷以及悲壯的人生結局進行了詠嘆。

宋代貶謫海南的文人中，謫居時間最長的是李光。李光在海南招徒辦學，積極傳播中原文化。在謫居瓊州時，他在其《莊簡集》中，經常提到該地“書館”“書會所”“會友堂”之類的教學場所，他還曾給當時謫居吉陽軍的胡銓的書信中說“近黃舜楊秀纔已到書館，相近得此一士，少慰孤寂。……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瓊州私學不少，甚至李光也去私學課考諸生作詩賦。從《昌化肉不常得並序》的序文中說“則招一二友生同飯”，我們可以看出，李光在儋州時有招徒講學，或者說當時有不少人拜李光為師，並且他與朋友和學生的關繫很親密。如1148年鼕，他曾到“吳由道書會所，課諸生作梅花詩”。年過80的李光仍積極為海南士子傳授知識，為海南的教育作貢獻，海南人民為紀念這位忠賢，立“五公祠”於府城祀之。而《宋史》記載李光謫居海南期間，“論文考史，怡然自得，年逾八十，筆力雄健”。他的論文考古和詩歌寫作成為他在海南傳播中原文化的又一種方式。據統計，李光今存詩詞總數為486首，海南所作238首，海南作品占其全部作品的49％。特別是《瓊州雙泉記》《昌化軍學記》《儋耳廟碑》等文章，詳細記載了海南當時的教育、民風民俗等，他的這些文學作品是研究海南歷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與李光前後被貶謫到海南的還有胡銓，也是在海南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在朝為官期間，胡銓堅決反對與金議和，因此觸怒秦檜，於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一月被貶海南吉陽。胡銓在吉陽居住了八年有餘，是繼李光之後貶謫官員中在海南生活時間最長的人。他在被貶期間，除了跟前人一樣賦詩作文，移風易俗，還積極推廣農業技術，改善當地落後的農業方式。胡銓最重視的還是當地的文化教育，為了改變當地儒學教育落後的狀況，他不僅四處籌措資金，興辦書院，編印經傳，招收貧困子弟入學並減免學費，還親自授課講學，傳授《春秋》《禮記》等儒家經典。《瓊山縣志》中記載“（胡銓）日以訓傳經書為事，黎酋聞之，遣子入學。”胡銓與李光還共同參與了昌化軍學的重修及紀念活動，李光作一記，胡銓題字。當地受到胡銓教育的人士，都成為正直之人，所謂“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坯冶，皆為良士”。李光曾在信中表揚胡銓“吉陽之居，公之不幸，而一時士類之幸也”。

按照傳播學理論來講，傳播者和接受者，他們之間的關繫都是相互的。同樣，對於海南文化與中原文化而言，它們之間也是互相影響的。雖然相對於中原文化，海南文化處於比較邊緣的地位，但它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最明顯的就是對貶謫文人的影響。人們通過閱讀貶謫文人在海南的作品，開始對海南有了一些了解。蘇軾去世後，他在海南的作品，得到人們的追捧，史書中記載“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此外，這些貶謫文人的交友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傳播著海南文化。例如，蘇軾被貶謫海南時，就有吳復古、鄭清叟、葛延之、李彥威等許多人前往探視。這種經歷，使他們能夠接觸到海南的自然人文風情，返回之後的講述，是另一種方式的傳播。

三

中原文化進入海南的第三個階段是明朝時期的自覺階段。“自覺”當指主體有所認識而主動為之。之所以將它稱為“自覺”階段，是基於以下史實

其一，統治者改變了對海南的傳統看法，並徹底否定了以往朝代將海南作為罪臣流放地的做法。《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吏部官員對太祖建議，將罪臣們流放到儋耳、崖州等地，可是太祖明確反對“前代謂儋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耶？”不僅如此，明太祖還不斷稱贊海南，在《洪武二年十一月宣諭海南》中說“海南、海北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習禮儀之教，有華夏之風。”又在《勞海南衛指揮》中說“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裡。”“南溟奇甸”因而得名。眾所周知，一個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除了其先天的自然地理條件外，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扶持。明朝執政者能夠如此高度評價海南，不謂“自覺”而何？當然璋沒有想到的是，他這鼓舞戍邊兵將士氣的誇贊措辭卻在實際中得以應驗。璋的“神諭”，丘濬曾誇贊為“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璋並非如丘濬所說的能預測未來的聖人，但他對海南“南溟奇甸”的誇贊之詞，卻成了對明代海南文化的最佳詮釋。

其二，在行政上提高海南的地位，加強對海南的管理。明洪武二年（1369年，海南從少數民族眾多、經濟水平較低的廣西行省，改隸於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較好的廣東行省。此後明朝政府不斷加強對海南的治理，設置各種文化教育管理機構，推行各種有利於海南文化發展的舉措，大大促進了中原文化在海南的發展。

^[1]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張嚴程闞薛傳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25頁。

^[2]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張嚴程闞薛傳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25頁。

^[3]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鋻·卷四十一·漢紀三十三·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308頁。

^[4] 範曄：《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835頁。

^[5] 戴璟：《嘉靖廣東通志初稿·瓊州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12頁。

^[6]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五十三·吳書·張嚴程闞薛傳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25頁。

^[7] 陳有濟：《李光居瓊集·儋耳廟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72頁。

^[8] 陳銘樞：《海南島志·人民·戶口·海南歷代丁口比較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22頁。

^[9] 孔凡禮校點：《蘇軾文集·卷十七·伏波將軍廟》，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06頁。

^[10] 曾慶江，周泉根，陳聖燕：《海南歷代貶官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11] 脫脫：《宋史·列傳第四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834頁。

^[12]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2頁。

^[13]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一·丁晉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頁。

^[14] 陳有濟：《李光居瓊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19頁

^[15] 脫脫：《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958頁。

^[16] 張嶲等編著，郭沫若點校：《崖州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361頁。

^[17] 永瑢、紀昀：《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9頁。

^[18] 陳有濟：《李光居瓊集·與胡邦衡書（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第145頁。

^[19] 丘濬著，周偉民、王瑞明校：《丘濬集·南溟奇甸賦（序）》，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4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