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蒂莫西?斯奈德）
編者前言
導言（帕特裡克?加迪納）
現實感
政治判斷力
哲學與政府壓制
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和19世紀的國際工人協會
浪漫主義革命：現代思想史的一場危機
藝術的責任：一份俄國遺產
康德：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源頭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與民族意識
第二版附錄
偉大的俄國評論家：V. G. 別林斯基
完美社會理念的終結
索 引

編者前言

在過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編輯了以賽亞?伯林過去六十多年裡大量未發表的作品：
論文、致辭、演講、廣播稿和討論（這些種類當然並非彼此毫無重疊）。我掌握的有時很難懂的原始資料包括手稿、打字稿、錄音（常常沒有稿子），以及後來沒有保存下來的那些錄音的準確性各異的轉寫稿。我收集起來準備有選擇地發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萬字），幾乎和伯林迄今已發表的作品相當。
從彙集的這些材料中抽出來的、分別關於約瑟夫? 德 ?邁斯特和 J. G. 哈曼的兩篇專題長文已經出版，本書所選的九篇文章也出自這些材料。它們與之前的文章有三個相同的特點：
，它們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大部分手稿在寫作的時候伯林還是認為能夠發表的，但出於某種原因後並未出版。第二，在我看來，並且在其他讀過的人看來，恰當地說，這些文章完全應該加入伯林已發表的作品當中去。第三，它們在主題上都是相互關聯的，都以實例說明了他對觀念及其歷史的核心關注，正如我給這本書[1] 我已經將錄音的拷貝存在倫敦國家聲音檔案館。
一篇是《約瑟夫?德?邁斯特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與其他七篇已發表但未成集的文章被收在《扭曲的人性之材：觀念史篇章》（倫敦， 1990；紐約， 1991）一書中；另一篇收在《北方的占星家： J. G. 哈曼與現代非理性主義的起源》（倫敦，1993；紐約， 1994），現收入《啟蒙的三個批評者》（見下注）。
所加的副標題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發表的材料在不久都會順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發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夠結集出版。還有，除了少數例外（主要是他關於蘇俄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文章），現在這本書，加上以前的八本 [1]，能夠完整地收集他寫得比較成形的、相對較長的文章。
我現在談談這些文章的來源。《現實感》是首次伊麗莎白?卡特爾?莫羅講座的基礎，1953 年 10 月 9 日在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學院以《史學中的現實主義》為題發表；其中討論的一些問題伯林已經在別的文章，比如《刺蝟與狐狸》《科學歷史學的概念》等作品
當中有所涉及，但這是他對這個問題的明確討論，顯然在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
《政治判斷力》一文和《現實感》有某些關聯點，不過完全是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這是 1957 年 6 月 19 日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第三套節目首播的一次談話（以《思考政治》為題的七次繫列談話中的第六次）：文章內容是基於事先準備的講稿和廣播錄音之上的。
《哲學與政府壓制》是一次演講，是為一個主題為“人類思考和表達的自由”的繫列講座準備的，那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校兩百周年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演講時間安排在 1954 年 3 月24 日，但是伯林的父親於 1953 年 12 月去世，伯林感到無法參加校慶。
《社會主義和社會AJ1AJ5AJ44AJ7主義理論》與其他各篇都不一樣，它一寫出來就發表了：初發表在《錢伯斯百科全書》（倫敦， 1950：紐恩斯出版社；紐約， 1950：牛津大學出版社），經過修改後又發表在同一部書的下一版裡（牛津、紐約等， 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現在的版本加入了為一個後來未能問世的新版百科全書所做的修改，它被收入本書，部分是緣於此，部分是因為它以前從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為它的主題合適。
《馬克思主義和 19 世紀的國際工人協會》是 1964 年在斯坦福大學國際工人協會一百周年紀念會議上發表的演講的基礎。伯林原始的口述錄音保存在錄音帶上，我為本版聽了一下。這讓我得以更正打字員的少量十分情有可原的聽錯和聽漏之處。伯林的打字員奧利弗?謝爾頓在這一艱巨的工作中總體上的準確度極為令人欽佩。
《浪漫主義革命》是為 1960 年 3 月在羅馬的一次會議而寫的，在那兒是經過意大利語翻譯後發表的：在本書長久的醞釀過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發表在斯蒂芬?魯克斯所編的伯林文集《在哲學與觀念史之間：傳論式訪談》（佛羅倫薩，龐特?阿爾?格拉齊出版社）一書中，英語原文的荷蘭語和德語譯稿分別發表在《關繫》和《國際文學》上。
《藝術的責任》是 1962 年當著 J. F. 肯尼迪總統的面，在白宮（專門）為羅伯特?F. 肯尼迪的希克裡山討論小組所做的一次談話的修訂版。
《康德：一個鮮為人知的民族主義源頭》是首次許馬雲?迦比爾紀念演講， 1972 年在新德裡發表。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與民族意識》是 1961 年 11 月 13日也在新德裡，在一次紀念泰戈爾百年誕辰的大會上發表的。
新版增添了一篇蒂莫西?斯奈德專門寫的序言；還有兩篇伯林的文章，我加在了附錄裡。後面這兩篇文章，一篇寫的是別林斯基，題目是《偉大的俄國評論家》，原本是一篇講座底
稿，伯林於 1962 年基於它在英國劍橋開了一場講座。對別林斯基進行完整的研究是伯林從 20 世紀 40 年代開始投入的一繫列項目之一，但是始終沒有出什麼成果。不過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維薩裡昂?別林斯基》（《俄國思想家》裡“輝煌的十年”那四場講座中的第三場）；較短一些的《被神化的那個人》，收錄於《觀念的力量》；還有此次再版新收錄的這篇文章，以前沒發表過——這三篇文章都關聯著“藝術的責任”這個問題，而別林斯基正是這個問題下的重要人物。 [1]1955 年，伯林對牛津大學萬靈學院院長說，他正在寫一本關於別林斯基的書稿，已經寫完九章了。若他所言不差，那這九章的內容就是不幸散佚了。但可以推知，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伯林關於別林斯基的作品應該源自且足以體現那個研究項目的主體部分，而且從1949 年開始，伯林在哈佛任教的數年間就俄國社會和政治觀念的發展而開設了兩個繫列講座，為這些講座所做的筆記（保存在伯林的文件裡）也受到了這項研究的影響。別林斯基的名字還散見於伯林的書信中，足見伯林對他很感興趣。我們在 1974年給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布魯斯?菲利普斯寫的一封信中，可以一窺伯林有多麼重視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始終都在說教，正是他那真誠到令人心痛的情感深度、那無可挑剔的正直品格，還有他向不斷變換的立場傾注的道德激情，纔使他的個性、人生和文字得以深刻影響他的同代人；在他於 1848 年逝世後，他的直接影響和激起的反應在接下來的那個世紀裡改變了俄語寫作的方向。

附錄裡的另一篇文章名為《完美社會理念的終結》，初是 1975 年伯林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一場即席演講，經轉寫編輯而成。有鋻於此，它的風格和本書其他文章有所不同：它沒那麼正式，更口語化一些，所以讀起來的感覺和《自由及其背叛》與《浪漫主義的根源》這兩本同樣也是由無稿公開講座轉寫編輯而成的文集更接近。對於這樣的文章該不該出版，某些人持有保留意見，而且許多類似的講稿確實仍未出版（盡管可以在網上找到文本）。我自己的看法是，保留伯林講座那獨具一格的風格和氣氛是很有必要的，更不要說這些講座的內容還很有趣，它們可以為伯林那些準備得更加充分、打磨得更為精細的文章增光添彩。 [1] 何況既然已經有人把這個講座轉寫成文字、不加編輯地出版了，那麼把它編輯一下收入這本文集裡似乎也就沒什麼問題。
這本文集中的所有勘正記錄均可見於 http：//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rrections.html；一俟發現新的問題，我會盡快將勘正信息添加到這個網頁上。
新版的頁碼編排不同於舊版，因而會給參考舊版的讀者帶來些許不便。考慮到這個問題，我在 https://berlin.wolf.ox.ac.uk/published_works/sr/concordance.html 整理了一份新舊版頁碼對照表，讀者可以借助該表檢索兩版相互對應的頁碼。
和以前幾本書的情況一樣，我得到了一些學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幫助，我非常感謝他們。羅傑?豪舍爾和已故的帕特裡克?加迪納閱讀了我選出來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沒有
選的他們也都讀了，而且幫我做了遴選，解決了一些具體的文本問題。已故的 G. A. 柯亨教授閱讀了有關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那些篇章，並做了評論，而且幫我說服伯林，讓這位對[自己的作品有著無可救藥的懷疑的作者相信，應該把它們收進去；特雷爾?卡佛教授以其豐富的學識給予我許多慷慨幫助，包括協助我給兩篇文章加注。 加納?貝克博士關於費希特、安德魯?羅賓遜關於泰戈爾、弗蘭克?西黎教授關於屠格涅夫、拉爾夫?沃克爾博士關於康德、海倫?拉帕波特關於幾個俄國問題，都給予我非常寶貴的幫助。德瑞克?奧弗德隨時向我提供關於別林斯基和其他俄國作者的專門知識，顯示了真正可敬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尤其受益良多。塔季亞娜?波茲尼亞科娃、娜塔莉婭?薩拉納和約瑟芬?馮?齊特茨維茲解決了《偉大的俄國評論家》中的各種問題。我還（不是次）受益於列奧弗蘭克?霍爾弗德-斯特裡文思博士的淵博學識。格裡高裡?克雷斯、安吉?古德蓋姆、傑米?梅爾羅斯、奈吉爾?裡斯和埃德蒙?韋納為我解決了多個難題。
伯林本人以相當大的忍耐閱讀並同意了我編輯的所有文章的文本，並在此過程中做了幾處修改。如果沒有他的秘書帕特?烏特金，我不可能取得這些成果；同樣，沒有無比慷慨的贊助者1990 年以來對我在沃爾夫森學院的研究的資助，以及布洛克勛爵促成我的這個研究員職位，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後，我要感謝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編輯威爾?薩爾金和詹妮?烏格羅的幫助和支持；以及伊麗莎白?西弗頓、斯特勞斯和吉魯克斯
對打字稿的仔細閱讀，使得書稿有了很大的改進。
亨利?哈代
牛津， 1996 年 4 月
赫斯沃爾和日本， 2018 年 4 月

現實感（節選）

一

人們有時候會逐漸討厭起他們生活的時代，不加分辨地熱愛和仰慕一段往昔的歲月。如果他們能夠選擇，簡直可以肯定他們會希望自己活在那時而不是現在——而且，下一步他們就會想辦法往自己生活裡引入來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過去的某些習慣和做法，並批評今不如昔，和過去相比退步了——這時，我們往往指責這些人是懷古的“逃避主義”，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現實態度；我們把他們的那些努力斥為妄圖“倒轉時鐘”、“無視歷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顧事實”，多不過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憐，往壞裡說則是“倒退”、“礙事”、無頭腦地“狂熱”，而且，雖然後注定會失敗，還是會對當前和將來的進步造成無謂的阻礙。
這類指責來得容易，顯然也容易理解。它們伴隨著“現實邏輯”“歷史進程”等觀念。這些觀念就像“自然規律”（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們看成一回事），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不可違背”的，不管人類希望或祈求什麼，它們都會照常進行，其過程是不可避免的，人們必須調整自身以適應它，因為如果違抗就會滅亡，就像塞涅卡所寫的命運女神“ ducunt
volentem［ ...］ nolentem trahunt”（“願意的領著走，不願意的拖著走”）。然而這種思路似乎在宇宙中預設了某種即使是用這些術語思考的人也未必接受的機制，如果他們不是研究形而上學，而是研究歷史的，他們甚至可能會設法用自己和別人經驗中的反面例子來反駁這種預設的機制。盡管如此，甚至那些試圖反駁這種思路的人也發現他們無法完全拋棄所討論的這些觀念，因為它們似乎多少符合他們所看到的實際情況，雖然他們也許並不相信通常被認為是這些觀念之基礎的決定論。
讓我盡量把這點說得再明白一些。每個人無疑都相信存在一些因素，它們多半或完全在人類意識控制之外。當我們形容這個或那個計劃不切實際或是空想時，我們的意思常常是，面對這些無法控制的事實或進程，計劃不可能實現。這些因素各色各樣：我們無法干預的自然領域，譬如太陽繫或天文學研究的一般領域；我們既無法改變我們討論的實體的狀態，也無法改變它們所遵循的規律。至於各門自然科學研究的物理世界的其餘部分，我們認識到支配它們的規律是我們無法改變的，雖然我們宣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參與改變遵循這些規律的人和事物的狀態。有人認為這種干預本身也遵循規律：我們自己完全由我們的過去決定；從原則上講，我們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計算來預測；我們干預自然進程的“自由”因此是虛假的。有的人則完全或部分地否定這點，但這與我們在這裡的討論無關，因為雙方都願意承認：我們宇宙的很大部分，尤其是它無生命的部分，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事實上就是這麼存在並自有其因果的。
當研究有知覺的存在者的世界時，我們當然地認為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必需” 支配的。首先是人與自然，即人的身體與體外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人們假設人有一定的基本需要：對食物、安全場所等維持生命起碼手段的需要，也許還有對某些形式的娛樂或自我表達、相互交流的需要，等等；這些基本需要受到相對固定的現像的影響，比如氣候、地理構造，以及通過經濟、社會、宗教制度等形式體現的自然環境的產物，其中每一種都是物理、生物、心理、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能在其中發現一定的一致性，其根據是個人和社會生活中的可見模式——如柏拉圖和波利比烏斯論述的那類循環模式，或者非循環模式，就像猶太人、基督徒，也許還有畢達哥拉斯學派和奧菲斯教派的宗教經典裡的那些模式。這些存在的模式和鏈條在各種東方的宗教和哲學裡，在近代思想家維柯、黑格爾、孔德、巴克爾、馬克思、帕累托以及許多當代社會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哲學家的宇宙論裡，都可以發現。這些模式傾向於認為人類社會的制度習俗不僅來自人類有意識的目的或欲望；在適當承認這些有意識目的——無論是屬於制度習俗的奠基者、運用者還是參與者——的作用之後，他們強調的是個人及群體方面不自覺或不完全自覺的原因，尤其強調不同的人未經協調的目的相互踫撞產生的出人意料的結果，每個人的行為都部分地出於清楚連貫的動機、部分地出於他自己與別人都不甚了解的動機或原因，導致事態發展成了可能誰都不想要的樣子，然而它卻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性格和行動。
根據這一觀點，如果我們考慮到有多少東西是獨立於人類的有意策劃之外的——整個無知覺的自然王國，以它作為對像的科學根本不關心人類問題；還有像心理學、社會學這樣的研究人的科學，它們假定，不管在社會還是個人的層面上，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反應和行為規則不大可能被個人意志徹底改變——如果考慮到所有這些，就可以對宇宙做一番描述，它的變化過程從原則上說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預測。我們自然容易受這一描述的影響，認為歷史是朝著一個不可逆的方向，沿著各個不可避免的階段發展的；至少理想化來說，歷史可以被描述為體現全部規律的許多實例，這些規律描述和總結了自然存在的一致性，我們就是根據這些一致性來認識事物和人的行為。 14 世紀的生活之所以是當時那個樣子，是因為它是人的
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之間相互作用所達到的一個“階段” ——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習俗是一半有意、一半相當無意地因為人的需要而產生或者存留下來的。而且，因為 14 世紀的個人和社會生活是當時那個樣子，所以 15、16 世紀的生活也隻能是它們各自當時的狀況，而不可能和別的時候，比如 3 世紀、 9 世紀或者 13 世紀一樣，因為 14 世紀的存在已經使得那很“不可能”了。我們或許不知道社會進化遵循的是什麼規律，也不知道在個人生活及其所屬的社會“蟻丘”的群體生活之間起作用的確切因素是什麼，但是我們能肯定確實存在那樣的規律和因素。要證實這種認識，隻要問問自己，是否認為歷史能夠解釋一些東西——就是說，發生在 14 世紀的事對理解 15 世紀是否有影響，亦即是否承認如果我們把握了歷史聯繫，就會理解是什麼使得 15 世紀成為當時那個樣子。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麼“15 世紀裡的一切大概都是 13 世紀的完全翻版” ——似乎 14 世紀根本就沒有存在過——這樣一種說法顯得可笑。我們一開始討論的那組概念似乎就是從這兒推出來的。存在一個模式，它是有方向的；未必是“進步”的方向，即我們不一定要相信我們正逐漸接近某個“理想的”的目標，且不論我們怎麼定義“理想的”；但我們確實正朝著一個確定的、不可逆轉的方向前進；留戀以前的某個階段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好像在要求顛倒因果。我們可以羨慕過去，試圖重現過去卻是無視因果律。橡樹不能變回橡子；一個老人大概也不能回到過去，擁有年輕人的體魄、心靈和頭腦，實在地再年輕一次，就好像這麼多年都沒有活過一樣。對過去歲月的浪漫渴望，實質上是一種取消事件“無情的”邏輯性的欲望。
一旦可能重現過去的情形，歷史的因果關繫就會被打破；而由於我們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來思考，所以這不僅在心理上令人難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和可笑的。也許有人會告訴我們，像“不合時宜”這樣的說法本身即足以體現這一事實了：將某人或某事形容成不合時宜就是說他或者它並不具備當時的一般特征。如果某個史學家認為黎塞留在 20世紀 50 年代還能取得當年的成就，或者認為莎士比亞即使生活在古羅馬或者外蒙古，也能寫出他的那些劇作，毋需多論，我們相信這個史學家肯定大有問題。這種是什麼就屬於什麼地方、不
能發生的就不會發生的感覺，據說蘊含了不可逆轉的進程的觀念，在此進程中，每樣東西都屬於它該屬於的階段，一旦被錯誤地置於錯誤的環境，就會“不合適”或者“不合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