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作集自序

前言

凡例

《商君書》善本彙校注疏

商君書目錄

商君書五卷彙校注疏

附錄一《商君書》佚文

附錄二本書《商君書》原文所據文獻及文字取舍略例

附錄三《商君書》版本考述及其序跋題識輯錄

附錄四商君及《商君書》研究資料輯錄

附錄五《商君書全譯》前言

附錄六先秦法家述要

附錄七《商君書注譯》校勘失誤管窺

附錄八申子

附錄九慎子

附錄十《商君書》人名索引

附錄十一《商君書》地名、國名、朝代名索引

附錄十二本書采摭文獻要目

後記

張之洞說過：“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商君書》固然是研究中國文化者必須閱讀的要籍，但綜觀當今的《商君書》通行本，卻尚無精校精注之作。現代爲學術界所重而較具權威性的校釋著作主要有兩種：一是高亨先生的《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該書的撰寫目的，主要是“給研究先秦歷史和思想史特別是儒法鬥爭歷史的同志提供初步的參考資料”e，所以重於譯注而疏於校勘。作者雖然自稱其原文用的是嚴萬裡校本，但實際上並未採用手資料，而大量承襲了朱師轍《商君書解詁》之誤，加之使用簡體字而改字甚多，未能體現善本面貌，故未足爲典要。二是蔣禮鴻先生的《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該書寫成於1945年，改定於1949年，顯然不能反映這六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其解釋雖頗多發明，但尚未周備。該書也未用各種善本（特別是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嚴萬裡校正繕寫本）加以彙校，因而多承襲了浙江書局翻刻的所謂嚴校本之誤，如《墾令》“民不能喜酣奭”之“喜”誤爲“善”、“狠剛”誤爲“很剛”，《農戰》“故民不偷營”之“偷”誤爲“儉”，《開塞》“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之“有”誤爲“民”，《弱民》之“遊處之士”誤爲“遊處之壬”，《君臣》之“流徙”誤爲“流徒”等等。這也說明《商君書》在校釋方面尚有待完善。我一向認爲，要使中國古代燦爛輝煌的文化典籍能“真正活著”流傳下去，使它成爲當今乃至將來中華文化建設的豐富資源，首先應該做好其“存古喻今”的工作，或者說，應該做好這些典籍的校釋評論工作。若無“存古”，則會造成新書出而古籍亡的嚴重後果；若無“喻今”，則古代的典籍隻能是死躺於書櫃之中。隻有這一艱巨而又偉大的基礎工程完成了，我國的古籍纔能流布日廣而大放異彩，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纔能傳承不絕而煥發出新的活力。我所說的存古，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校”相類，是指在印行古籍時要完好地保存古代的珍本文字。其主要的工作就是逐一將每部典籍的現存古本進行一次科學的梳理，辨明其源流，將其中有價值的善本來一次彙校；然後覈定原文，寫成定本，複製出版以廣其傳；同時將彙校所得的善本異同寫入校勘記隨書印行，以便利更多的研究者取資。顯然，我所說的存古，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做到絕對意義上的存古，那就隻能搞《中華再造善本》之類的大工程了，但那樣做，顯然不適合大部分讀者而難廣其傳，而且，讀者也難以從中一下子瞭解衆多版本之異同。\\\\
我所說的喻今，與張之洞所說的“精注”與“知要領”相類，也就是要幫助今人明白古代典籍的內容。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校定原籍文本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做好實事求是而又準確通俗的注疏工作，使人們正確地理解其原文；同時，還應該對其內容進行概括扼要而又深入精到的剖析與融會貫通且聯繫實際的評論，使人們深刻地領會其內涵，把握其要領，瞭解其精華與糟粕，借鑒其中具有普遍意義與實用價值的人類智慧結晶。然而，這種既具精校精注之功力又具提綱挈領之功能的宜讀之書實在太少見了。即使是我國古代基本的要籍，也很少能見到這種既存古又喻今的著作出現。《商君書》也無非如此。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現像，大概是因爲學風過於浮躁、治學不求嚴謹、學問不求扎實的緣故吧。所以，我們在具備現代意識的同時，似乎還應該繼續宏揚漢學精神。誠然，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的學術研究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即以基本的古籍校勘而論，舊時之古籍善本往往散落於民間而難以查訪，現在則多集中於各大圖書館而便於尋檢，所以，現在進行善本彙校的條件比古代要好得多。隻要我們不惜工本，這一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但是，人們在校注《商君書》時，卻往往滿足於使用浙江書局翻刻的所謂嚴萬裡校本，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嚴萬裡校正繕寫本（浙江書局翻刻本之底本）卻一直未爲《商君書》校注者當作重要的校勘資料加以利用。如果說，當代的學風與學術評價標準並不利於善本彙校工作的展開，因爲從事這項工作，不但枯燥乏味而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能耐，而且需要奔波於南北各大圖書館而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與財力，其成果又因爲缺乏當今所推崇的創新性而不被學術界認可，但無論如何，作爲一個有責任心的學者，是絕對不應該急功近利、馬虎了事的。在我看來，既然古代有《十三經注疏》之類的扛鼎之作不朽於世，那麼，我們生活在條件優越的現代社會，理應拿出超越前人而能體現當代國學水準的古籍校釋評論之作來。惟其如此，我們纔能不愧對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的祖先。基於這樣的認識，我一直在朝這一方向努力。然而，我過去所撰寫的著作，爲了能順利出版，不能不屈從於出版社的體例限制，而根本不能將“存古而喻今”的設想付諸實施。即以研究《商君書》而論，過去出版的《商君書全譯》、《商君書校注》也都是如此，她們雖然已經受到了讀者的青睞，其實未足爲典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