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推薦序二
中文版序
譯者序
前 言

章 意義的吶喊——意義中存在著治愈的力量
追求意義的意志是人類的本性
生命本身是否存在著意義

第二章 人類的自由意志
決定論與人文主義：對泛決定論的批判
挑戰都是召喚，對它們的回應構成我們的意義

第三章 “人本主義心理學”究竟有多人本
人類精神生活中的“相遇”
真正的“相遇”，朝向“邏各斯”

第四章 愛是一種自我超越
性行為的意義 
性的去人性化：這個時代的性神經癥

第五章 癥狀還是療法——一個精神科醫生眼中的文學
寫作與存在的空虛
生命無條件地存在著意義

第六章 運動——新時代的苦行主義
新“張力”理論
運動員如何實現自身的潛力
附記

第七章 瞬時與必死：生命的終極意義
過去與永恆
死亡的意義
附記

第八章 矛盾意向法與去反省法
矛盾意向法
去反省法
附記

參考文獻
意義療法英文文獻目錄

本書是《心理治療與存在主義》和《無意識的上帝：心理療法與神學》這兩本著作的後續。
本來我在籌劃本書時，曾計劃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不過在對文稿進行修改以及拓展其內容時，我發現這些內容是由一條清晰的思路貫通著的。後，那些論文都被我修改成了一個個的章節，進而形成了一整本書。更重要的是，本書前兩章討論了“意義療法”的三項基石內容：追求意義的意志、生命的意義以及意志的自由。
“意義療法”常被學界劃歸於“存在主義精神療法”或者“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條目之下。不過，讀者們可能已經發現，我對存在主義有著一些批判，至少對“什麼叫存在主義”這一主題進行過批判。同樣，讀者們也會在這本書中發現，我對所謂的“人本主義”也有著一些攻擊性的表達，可能還會讓人有點驚訝的是：我同時對所謂的“偽意義療法”也進行了批判。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心理療法的歷史，來看看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在精神病學以及心理學這兩個領域中究竟占據著什麼樣的位置。關於那位心理療法領域的偉大靈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課程，相信大家都曾學習過。我也是！他教會我們如何掀開神經癥的面紗，如何揭開掩藏在其行為下的無意識動機。可是，我認為揭露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必須點到即止，比如，在精神分析師所面對的情況已經不再屬於“被掩藏”的內容時。這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堅持呼吁的，而進行這種呼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部分內容本身就是非常真實的。如果“揭露式心理學家”不在真實跟前停下，他們就會繼續揭露的工作。而這正是他們自己的潛在動機，是他們無意識中對於真實的貶低、抑制和輕視，即對於人類身上那真實的、人性的部分所進行的貶低、抑制和輕視。
在精神分析已經占據無可置疑的地位如此之久的時候，基於學習理論的行為療法在撼動它的過程中收獲了許多東西。行為療法的治療師們可以提供證據，雖然信奉弗洛伊德病因學的人們幾乎不會相信這些所謂的證據。在行為主義者眼裡，並不是每一例神經癥個案都能追溯到其早期童年的創傷經歷，或者追溯到本我、自我與超我間的相互衝突，癥狀的替換也不是由精神分析引起的治愈，而是由短程的行為修正引起的（如果不是來訪者自己好轉的話）。因此，人們可以認為行為主義與神經癥的“去神話化”1 是同一件事的兩面。
不過，這還是不夠的。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充滿著無意義、去人格化、去人性化的時代。任何一種心理療法，無論是意識層面的還是無意識層面的，除非它能夠將必不可少的人性維度整合進“人”這一概念中，否則去談論我們這個時代的病癥的解決之道，是完全不可能的。
比加內·克維爾豪格（Bjarne Kvilhaug）是一位挪威心理學家，他評論說意義療法使學習理論恢復了人性。後來，德國美茵茨大學精神病學部的尼古拉斯·彼得裡洛維奇（Nikolaus Petrilowitsch），也提到意義療法使精神分析恢復了人性，而且與其他學派的療法不同的是，意義療法不會隻停留在神經癥的維度上。這是什麼意思呢？精神分析將神經癥視為某種心理動力的結果，且由此推論出治療的方法：以活化另一種心理動力的方式來對這一病癥進行治療，比如說，一種有幫助的、牢固的移情關繫。而行為療法呢，則是把神經癥看作某種習得、某種條件反射或者某種生理進程。與此相對應地，行為治療師們會給來訪者開具重新學習或者重新調節的藥方，這就形成了行為主義治療的方式。不過，正如彼得裡洛維奇所說，在這兩種理論中，治療都仍停留在神經癥的表面。而意義療法則穿過這層表面，跟隨著個人進入人性的維度，這一維度可能接觸到人類本已具有的資源，比如說人類獨有的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和自我分離（self-detachment）能力。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在使用意義療法中的“矛盾意向法”時，都會激活後一種能力，而前一種能力則在診斷以及治療的過程中起到同樣重要的作用。如果人類沒有了對自我超越的展望——如尋求意義的意志——的需要，就永遠不會有心靈神經官能癥這樣一種診斷了，因為這種問題便是由尋求意義的意願受挫而導致的。我們也不可能在治療中訴諸這一自我超越的力量，或者當它受到壓抑時，將它從病人的無意識中喚醒。這部分內容有時候會給我們的首次評估提供指引，而且它已經在實證領域以嚴格的實驗方法得到了證明：有研究者已經通過統計學研究證明尋求意義的意志有著顯著的“生存價值”。
在自我分離這一方面，有些內容也已經得到了嚴格的實證研究來支撐：它是一種重要的“應對機制”，可以說一早就被設定在人類的心靈世界裡了。正如我接下來將會在本書中演示的，這種機制同樣適用於以幽默為代表的自我分離功能。
總之，我們可以說精神分析教會我們怎樣揭露神經癥背後的動力，而行為主義教會我們怎樣去除神經癥神秘的一面。現在，正如彼得裡洛維奇和克維爾豪格所言，意義療法教會我們將精神分析與行為主義“重賦人性”。不過這種看法還是過於簡單，因為從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繫來看，意義療法與另外兩者之間不僅存在著先後次序，還有著一些相通的地方。今天之前，有人可能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德國傑出的弗洛伊德主義者沃爾夫岡·洛赫（Wolfgang Loch）的發現：“從本質上來講，精神分析式的對話是一種創造新生命意義的努力。”紐約行為主義療法中心主任萊奧納德·巴克裡斯（Leonard Bachelis）也提到過這種現像：很多正在他們中心接受治療的人都做得很好，治療也很成功，可他們還是想自殺，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生命毫無意義。
所以說，次序之中也存在著相通之處。不過，我經常在講學的過程中告訴大家意義療法並不是的，因此意義治療師們對於與其他療法進行合作持非常開放的態度，也對意義療法自身的更新換代持開放的態度。事實上，精神動力學和行為主義取向的心理治療學院的專家們基本上都忽略了人類現像中的人性部分，他們仍然勸他們的學生接受還原主義，因為這種思潮目前還占據著心理治療訓練領域的優勢地位，而還原主義卻處在與人本主義完全對立的一面。我認為還原主義是一種亞人類主義。它被一種狹隘的科學概念束縛著，以將自己限制於非人類維度的方式把現像逼進普羅克汝斯特斯之床，逼進某種先入為主的解釋模式，而不管這一現像到底與動力分析或者學習理論有沒有關繫。
當然了，這些學派都為心理治療領域做出了非常有價值的貢獻。意義療法並不會使偉大先驅們的研究成果失去價值，諸如弗洛伊德、阿德勒、巴甫洛夫、華生或斯金納所描述的那些。在他們受尊敬的領域內，每一學派所取得的成就都已證明了一切。不過，隻有當我們將它們放在一個更高的、更包羅萬像的維度時，例如人類的維度，纔能看到它們真正的意義和價值。在這一維度，人類不再被看作隻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求而行動或者隻能順從自己本能的生物，又或者不再被看作隻是為了調和所謂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的一致，也不再將人類行為僅僅理解成神經調節過程或者條件反射。在這裡，人類被看作一種尋找意義的存在，而無意義看起來是我們這個時代許多病癥的癥結。對於一個心理治療師來說，他怎能不先聽聽那被忽視已久的意義所發出的吶喊呢？這可是掌控著今時今日無數神經癥兇啊！
我的論文和著作，包括本書，會有一些至少眼看上去像是已經過時的內容，但我很確定其中有些東西還是合乎時宜的。想想那彌漫於全世界的無意義感吧。如果這是20世紀70年代出現大規模神經癥的緣由，我覺得對於我所預言的這種無意義感問題需要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而對於我自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研究的意義療法也一樣。

追求意義的意志是人類的本性

人類總是在尋求意義，總是走在尋求意義的路上。換句話說，“追求意義的意志”甚至可以說是“人類關心的問題”，此話引自亞伯拉罕·馬斯洛對我的一篇文章的評論。

這恰恰是當今社會仍未滿足人們的東西，也是當今心理學所忽視的問題。當前的動機理論將人看作這樣一種存在：要麼對刺激做出條件反射，要麼對自己的衝動進行發洩。他們沒有考慮到，實際上除條 件反射和發洩外，人類還有“回應”（response）的一面，即面對生活提出的問題，人類會對其進行回應，通過這一回應，他們會實現生命賦予的意義。

有人可能會說這是一種信仰，但事實並非如此。的確，我在1938年創造出了“高度心理學”這一詞彙，用以補充而不是取代所謂的“深度心理學”（心理動力學），自那時起，我就一次次地被指責高 估了人類，即將人類放在過高的位置上了。在此，我講一個在教學中通常很有助於理解的故事。在航空領域，有一種被稱為“航向偏流修正”的工作，比如說有一股橫向風自北向南吹來，而我希望降落的那個機場卻在東邊，那麼如果我直接往東飛，就會錯過目的地，因為飛機會滑向東南方向。為了準確到達目的地，飛機需要使用“航向偏流修正”技術進行校正。在我所舉的這個例子中，需要將航行方向指向北方，纔能終到達想去的機場。對於人類而言也是一樣，一個人隻有擁有更廣闊的視野、更遠大的理想，纔能發揮出真正的潛能，否則他終所能實現的潛能隻能低於應達到的水平。

如果我們要發揮人類的潛能，首先必須相信它的存在，不管是在形而上的層面上，還是在現實的層面上，都要相信它的存在，不然人就會“偏航”，就會退化，因為人類也存在著變壞的傾向。我們 絕不能讓我們對潛在人性的信仰掩蓋了這樣的事實：也許仁慈的人一直都是人群中占少數的群體。然而，正是這一事實逼迫著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加入到這一少數群體之中。事情已然很糟糕，除非我們盡己所能地去改善它們，否則一切將會壞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因此，人們可以更合理地將意志視為一種自證預言，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廂情願。阿納托利·布雷亞德（Anatole Broyard）還有一些評論：“如果說‘shrink’（回縮）是用來指代弗洛伊德主義分析師的俚語，那麼意義療法治療師便可以被稱為‘stretch’（延展）。”事實上，意義療法將人類更遠大的理想囊括進來，這不僅拓展了“人類”這一概念，還拓寬了來訪者的視野，借此提高他們的潛能，以增強他們追求意義的意志。類似的機制使得意義療法可以讓患者免受非人性化、機械化概念的折磨，很多精神分析師經常勸人接受這些概念，這反而會使病人更“抗拒心理醫生”。

有種論調認為：“不要過高估計人類，太高的期望會很危險。”可實際上低估人類會更危險，正如歌德早已指出過的：“人類，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人類，有可能會因為被低估而遭損毀。”相反，如果我 認識到人類更遠大的理想——比如對於意義的渴望——我還可以以此來召集、動員他們。

對於意義的渴望，不僅是一種信仰，也是一種事實。自從我1949年開始介紹這一概念以來，它已經被許多研究者用測驗和統計所證實，有效性也經過了檢驗。由克拉姆博所設計的生活目標量表，還有盧卡斯的意義測驗（logo-test），已經被使用了上千次，這些經電腦處理的數據已經證實人們對於意義的渴望是真實存在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