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章邏輯史話：“邏先生”的歷史概貌

1 “邏輯”的多重語義

2 邏輯的古代創生

3 邏輯的近代復興

4 邏輯的現代發展

5 “應用邏輯”的崛起與當代“邏輯地圖”


第二章演繹求“真”：形式理性的法庭

1 演繹的特質

2 以規則保證

3 預見的方式

4 質疑的工具

5 創新之利器


第三章歸納求“信”：合理置信的底蘊

1 歸納與置信

2 直覺與合理

3 信度與確證

4 多數與民主

5 歸納意識與歸納域


第四章邏輯精神：社會理性的內核

1 社會理性的特質及其取向

2 以邏輯分析考辨社會共識

3 以邏輯論證審議民主法治

4 以邏輯素養支撐科技人文


後記

導言

2002年，以“邏輯教育家”著稱的美國學者歐文·M.柯匹（Irving M. Copi）以85歲高齡謝世，此前他剛剛將其著名教材《邏輯學導論》第11版書稿校訂完畢。這部教材的第1版於1953年出版後即受到普遍好評，不但在英語世界被廣泛采用為高校邏輯基礎課程教材，得以不斷修訂再版，而且迄今已有十餘種文字的譯本問世。有些美國學者認為，柯匹的《邏輯學導論》已成為有史以來受眾*多的邏輯學讀物，讀者人數或許隻有亞裡士多德的《工具論》可與之匹敵。不論這種論斷是否確切，這部教材所產生的廣泛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在已成為柯匹“遺作”的第11版中我們看到，柯匹將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如下論斷置於全書開篇：
在一個共和國，由於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與說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導，推理的藝術就是*重要的。
柯匹把“推理的藝術”的學習與訓練，定位為邏輯學基礎教育的核心目標，體現了邏輯學的基本功能。正如柯匹所強調，正確推理與論證在任何認知領域都不可或缺。“無論在科學研究中，在政治生活中，還是在個人生活管理方面，我們都需要運用邏輯以達至可靠的結論。學習邏輯學，可以幫助我們確認好的論證以及它們為什麼好，亦可幫助我們確認壞的論證以及它們為什麼壞。沒有什麼研究會有比之更廣大的用途。”在闡明邏輯的認知功能的同時，柯匹也著重強調了其在民主政治與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他指出：“當前，民主的理念已得到幾近普遍的擁護，而要使之付諸實踐，社會公民須能有效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來。而要實現這種有效參與，就要求公民能夠正確評估我們的領導人或候選領導人的不同主張。因此，民主的成功乃依賴於公民做出可靠判斷的能力，從而也就依賴於人們合理地評估證據與各種論證的能力。可見，邏輯不僅對於促進我們個人目標的實現，而且對於促進我們與他人分享的民主目標的實現，都是至關重要的。”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柯匹在1990年從夏威夷大學退休後，即邀請他的學生、政治哲學家卡爾·科恩（Carl Cohen）加盟《邏輯學導論》的修訂再版工作。科恩的加盟使得這部教材在體現邏輯的社會功能方面，特色更為突出。
也是在2002年，我國《人民日報》理論版刊發了張建軍的《真正重視“邏先生”——簡論邏輯學的三重學科性質》一文。該文提出了“邏先生”是“賽先生”與“德先生”的共同基石之命題，倡議開展以邏輯的社會文化功能為核心的邏輯社會學研究。文章不長，謹摘錄如下：
邏輯學具有基礎學科、工具學科和人文學科三重性質，這是邏輯學在當代科學體繫中獨有的特征。數學既是基礎學科又是工具學科，語言學既是工具學科又是人文學科，但它們都不具有邏輯學這種“三位一體”的學科性質。
邏輯學發展成為與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球與空間科學、生命科學等相並列的基礎學科，是20世紀科學繫統演化的重大進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20世紀70年代已對此予以確認。後來在該組織發布的“科技領域國際標準命名法”中，更把邏輯學列為一級學科之首。然而，要真正形成發展邏輯學的良好社會文化氛圍，實現我國邏輯學所應有的繁榮，還需要進一步深刻認識邏輯學的另外兩重學科性質。
邏輯學是一種繫統性工具。亞裡士多德曾視邏輯學（他本人稱之為“分析學”）為純粹的工具性學科，雖然在其學科分類體繫中未給邏輯學一席之地，但亞氏已經認識到，邏輯決不僅僅是說話辯論之利器，更為重要的是，邏輯乃一切科學研究的工具。這個認識是亞氏創建邏輯學的基本動因，《工具論》中的《後分析篇》開了把邏輯轉化為方法的先河。而作為一種繫統性工具，邏輯的價值也絕不僅僅體現在對一些零星規律與規則的運用上。現代邏輯達到形式化、繫統化的極致，是邏輯得以在現代哲學、數學、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語言學、心理學、量子物理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以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領域得到廣泛而卓有成效應用的重要原因。現代邏輯的繫統應用，需要一批既精通現代邏輯基本工具又能把握具體學科領域前沿知識，從而能把邏輯工具得心應手地運用到具體學科中去的“繫統轉化型”人纔；同時也需要當代邏輯工作者繼承《後分析篇》傳統，對邏輯工具在科學領域綜合理論與方法論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與把握。在後一方面，我國學者在“科學邏輯”的名義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邏輯學具有人文學科性質，這是指它不僅作為一種人文存在（任何學科都是如此），而且學科對像本身即具有人文內容。對邏輯學的這種性質的指認，可追溯到古希臘斯多亞學派和中世紀後期邏輯研究高峰時期的學者，這也是近代唯理論者和經驗論者的共識。現代邏輯基礎理論的發展，曾一度使消除邏輯的人文性質的觀點占據西方學界的主導地位。我國學界也有不少學者迄今仍堅持這種觀點。然而，縱觀20世紀後半葉西方邏輯學科的發展歷程，隨著邏輯語用學研究的迅速崛起、符號學研究人文層面的蓬勃發展、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研究的興盛、科學社會學研究的拓展和法蘭克福學派對“形式理性”的批判等諸多因素直接或間接的作用，人文內容已在邏輯學研究中實現了回歸。即使在純粹的“哲學邏輯”研究上，當代西方邏輯學界也基本上遵循P.F.斯特勞森的劃分，從形式—繫統研究和非形式—哲學研究兩個方向上展開，而正是後一個方向上的發展，提供了分析哲學語境中的“邏輯研究”與胡塞爾型現像學語境中的“邏輯研究”（這是當代人文主義哲學的重要基石）的對話途徑。著名科學社會學家B.巴伯在其名著《科學與社會秩序》中，在從“理性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的角度闡述了科學的社會功能的同時，強調指出了邏輯的基礎地位。邏輯學是“社會理性化的支柱性學科”，邏輯的缺位意味著理性的缺位，這是邏輯學*根本的人文性質。“邏輯精神”既是科學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邏輯基礎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學體繫與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嚴復曾有如下斷言：邏輯“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旗幟在我國飄揚了近一個世紀之後，我們應該真正重視“邏先生”，在國民教育體繫中加大健全的邏輯意識和邏輯思維素養的培育，使之成為新世紀營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良性文化環境的重要內容。不妨開展邏輯社會學研究，因為在克服社會轉型時期所帶來的一繫列“無序”“失衡”“失範”現像，實現社會發展的動態平衡和有序化、規範化方面，“邏先生”有著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紀我國邏輯學科發展戰略應為“一體兩翼”：以基礎理論層面研究為體，以工具層面和人文層面研究為翼，努力形成有利於“邏先生”茁壯生長的社會文化生態，使各種不同風格的學者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振興邏輯事業。這也有利於邏輯學在我國充分發揮其應有的社會文化功能。
在《邏輯的社會功能》（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後記”中，張建軍回憶指出，該文原稿標題隻是現在的副標題，是當時《人民日報》的編輯慧眼識珠，將文中“邏先生”的提法置於正標題，突出顯示了文章所強調的基本思想。正是這個醒目的提法，使該文得到了學界較多關注與討論，對邏輯的社會文化功能研究在我國學界的興起與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正如柯匹所引用的傑弗遜的名言所昭示，邏輯推理是“理性與說服力”之基石。邏輯的社會文化功能，來源於“社會理性化”的現實需要。

何謂“理性”？這是一個長期莫衷一是、很難簡單說明的問題。在人們經常談論的理性與感性、理性與意志、理性與激情、理性與信仰等對子中，所使用的顯然不是同一個“理性”概念。限於本書“高級科普”的性質與宗旨，我們在這裡不能進行繁復的學理討論。不過，萬變不離其宗，任何“理性”的界說都必定以人的推理與論證能力為本質要素，換言之，其根基都在於邏輯。如前面提到的美國政治哲學家和邏輯教育家科恩所說：“一般說來，我們可以接受古代即已規定的尺度。一個有理性的人，至少應該具備兩種能力：（1） 設想一種計劃或掌握判斷或行動規則的能力；（2） 在具體情況下運用規則或按行動計劃辦事的能力。由於在民主體制中，這些規則大多都是在人與人之間起作用的，我們可以增加一點：（3） 清楚表達思想，與人講理的能力。”
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9頁。譯文略有改動。科恩在此指出：“社會共同體”和“理性”是民主政治的兩個基本的前提條件：“社會作為**前提所涉及的是人與人的關繫。理性所涉及的則是這種關繫的性質。沒有這兩個前提，就不可想像會有民主。社會是民主進程的基本結構，在這個結構內，必須假定所有成員至少具有參與共同事物所要求的基本能力。這些基本能力概括起來就是理性。”
美國著名哲學家桑塔亞納（G. Santayana）亦言：“一旦人類不再完全沉浸於感覺之中，他就會前瞻未來、回顧以往而有所悔恨和企慕；與關注當下的感覺奔流相反，……當生命衝動經過反思改造而對以往經歷所作的判斷產生同情時，我們就可以很恰當地把它稱之為理性。理性的生活取決於反思所產生並證明有效的那些環節。通過這種方式，不在場的成分即作用於當下，而一時難以感知的價值亦得到了估量。”
桑塔亞納：《常識中的理性》，張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柯匹則在《邏輯學導論》（第11版）中如此開宗明義：“當人們需要做出可靠判斷，以決定在復雜情勢中應如何行動，或者在重重疑團中如何判定真偽，理性都是*可信賴的工具。非理性工具（諸如預感與習慣之類）雖亦常被征用，但是當事關重大之時，或者當成敗取決於所下判斷的關頭，訴諸理性無疑*易獲得成功。我們已擁有一些經受了長期檢驗的合理方法，能夠用來判定究竟何者為宜、何者為真；也擁有一繫列業已得到確立的原理，可以指導我們從已知的東西引申推論。”
粗略而不失真地說，人類理性體現於對既往得失的審慎反思，對當下抉擇的利弊權衡，對未來變化後果的合乎邏輯的推理，對社會規則的論證和遵守，對不同意見者有理有據的論證的尊重並經過認真審思後的包容。反思、權衡、推理、論證既是理性思維的過程，又是理性的基本特征。
歷史表明，一個文明開放、自由民主、和諧穩定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尊重理性和崇尚理性的社會，也可稱之為“理性化”的社會。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既是一個理性經受洗禮的時代，也是一個呼喚理性規約的時代。當下的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大變革、大發展、大轉型的新時代，也正是一個呼喚社會理性歸位和“邏先生”規約的新時代。
回想那場轟轟烈烈但已漸漸遠去的五四運動，其突出成果就是引進了西方的兩位“先生”——“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和“民主”。然而，由於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隻認識到“要‘匡時救國’及‘創造新社會’必須求之於中國傳統裡所沒有的東西。科學與民主是中國所沒有的‘西來法’，因此被熱烈提倡。至於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思想模態是否適於一步登天似的學習科學，中國的社會結構、基本觀念、權威性格、行為模式是否宜於驟然實行西式民主，這些深進一層的問題，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在意興高潮激蕩之下是考慮不到的。於是，提倡科學之*直接的結果之一是把科學看作唯物論或科學主義（Scientism）。推行西式民主的結果更是悲慘得很。”
西方科學之所以在中國遭到誤解，西式民主之所以在中國遭遇慘烈命運，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中國尚不具備支撐科學和民主健康運行的基本的理性思維基礎。
支撐西方科學的思維底蘊是什麼？1953年，愛因斯坦在致斯威澤（J. E. Switzer）的信中說得很清楚：“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哲學家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繫（在歐幾裡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繫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繫。”

1 社會理性的特質及其取向


社會理性是“理性”的種概念，也是一個群體性思維概念。“理性”是相對於“非理性”而言的。人們通常所說的理性、非理性隻是一個泛文化的概念，它們大體上是對一種精神現像或文化現像的籠統描述。百度百科對“非理性”詞條的解釋是：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別於理性思維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覺、幻覺、下意識、靈感；也指那些反對理性哲學的各種非理性思潮，如唯情論、意志論、生命哲學、無意識、直覺論、神秘主義、虛無主義、相對主義等。人們常見的非理性觀念有十二種，即（1） 需要被贊賞。一個人不管做什麼，都**必須得到每個人的喜愛和贊許。（2） 過高的自我期許。人在各方面都必須能力十足，完美無缺。（3） 責備。有些人很壞、邪惡、卑鄙，應該受到責備懲罰。（4） 面臨災難。當事情不能盡如己願時，一定是可怕的災禍。（5） 不承擔責任。不愉快是由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個人一定無法加以控制。（6） 憂慮。對於可能發生的危險或可怕的事物，必須要常記掛在心裡。（7） 逃避問題。逃避某種困難或責任，總是比面對問題來得容易。（8） 無助感。過去的經驗與事件，是現在行為的決定者，過去的影響一定是無法磨蝕的。（9） 完美主義。每個問題一定有一個正確或完美的解決方法，而且必須找到，否則將會有大災難。（10） 依賴。一個人必須依賴他人，並應找一個比自己更強的人去依靠。（11） 過分關切。一個人應該為別人的難題或困擾而煩惱。（12） 惰性。個人的自我陶醉或不必積極參與活動，也必能帶來極大的喜悅。
http://baike.baidu.com/view/644279.htm
在日常意義層面，“非理性”常常被人們理解為“不要理性”“否定理性”，甚至“喪失理性”，而成為一個價值判斷詞。

在哲學、心理、法學、宗教、政治等不同學科中，人們對“非理性”也有近似但並不等同的認識。比如，有些哲學家認為，非理性就是荒誕無稽、邏輯混亂；心理學家認為，非理性是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倫理學家認為，非理性是違背人倫之舉；神學家認為，非理性是背離神的異端；法學家認為，非理性是越軌行為或犯法行為；政治學家認為，非理性是缺乏理智的盲目的政治手段，有的則專指暴力或殺戮……憑借上述解釋，我們可以這樣認識非理性的基本屬性，即非理性是反映並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非條理化、非規範化、非邏輯化、非程序化、非秩序化的社會意識或社會精神現像。
夏軍：《非理性及研究可能性》，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在社會學意義上，非理性主要與規範化、組織化、有序化的社會行為相對應，常常與人的本能私欲、集體無意識、潛意識行為結構等相關聯。
姚軍毅：《當代哲學問題前沿研究》，載《武漢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在思維方式層面，“非理性”*為明顯和突出的要素就是其非邏輯性，換句話說，就是缺乏對行為和思想的合理性與正確性作邏輯的反思和審問，任憑本能、激情、衝動而盲目地行動。

我們認為，上述對“理性”與“非理性”的討論都是頗有啟發價值的，但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沒有注意界劃“非理性”與“反理性”。人類思想與行動固有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方面，正如當代科學邏輯研究所揭示，非理性因素與理性因素的互動，在科學研究中起著重要作用。科學研究是這樣，社會生活也是這樣。我們倡導在社會生活中弘揚邏輯精神，絕不是要否定非理性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正面價值，而是要使社會成員認識反邏輯、反理性因素的危害，抑制非理性因素的負面作用，使社會理性化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社會走向真正的和諧發展。我們贊同這樣的觀點：“人類社會關繫和社會生活決定了我們必須用理性統率非理性，而不是把我們的命運交給盲目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