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節選）
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18 世紀中後期德意志地區知名的文學批評家、詩人和哲學家，比萊辛、康德晚一輩，又比歌德、席勒大半輩，在歷史哲學、美學和文學批評等領域均有獨到的貢獻。作為啟蒙時代諸學說的綜合接受者和浪漫主義的先驅之一，赫爾德將自然科學、史學、人類學、文學和基督教信仰等傾向奇妙地糅合為一體，鑄成了獨特的歷史主義的哲學體繫。作為曾經加入共濟會（Freemason）的“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赫爾德是堅定不移的啟蒙主義者；同時，作為“民族精神”概念的締造者，赫爾德又提出了許多突破啟蒙主義文明進步論的思想“孔竅”，為後世的“論”乃至民粹主義提供了理論上的“預言”。在民族問題和民粹主義盛行的今天，這種含混復雜的思想面貌，使得赫爾德獲得了豐富多彩的解讀與評價。就目前來說，關涉到赫爾德思想的研究成果橫跨哲學、文學、心理學、語言學、藝術學、民俗學、國際關繫學、政治學、神學、古典學等多個領域。在德國人看來，赫爾德這位文化巨人的地位並不低於歌德、席勒、萊辛、康德和黑格爾等人。
在中國學界，赫爾德的名字也並不陌生。據說，像周作人、陳寅恪這樣的中國現代學術思想領軍人物，也曾受到赫爾德的影響。作為德意志“狂飆突進”運動的理論代表，赫爾德的思想客觀上影響到同樣經歷過“狂飆突進”的中國。盡管如此，新中國成立以來，赫爾德隻被譯介了隻言片語，並且得到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觀察標本的待遇。a 近年來，隨著西方當代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和泰勒（Charles Taylor ）等人的學說在世界範圍內走紅，赫爾德——連帶著他之前的維柯與之後的德意志浪漫主義——纔開始日益獲得重視，其哲學、美學與歷史思想也逐漸為當代人文學界所稱引。
與西方思想史上的其他大人物一樣，赫爾德的思想在中國似乎有著多重的投影：在一段時期內，他是一個激進啟蒙者，相信人類歷史進步的普世信念；在一段時期內，他又成了溫和主義的榜樣，認為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自然成因，因此，對民族文化的扭曲，或是讓一種文化統治另一種文化，都缺少正當性；反的文化、語言和習俗都應當得到尊重。當然，這兩種看法或許並不衝突，隻要我們把握到思想史上的宏觀線索——啟蒙的歷史哲學往往服務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奠基。隻是，相對於同一時代的激進民族主義的國家論者，赫爾德似乎更少強調民族之間的戰爭和征服，甚至顯得像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那樣，對受到侵略與壓迫的弱小民族充滿同情。
無論如何，啟蒙的進步主義歷史哲學和我們今天理解的論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彌合的溝壑。啟蒙的進步主義隻承認人類有正確且正當的存在方式——“人”作為一個統一的“類”，其起源、性質和目標已經得到了公設化的預定，因此不同文化的並存隻是相對且暫時的現像，“文明”終將征服、啟蒙、馴化“野蠻”。但論則並不相信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客觀的高低之別，相反卻認為，文明都是自主地進化的，絕不應當對其他文明或文化橫加干涉，不然就是“揠苗助長”，隻會終造成文明的毀滅。在某些地方，赫爾德強調各個民族文化自然生長的必要性；但在別的地方（有時甚至就在同一文本中），他又對某種自然生成的文明形態——尤其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表示鄙夷，並暗示西方文明形態會在某一天作為表率出現在東方，或者干脆取而代之。這種矛盾經常出現在赫爾德的表述中，引起人們對他的不同理解，並造就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赫爾德”形像：一個是啟蒙的、西方中心論的赫爾德，另一個是反啟蒙的、論的民粹主義者赫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