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發源於歐洲的現代化過程對於非歐洲地區的人民來說，不管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客觀上似乎都是以向西方轉型的特征進行著。面對這種強烈的衝擊，中國人自清末以來一直在尋找前進的道路，而認識西方、反觀中國，以及進而探尋彼此間的會通則成為學術所關心的重要問題。其中，作為中西交通的一段故事，晚明前清的天主教東傳及其挾帶著的西學東漸，成為一面觀照和梳理這一問題的歷史鏡子。
這段故事，本質上是由歐洲的天主教傳教活動所引起的，但我們卻標以“西學”而論之，這是因為：一方面，雖然傳教士的宗旨是要向中華帝國傳播天主的福音，但客觀上傳入的卻不隻限於基督教（由於本稿關注的對像是確定的，故我們沒有在用語上區分基督教與天主教），而是一個西學東漸的過程，盡管這西學並不完整；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人也沒有清楚地對傳入的新東西作出宗教與世俗的區分，天學、天教、西學這樣的名詞成為人們指陳傳入的新文化通用的術語。至於我們對這一歷史的考察限於晚明，則是因為西學東漸固然是兼跨了明清兩朝，但作為接受一方的中國，由於明清的易位，已致使思想的演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不宜將西學在明與清的情況混為一談。而此處所謂的“晚明”，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講的，主要是指王陽明以後的時代。
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沒有像晚清那樣是在一片硝煙中進行的，這誠然使得後世中國學者可以擺脫情感上的屈辱而進行客觀的認識，但在我們看來，選擇晚明的這段歷史作為研究對像，還有學理上的原因。作為基本上是獨立發展起來的截然不同的中西文明，當歷史的因緣使它們在16世紀末相遇時，彼此都處在發展的同一水平線上，尤其是耶穌會士們所代表的尚不是已開始興起的歐洲近代文明。因此，相近的歷史發展階段使得中西文化具有極大的可比性。
從我們的研究對像出發，首先產生的問題就是：天主教神父們究竟想給中國帶來什麼？以及事實上帶來了什麼？而由此問題自然會引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社會究竟需要什麼？中國人對於自己的需要是否有明確的自覺？顯然，這一跨文化的傳播與接受是發生在彼此之間的事情，因此必然會引發出進一步的問題：雙方的願望在多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如果不吻合，又怎麼辦？回答這些問題，便是本書的目的。而要真正回答這些問題，分析與討論這一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思想，便成為必須做的工作。當然，回答上述的問題，切入點有多種，我們所選擇的是，從晚明思想的演進來考察這一歷史過程，並進而回答上述的問題。
如果說思想史的主題是探討人們對於自身所處的環境的意識反應，而哲學史的主題是分析呈現於這一過程中的思想本身以及思想間的關繫，那麼我們上述所要做的工作既屬於思想史的研究，又屬於哲學史的研究。其中，哲學史的研究構成了我們研究的具體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被置於思想史的研究中加以處理。換言之，本稿在方法上是取以哲學問題為主的專題研究，但專題的研究並沒有與歷史的過程相脫離。
因此，本稿在結構上，首先是通過對晚明思想的梳理，指出了晚明思想有待推進的問題（章）；繼而是考察西學的傳入，以及分析由此傳入在思想層面上所展開的基本內容（第二、四、六章）；後是討論晚明學者如何基於自身的問題的解決，來理解與處理西學（第三、五、七章）。由於西學在晚明的傳播存在著一個因時間上的延續與空間上的拓展而帶來的中土人士認識上的深化的問題，故我們在結構上沒有將傳播方與接受方截然放在兩部分中作集中討論。根據西學在傳播中客觀存在著的前後期，並結合其傳播中對道德與科技的工具性使用，以及在思想層面上所呈現出的基督教天主觀、靈魂觀與修習觀，我們有意識地分而論之；自然，中土人士的回應同樣是作相應的展開。總之，思想的演進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展開的，我們不希望這種客觀的結合被人為地分開。
四百年前的晚明思想，因人世之嬗變而至異，更有中西異質思想的對話滲入其中，陷身其局者，各就彼此所是非者而言之，至明亡亦未了。面對先賢留存的著述，我雖細玩深思，冀能想見其人，想見其世，然質鈍而工不足，於心喻其情志處，自覺欠缺，誠祈前輩與時賢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