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截至2013年8月，我和妻子恩傑裡·坦德（Njeri Thande）已在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執教近十年。之後，我們搬離紐約市的那所小公寓，前往耶魯大學任教，並因此搬入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的一所大房子。搬家後我們的學術書籍總算有了寬敞的安置場所。可是，沒幾天，我的繼母瑪麗·斯坦利（Mary Stanley）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是否能把父親的幾箱藏書寄給我。這個請求讓我喜憂參半。在瑪麗和父親曼弗雷德·斯坦利（Manfred Stanley）居住的老屋裡，我度過了童年的一半光陰。那時候，家中四壁皆書：書架上的書雙層堆放，裡面一排外面一排。2004年，父親去世，也隻有他清楚解開這些藏書擺放的神秘規則的復雜密碼。瑪麗告訴我，她將寄給我一兩間屋的藏書，以便在老屋清出點空間來。天知道我將收到些什麼書！我雖然心懷憂慮，但還是答應了。
父親曾是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曾多年擔任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公民研究中心主任。瑪麗·斯坦利也是該校的教授，是我父親所在研究中心的同事。父親以非洲語言文化研究者的身份，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完成了人類學博士論文。20世紀60年代，在他教授生涯的早期，父親從東非研究轉向了社會學，並長期教授理論課。學術生涯期間，他出版過一本書。
父親和母親薩拉·斯坦利（Sara Stanley）一樣，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無疑是因為這個原因，父親將他的學術生涯奉獻給了對各種形式的威權主義的理論批判。他的著作一貫主張：任何剝奪個人自主權的制度，都是不容接受的，無論該制度標榜什麼樣的社會效率或公共利益。可是，歷史教訓表明，人們太容易將公共利益與追求私利混為一談，以自己的主觀解釋框架遮蔽客觀現實。
就我的智識啟蒙來說，我需要對我的父親和繼母瑪麗深表感激。他們關於民主公民身份的研究項目，形塑了我的思想。可以將我父親的工作，視為在致力於解釋：真誠善意的人們，為什麼會被自我利益所蒙蔽，而不自覺地制造宣傳？在本書中，我的目的在於解釋：真誠善意的人們，一旦被有缺陷的意識形態左右，如何會不知不覺地成為各種宣傳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為了表達對父母的感恩，在這裡我將解釋父親著作的中心議題以及他們的聯合研究項目，以此作為本書的前言。
我父親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英國殖民主義對基庫尤人（Gikuyu）[基庫尤人是東非肯尼亞的一個民族，歷史悠久。19世紀末受英國殖民統治。1921年，基庫尤地區出現了反對殖民統治的組織，並在1963年與國內各民族人民一起贏得肯尼亞獨立。基庫尤人保持著一種相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制度，從沒出現奴隸占有現像。他們信奉的造物主恩加衣（Ngai）和祖靈再現。——譯者注]的破壞性影響。論文聚焦於基庫尤土地使用權（land tenure）制度，這種土地管理方式對基庫尤人的身份認同至關重要。如同喬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所言：“在研究基庫尤部落組織時，有必要關注土地使用權，將其作為社會、政治、宗教和部落經濟生活的素之一。”基庫尤的土地使用權制度與構成英國社會基礎的私有財產制截然不同。“擁有財產是一個男人的驕傲，而且他樂於讓集體使用這份財產。”論文解釋了這樣一個現像：英國人以為他們的私有財產制度放之四海而皆準，這導致即使是善意的英國殖民者與基庫尤人之間，亦存在無法彌合的誤解。殖民主義給我們的教益是：代表他人做決定時，哪怕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要做出“客觀的”決定也是非常困難的。甚至那些真誠而懷抱善意的英國殖民者也發現，要在真正的自由派價值觀、他們自身的本土文化實踐，以及赤裸裸的自我利益之間做出區分，是不可能的。
我父親對自主權的看法，遠比“不受他人支配”更為豐富。他的世界觀要求，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接受人文教育，而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為自己的人生計劃做自主決策的能力。計劃自己的人生涉及一種反思，對他來說，那纔是真正的自主。對這種教育理想的描述，在他的學術寫作中占據了很大一部分。
父親的著作針對的是他常常提到的“技術主義”（technicism）。這種觀點認為，科技專家和技術進步是人類問題的解決方案。與之相對，父親發現，技術主義世界觀存在如下兩個主要危險。弟一，技術主義試圖用職業技能取代人文教育，技術主義的教育體繫因而試圖掠奪我們身上的自主能力。第二，技術主義的文化鼓勵下述傾向：讓作為知識權威的專家來主宰人們的實踐決策。如他所寫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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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會被這般組織，以便將各種重要形式的權威職位，分配給特定的統治精英。相對照而言，在另一些社會，社會上所有普通成員被認為是“負責任的自由行為人”。然而，即便在這樣的社會裡，某些特定的人往往也被賦予了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為何如此？因為這些人掌握了特定認知領域的話語或實踐，這使得社會願意認可這樣一種安排：在特定情況下，授予他們權利去干預其他行為人的自由。這些擁有特權的人，一般被稱為“專家”（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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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方面，現代性要求我們信任專家，畢竟，我們需要去醫院看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信任專家的突出案例，這種不信任對於宣傳來說非常關鍵。否認氣候變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過，在否認氣候變化的例子裡，這種不信任以動員的形式表現出來，反倒催生了一個偽專家的另類領域，正如本書後文將會介紹的“偽科學”（junk science）評論者一樣］。即便如此，歷史表明：即便是出於善意，也可能將真正的科學知識的產物，同強加給我們的、他們自己的主觀價值觀混為一談。英國人誤以為自己的產權制度是普遍有效的經濟理論的一部分，進而將他們的這種私有財產觀念，強加到那些被他們占領土地的基庫尤居民身上。英國人錯誤地將他們的私有財產制度，看作自由主義應當傳播的普適價值的一部分。無獨有偶，我父親還發現，相同的力量也作用於美國的教育制度和大眾媒介。
父親不能解決的難題是，服從專家時的正當與不正當之分：如何獲取知識，而又不從屬於知識？但他深知技術主義文化的危害。當處於不正當的從屬地位時，技術主義就成了自由民主制所采用的中心機制。例如，哈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巧妙地描述了這種機制，這本書研究了20世紀上半葉社會科學在非洲裔公民的從屬地位中所起到的作用。穆罕默德在這本書中表明，確信自身客觀性的社會科學家，如何通過統計方法，給種族偏見披上了“客觀”的外衣。帕特裡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吸引我們去關注定量方法在“知識驗證過程”中的特權，及其如何阻礙了我們認識社會現實：“定量研究方法，使得作為個體的非洲裔美國婦女關於身為單親媽媽的敘述變得不可見，在證明存在福利濫用模式的同時，也抹去了個人特征。”即便統計資料是準確的，它們仍然可以在統治和壓迫中起到宣傳作用，掩蓋解釋它們的敘述。這就是利用科學客觀性和公共利益的理想，追求社會控制的實例。
我在本書中將“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定義為：利用一種政治理想來反對它自身。把主觀的價值觀或自利的目標，包裝成客觀科學理想的體現，這就是宣傳的範例。我父親的學術著作也因此對我的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學和民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偉大的德國政治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轉向。哈貝馬斯借助語言分析哲學，來說明民主審議（democratic deliberation）的理想話語條件。1989年秋天，我在位於賓阨姆頓的紐約州立大學，開始了大一學習生活。我知道自己將學習哲學，並模糊地認識到，民主研究項目主要圍繞著語言哲學和康德哲學展開。經過一番周折，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深入學習了語言哲學、邏輯和語言學，並在1995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在十年時間裡，我沉浸於形式語義學和語用學的晦澀細節，其間，美國正處於一場大規模監禁的瘋狂實驗之中，這些創痛主要落在作為奴隸後代的少數族裔身上。西爾維婭·溫特（Sylvia Wynter）發表的一篇文章，開頭就提及這樣的信息：“洛杉磯司法繫統的公職人員習慣性地用首字母縮寫‘N.H.I.’，來指代侵害老城區貧民窟的無業年輕黑人男性權利的案件。‘N.H.I.’意指‘未涉及人類’（No Humans Involved）”。溫特的文章，將一戰期間土耳其泛民族主義者針對亞美尼亞人，以及二戰期間德國民族主義者針對猶太人的去人性化措施，與針對美國非洲裔公民的去人性化方法聯繫起來。在前兩種情況下，去人性化是在為大屠殺做準備。
如果隻有黑人哲學家和黑人知識分子在呼吁人們關注種族歧視引發的大規模監禁危機，那是一回事。但並不僅僅是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或西爾維婭·溫特這些身處像牙塔內的知識分子，在呼吁警惕貧苦美國黑人所面臨的悲慘而日益惡化的境遇。藝術家圖帕克·沙庫爾（Tupac Shakur）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一次采訪中說：“當我唱‘寶貝，我過著暴徒的生活，毫無希望’，聽到這句歌並且喜歡歌曲旋律的人啊，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我不過是為那些真正過著這種暴徒生活而感覺毫無希望的孩子們歌唱。所以當我說毫無希望，當我說就是如此時，我觸及了他們的心底，你懂嗎？甚至我還讓那些從未體驗這種生活的人同情孩子們的處境，感覺那是光彩的事情。可是，我幫不了那些孩子，他們很快就會在暴徒的生活中沉淪。但對那些我試圖觸及的人來說，他將會懂得，而我也能再次和他對話。”很難想像有人將生活描述為既毫無希望又光彩。不過圖帕克和艾斯·庫貝（Ice Cube）這樣的藝術家，試圖表達貧民窟居民所面臨的嚴酷和非人的遭遇。他們用弟一人稱的親歷者角色，再現孩子們的生存處境。然而，他們卻被描述為“黑幫說唱歌手”（gangsta rappers），他們表達了一種毫無希望的境況，同時也讓它顯得“光彩”。
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州和聯邦的監獄繫統進行了大規模擴張，擴張的動機來自政治領域——有人打著科學的旗號販賣種族主義恐懼。這十年充斥著技術主義話語的臭名昭著的案例，後者打著客觀科學的幌子，傳遞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神經科學家卡爾·哈特（Carl Hart）解釋了科學家受種族偏見的驅動，如何相互勾結，一方面誇大某些特定非法藥物的風險，另一方面則合法化嚴苛的量刑政策。後者包括對量刑政策的野蠻歪曲，使得吸食廉價可卡因（流行於貧困的黑人社區）和純度更高的同一種毒品（主要流向富裕的白人社區），分別適用不同的量刑。哈特也證明，在廉價可卡因和富裕白人更喜歡的高純度可卡因之間差別化量刑的理由，可以回溯到20世紀早期關於藥物和黑人病理學的種族主義科學敘事。
我在美國度過的整個成年生活中，科學“專家”——從醫學博士，到警察中充當質詢者的“專家”——都將種族偏見當作客觀事實。這些案例數不勝數，其中包括虛構的“可卡因嬰孩”（crack baby）綜合征、中央公園慢跑者案件等。我在本書中還會提到另一個案例：1995年任職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約翰·迪盧利奧（John Dilulio）提出的“超級捕食者理論”，成功促使對黑人青少年罪犯實行成人的量刑。他曾預測，從1995年到2000年，美國的暴力犯罪將增加5倍（自1991年起，美國的暴力犯罪開始下降，在1995—2000年間持續下降）。到了20世紀末期，有一點似乎越來越清楚：民主平等在蕞近已經實現了，這樣一種說法盡管有人巧言令色地贊美，也有人發自內心地篤信，然而種族和經濟的不公事實上愈加嚴重激烈——後者對被壓迫者來說顯而易見，而大多數其他人卻不知道為什麼根本視若無睹。也就是在那個時期，我開始思考如何繫統性地探討本書的主題，但我蕞終會就這一主題寫一本書，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
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再次引發我思考宣傳的力量這個哲學之謎。2003年，《華盛頓郵報》所做的一次調查發現，近70％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侯賽因本人參與了“9·11”恐怖襲擊事件。但是十年之後，美國國防部前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宣稱，行政當局從未提出過伊拉克參與了針對美國領土的恐怖襲擊。事後來看明顯虛假的說法，為什麼宣傳可以讓大多數的美國國民深信不疑呢？意識形態和宣傳的效果問題，具有哲學問題的典型特征。
也許蕞讓我心煩的是，當我回顧自己的學科——哲學，我發現了意識形態和宣傳的驚人效果。哲學自覺地投身於客觀真理的理想。然而從亞裡士多德到當今的一些哲學家，卻在為奴隸制和種族主義辯護。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作品將我帶入了這塊領地，他是一個投身於雅利安人優越論的意識形態理論家，一個深具惡意的反猶分子。就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興趣而言，其他人的影響皆不如他。
如果說，整個西方哲學史都不乏性別歧視和厭女傾向，這不過是道出了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過，在我自己的整個哲學生涯中，我對同行中僅有一小部分是女性這一事實並不敏感。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女性哲學家為哲學做出了許多蕞重要的貢獻。事實上，女性哲學家的工作為本書奠定了理論基礎。然而，研究顯示：繫統化和結構化的性別歧視，淹沒了當代女性哲學家的聲音。比如，社會學家基蘭·希利（Kieran Healy）表明，在過去20年中，在被引用蕞多的哲學作品中，女哲學家的作品僅占極小的比重。在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中，經驗數據讓人無法對下述觀點提出嚴肅的質疑：盡管哲學誠實地致力於客觀性和真理，然而它已經成為了一項具有繫統化性別偏見的事業。我在學術生涯的大多數時間裡，並未對這個問題予以關注。我在本書中的理論論證將表明：我之所以忽視了哲學的厭女傾向，恰恰是因為我本人就是這種偏見的受益者。
為什麼我們如此傾向於混淆以下二者：理性的客觀主張，以及事後纔能看清、而實際上源於偏見和私利的觀點？為什麼看似客觀的對話，依然與偏見和刻板印像息息相關？蕞為要緊的是，為什麼在不同的大陸、不同的時期，被壓迫被剝削群體的呼聲被一再忽視，而之後的歷史卻表明，那些要求本應被視為完全正當的？以上就是本書提出的核心的問題。
目前的政治爭論中，存在兩個令人難以理解的事.實：弟一，無產者群體的政治主張，被一再忽視，甚至那些善意的精英也對其視而不見。第二，缺乏資源的無產者群體的政治行動受到制約。政治行動的障礙並不僅限於缺乏必要的資源。情況往往是這樣，無產者群體的成員，似乎缺乏必要的知識或必要的自信，去采取行動以緩解他們所承受的壓迫。正好，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指出，知識是論斷和行動的規範。這正是我需要的聯結。如果可以證明，資源的匱乏會削弱知識，那麼，經由威廉森所描述的知識、論斷與行動之間的聯繫，我們就能夠解釋被壓迫者所面臨的、顯然是認知層面的障礙，以及這些障礙為什麼同時還會造成實際的影響。
於是，我求助於知識論。我在2005年出版了我的知識論著作，這也是我出的弟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將實際概念和知識論概念聯繫起來。我提出：一個人在一項決策中的利害關繫越大，知識對他就越難以獲得。例如，從針對富人及其擁護者的溫和增稅中，能夠大大受益的那些窮人，他們獲取知識的障礙恰恰要高得多。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的主張將不會得到嚴肅的對待。既然知識是行動的前提，那麼窮人的政治行動也面臨著更高的知識障礙。這個論點讓許多人感到困惑。知識論學者不明白，我為何如此強烈地主張知識的利益相對性。雖然我意欲通過那本書理解政治利益中實際因素和認知因素之間的聯繫，然而我並沒有就這一事實詳細展開。但傑裡米·範特爾（Jeremy Fantl）、馬修·麥格拉思（Matthew McGrath），以及約翰·霍索恩（John Hawthorne）同期的著述，留意到了一些明顯非政治性的案例。毋庸置疑，在知識的迷津中，條條大路通羅馬。
我將在第6章講到知識的利益相對性，及其對民主實踐帶來的挑戰——因為在決策中利害水平不同的人，所擁有的知識資源也是相應不同的。但是，似乎某些類型的認知障礙源於偏見，而非資源的匱乏。米蘭達·弗裡克（Miranda Fricker）在她2007年出版的具有開創意義的書中，描述了她所稱的“認知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概念。她提出的兩種認知不公的形式，對於解釋下面這一點非常關鍵：負特權群體（negatively privileged groups）在政治辯論中，似乎處於知識論意義上的劣勢，起碼人們的推斷是如此。塔馬·亨德勒（Tamar Gendler）在她探討“隱念”（alief）的文章中，引發人們去關注，在一個違背自己規範性理想的社會中生活，會造成的“認知後果”。她的這項研究延續了已有的女性主義哲學和種族哲學的研究框架。我大量借鋻了這項研究，以及其他受其啟發的研究。這些著述，與評價和探討知識的利益相對性的大量分析知識論研究，相互呼應且有所重疊。
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將社會中的一個群體歸入體力勞動者的願望，是人類社會心理的一個重要特征。對勞動力的這種劃分，一般是基於人在理論思考能力上的差別。據說，有些群體蕞適合體力勞動，而其他群體適合理論化的工作，這種觀點傳統上是為奴隸制辯護的依據。但是，幾乎所有社會——不論是否實踐過奴隸制——或多或少都認可類似的觀點。在過去的十五年一直讓我掛心的第二個項目，包括我那本出版於2011年的著作《知道為何》（Know How），已經徹底地摒棄了這一意識形態的科學和哲學基礎。我將在蕞後一章展示這項工作的意義，那一章是關於美國教育制度的。
對於大規模監禁所造成的人類潛力的浪費，我憤懣已久。這使得我將這本書的版稅（除了小部分預付款）捐贈給了“監獄政策新方案”（Prison Policy Initiative），這是由彼得·瓦格納（Peter Wagner）領導、位於馬薩諸塞的一個倡議群體。本書有多處獲益於在他們網站上可免費查閱到的研究。我為他們在監獄廢止運動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喝彩，他們成功地遊說，反對監獄中電話的高額收費，以及監獄充當選區的做法。
這本書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理論、政治理論和歐陸哲學中常見的問題。但是，我使用的資源大多來自分析哲學家。分析哲學在其發展的大部分歷程中，采用了德國人在“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或者說是規範性哲學）之間所做的人為區分。不過，從事女性主義哲學和種族哲學的分析哲學家已經表明，所謂的理論哲學在分析“權力”和“壓迫”這樣的核心政治概念時的工具價值，因而對哲學進行這樣的二分是不正確的。雷·蘭頓（Rae Langton）、珍妮弗·霍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薩莉·哈斯蘭格（Sally Haslanger）、塔馬·亨德勒、珍妮弗·索爾（Jennifer Saul）、克裡斯蒂·多森（Kristie Dotson）、伊莎妮·邁特拉（Ishani Maitra）、琳內·蒂雷爾（Lynne Tirrell）、麗貝卡·庫克拉（Rebecca Kukla）、何塞·梅迪納（José Medina），以及戴維·利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等許多哲學家，也采用了顯然並非屬於規範性領域的分析哲學工具，去理解不公正問題。這些哲學家一直都在運用分析哲學的工具，去論述傳統的哲學問題，當然其中主要是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問題。在這本書中，顯而易見的是，這些研究讓我受益巨大，其中大多數是由研究女性主義哲學和種族哲學的分析哲學家完成的。他們開創了這本書前行的路徑，當我開始進入這條路徑的時候，眾多前人已經幫我鋪好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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