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宏的世界正在坍縮（序言 節選）

志業危機

那段時間，我正好陷入個體危機。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順利進行。牛津政治學碩士畢業，拿到博士獎學金，未來三年生計不用發愁，接下來的夏天準備結婚。偏偏這個時候，我開始失眠。博士前，沒體驗過失眠或脫發的苦，睡眠一貫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為多出來幾個小時未嘗不好，但腦子渾渾噩噩，什麼也做不了。夜晚聽到教堂整點報像喪鐘，一下子，被折騰得心情煩躁。到繫裡一問，發現多數人睡眠不佳，都在經歷“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機”（quarter-life crisis）。也是這時候，開始痛飲咖啡，撐起研究日常。別說思想獨立，連咖啡獨立都沒法實現，要是咖啡斷貨，學術就要進入大蕭條了。

我清楚這場危機的根源，是對曾經作為信仰的職業學術，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懷疑。讀博前，我確信走學術道路，倒不是因為路徑依賴渴望像牙塔。我清楚地明白，把讀書寫作當生計是一項罕見的特權。這種特權，不均質地分布在地域和代際。我們上一代人沒這樣的選擇，即便落在知識生產的位置上，也難說是個人自由意志的結果。這一代踫上好時候，加上一連串巧合機遇，纔有了可選擇的機會。我對這一切從頭到尾地清楚，於是秉承“先拿到了再決定心意”的原則。面對還沒得到又要艱難得到的東西，太容易發明“其實那不是真心想要”的借口。

牛津政治學博士生的錄取，二十四歲時正式得到，似乎能確信自己對學術的心意了。它揭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一清二楚地展現了所謂“知識生產”的圖景。在被錄取之前，所有的不安，都能找到一個終極出口：或許隻是自己所處的小環境有問題，等到了理想環境，這一切就不同了。到了牛津，就沒了這樣的終極出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所及範圍的好。然而，青年學者朝不保夕，邊緣、遊離、絕望之感，不比他們研究的群體少。學術市場僧多粥少，穩定工作曇花一現，大家準備著畢業轉行或接受臨時合同，沒人願意在對前途無益的事上花時間。理論焦慮，方法焦慮，同行們一會兒補編程建模，一會兒補歐陸新論調。一夜之間，研究都要“跨”和“混”——跨界，跨學科，混方法。繫裡教授說，十年前，牛劍或籐校畢業生沒發表過論文，尚且能謀到教職，現在則不可想，身為學科期刊的主編，他每月審稿，“就像是在山峰上，拿著機關槍向湧來的論文不停掃射”。

我們正是被打成篩子的這群人。當然，至少還有衝鋒的機會，連壯烈犧牲也是要爭取的權利。我感到無盡的疲乏無趣，每到晚飯時間，像打卡下班的工人，急匆匆騎車回家，拿起小說來消遣，如果是文學繫博士生，恐怕連這個消遣也沒有了。體制化的競爭，還不是煩心的。讓我畏懼的是求知欲的與日俱減：“世界”在遠去，“參與”在消失。

親身參與秘魯政治的個人經歷已足夠炫目，不過這本書更動人的是作者對世界與自我、學術與人生之間緊張關繫的持續發問，這些發問不僅會蘊結沉郁的憂傷，還能激發平靜面對一切不確定的時代勇氣。——歷史學家、作家 羅新

曉宇博士的《利馬之夢》以一段極為特殊的觀察性參與經歷，精彩再現了2016年秘魯總統選舉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為透析拉美政治的現實與超現實提供了一個獨特視角。——法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副教授 郭潔

曉宇是我心中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模樣，視野開闊、生機勃勃，隨時準備卷起袖子，進行一場智識與經驗的雙重冒險。這本《利馬之夢》正是明證。——作家 單向空間創始人 許知遠

文本的世界越來越恢宏，卻永遠無法取代經驗的世界。選擇了以學術為志業的曉宇意識到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從英倫的像牙塔遠赴南美的喧囂街頭，對秘魯政治進行了一番沉浸式體驗，體味到“進入現場”的偉大意義，無意中也重拾了中國士人“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寶貴傳統。——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繫副教授、拉美文學研究者、譯者 張偉劼

利馬之名源自南美當地的克丘亞語，本意是“說話者”，而曉宇的《利馬之夢》難得之處在於，其中展現的是當代青年學人將實踐、閱讀與思考緊密結合後的言說。全球化時代中國去往海外的參與者雖然日漸增多，卻往往敏於行而訥於言，書齋中的研究者視野日漸廣闊，但卻難以落到實處。曉宇的經歷也許很難復制，但國人需要這樣一猛子扎進未知的勇氣，也需要堅持思索的“知識分子的矯情”。——文學博士、譯者 王淵

恢宏的世界正在坍縮（序言 節選）

志業危機

那段時間，我正好陷入個體危機。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順利進行。牛津政治學碩士畢業，拿到博士獎學金，未來三年生計不用發愁，接下來的夏天準備結婚。偏偏這個時候，我開始失眠。博士前，沒體驗過失眠或脫發的苦，睡眠一貫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為多出來幾個小時未嘗不好，但腦子渾渾噩噩，什麼也做不了。夜晚聽到教堂整點報像喪鐘，一下子，被折騰得心情煩躁。到繫裡一問，發現多數人睡眠不佳，都在經歷“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機”（quarter-life crisis）。也是這時候，開始痛飲咖啡，撐起研究日常。別說思想獨立，連咖啡獨立都沒法實現，要是咖啡斷貨，學術就要進入大蕭條了。

我清楚這場危機的根源，是對曾經作為信仰的職業學術，產生了不可逆轉的懷疑。讀博前，我確信走學術道路，倒不是因為路徑依賴渴望像牙塔。我清楚地明白，把讀書寫作當生計是一項罕見的特權。這種特權，不均質地分布在地域和代際。我們上一代人沒這樣的選擇，即便落在知識生產的位置上，也難說是個人自由意志的結果。這一代踫上好時候，加上一連串巧合機遇，纔有了可選擇的機會。我對這一切從頭到尾地清楚，於是秉承“先拿到了再決定心意”的原則。面對還沒得到又要艱難得到的東西，太容易發明“其實那不是真心想要”的借口。

牛津政治學博士生的錄取，二十四歲時正式得到，似乎能確信自己對學術的心意了。它揭開“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一清二楚地展現了所謂“知識生產”的圖景。在被錄取之前，所有的不安，都能找到一個終極出口：或許隻是自己所處的小環境有問題，等到了理想環境，這一切就不同了。到了牛津，就沒了這樣的終極出口，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所及範圍的好。然而，青年學者朝不保夕，邊緣、遊離、絕望之感，不比他們研究的群體少。學術市場僧多粥少，穩定工作曇花一現，大家準備著畢業轉行或接受臨時合同，沒人願意在對前途無益的事上花時間。理論焦慮，方法焦慮，同行們一會兒補編程建模，一會兒補歐陸新論調。一夜之間，研究都要“跨”和“混”——跨界，跨學科，混方法。繫裡教授說，十年前，牛劍或籐校畢業生沒發表過論文，尚且能謀到教職，現在則不可想，身為學科期刊的主編，他每月審稿，“就像是在山峰上，拿著機關槍向湧來的論文不停掃射”。

我們正是被打成篩子的這群人。當然，至少還有衝鋒的機會，連壯烈犧牲也是要爭取的權利。我感到無盡的疲乏無趣，每到晚飯時間，像打卡下班的工人，急匆匆騎車回家，拿起小說來消遣，如果是文學繫博士生，恐怕連這個消遣也沒有了。體制化的競爭，還不是煩心的。讓我畏懼的是求知欲的與日俱減：“世界”在遠去，“參與”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