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卷：行為合理性與社會合理化

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一、導論：對合理性問題的理解

概論：社會學中的合理性概念

1. “合理性”：概念的臨時定義

2. 神話世界觀和現代世界觀的若干特征

3. 四種社會學行為概念中行為與世界的關聯以及合理性層面

4. 社會科學中的意義理解問題

二、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理論

概論：科學史語境

1. 西方理性主義

2. 宗教—形而上學世界觀的解神秘化與現代意識結構的形成

3. 作為社會合理化的現代化：新教倫理的作用

4. 法的合理化與對當代的診斷

三、卷的中間考察：社會行為、目的行為以及交往

概論：分析的意義理論和行為理論的前言

四、從盧卡奇到阿多諾：作為物化的合理化 

導論：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對行為繫統的不斷復雜化

1. 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馬克斯·韋伯

2. 工具理性批判

參考文獻

概論：社會學中的合理性概念

意見和行為的合理性（Rationalitat）是哲學研究的傳統主題。甚至可以說，哲學思想就是源自對體現在認識、語言和行為當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構成了哲學的基本論題。哲學一開始就試圖用原理從整體上解釋世界，現像的同一性。哲學所使用的原理必須到理性中去尋找，而無須與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對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刨根問底。古希臘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學，也不是廣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倫理宇宙學，而是本體論（Ontologie）。如果說哲學的各種學說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的話，那就在於它們都想通過解釋自身的理性經驗，而對世界的存在或同一性（Einheit）進行思考。

我這樣說，實際上使用的是現代哲學的語言。但是，隻要哲學傳統還能夠催發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它就值得我們加以追問。今天，哲學已經無法再把整體知識意義上的世界、自然、歷史和社會當作一個總體來加以觀照。世界觀的理論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義，不僅僅是由於現實中經驗科學取得了進步，更多的還是因為，伴隨著這一進步而出現了一種反思意識。有了這種反思意識，哲學開始回過頭來作自我批判；在追問反思力量在常規科學範圍內還能有何作為的過程中，哲學思想哲學。在此過程中，哲學主題一方面有所變化，另一方面則又保持了穩定。圍繞著比較固定的核心主題，當代哲學，包括邏輯學、科學理論、語言理論和意義理論、倫理學和行為理論乃至美學等，展開了一種較為一致的論證，而它們在論證過程中所關注的是認知、語言理解和行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經驗方法層面乃至繫統話語中的形式前提。論證理論在此具有了一種特殊意義，因為，論證理論的使命在於對某種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為的形式實用主義前提和條件加以重構。

如果上述判斷思路沒有什麼問題，如果後形而上學思想以及後黑格爾主義哲學果真在共同朝著合理性理論的核心努力，那麼，社會學又如何能夠承擔起對合理性問題的責任呢？

看上去，哲學思想在放棄了總體性關懷的同時，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無論是想從本體論的角度，建立具有實質性內涵的自然理論、歷史理論、社會理論等，還是想從先驗哲學的角度，對非經驗的類主體，即意識的內在結構進行先驗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對合理性的條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終極論證的嘗試都還在堅持源始哲學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哲學與科學的關繫呈現出一種新的輪廓。正如科學理論和科學歷史所表明的，對合理性條件的解釋形式，同對合理性結構的現實形態和歷史發展的經驗分析，實際上是相互一致的。現代經驗科學理論，無論它們是沿著哪條路線，邏輯經驗主義路線也好，批判理性主義路線也好，方法結構主義路線也好，它們都提出了一種既具有規範意義，同時又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是本體論哲學或先驗哲學的基礎主義假設所無法滿足的，隻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纔能對它進行檢驗。它終所要說明的是，重建理論能夠揭示出科學歷史的內在層面，並能夠和經驗分析一道，對社會發展語境中建立在敘事基礎上的實際科學歷史作出全面解釋。像現代科學這樣一種關於認知理性的復雜體繫，同樣也適用於其他形態的客觀精神，也就是說，同樣也適用於表現認知—工具理性、道德—實踐理性以及審美—實踐理性。

當然，這種類型的經驗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須十分牢靠，因為隻有這樣，它們纔能參與從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義語境和解決問題。認知主義的成長心理學在這方面堪稱典範。比如說，皮亞傑理論傳統認為，狹義上的認知發展，包括社會認知發展和道德的發展，都是認知潛能逐步發展的結果，對於這一結果，我們可以從內部加以重構。相反，如果行為理論從經驗主義的角度對解決問題、合理引導行為以及學習水平等所依據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話，那麼，合理性結構的外現過程嚴格來講就不能說是學習過程，多隻能說是適應能力有所增長而已。

在社會科學範圍內，社會學是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問題的學科。把社會學和其他學科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到，社會學這樣做既有科學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體的原因。我們先來看看政治學（Politikwissenschaft）。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治學曾經把自己從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脫了出來。但現代自然法的出發點依然還是歐洲古代的觀念，它們認為社會表現為一個靠政治建構起來，並用法律規範加以整合的共同體。不過，現代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為社會結構的設計程序和從常規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設成為一種合理的機制提供了可能。具有經驗傾向的政治學必須徹底擺脫這些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政治學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個分支繫統，因而無須承擔從整體上把握社會的使命。從科學的角度把道德—實踐的合法性問題置之度外，或者認為它們隻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經驗問題，用描述就可以解決掉；政治學這樣做和自然法的規範主義背道而馳，從而也就和合理性問題失之交臂。

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konomie）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到了18世紀，政治經濟學纔和理性自然法之間形成緊張關繫，並且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行為體繫；維持這個行為體繫，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規範（Norm）。經濟學就其作為政治經濟學而言，初還是一種危機理論（Krisentheorie），所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學感興趣的問題是，經濟繫統的動力是如何對靠規範整合起來的社會繫統產生作用的。這就和專業經濟學區別開來了。時至今日，專業經濟學還把經濟當作社會的分支繫統加以研究，而對合法性問題不聞不問。從這樣一個片面的角度出發，合理性問題就會被分解成經濟平衡問題和合理選擇問題。

相反，社會學（Soziologie）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出現就是要解決政治學和經濟學在邁向專業學科的過程中所拋棄了的問題。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在於：由於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分化，古代歐洲社會結構中所出現的社會整合的變遷。社會學成了徹頭徹尾的危機學（Krisenwissenschaft），它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傳統社會制度消亡和現代社會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失範方面（anomische Aspekten）。當然，即便在這樣的前提下，社會學也可以集中研究某個社會亞繫統。從科學史上看，宗教社會學和法律社會學一直都是這門新學科的核心。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請允許我暫時不作進一步的解釋，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圖式拿過來加以運用，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會科學各學科和社會亞繫統之間的對應關繫。

當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會學成為一門專治社會整合的專業學科。不過，我在本書中將要討論的這些社會理論大家，說到底都是一些社會學家，這與其說是一種巧合，不如說是一種征候。社會學是惟一一門堅持關注整個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同時也一直都是社會理論，因此，它不可能像其他學科那樣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問題。之所以會如此，我想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個原因同時涉及文化人類學（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會學。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會亞繫統搭配起來，這樣做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對於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互動領域，決不是像經濟學、政治學等行為領域中的互動那樣專業化。無論社會學，還是文化人類學，所面對的都是整個社會行為的多種多樣的現像，而不是相對明晰的行為類型；考慮到政治權力的利益化問題或政治權力的繼承和使用問題，行為類型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變種。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這兩門學科所探討的是生活世界語境中的日常實踐，因此，它們必須把所有的符號行為趨向形式都納入到自己的考察視野當中。解決行為理論和理解意義過程中所作的分析的基本難題，對於它們來說也不再是那麼輕而易舉。它們在克服難題過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結構問題，而生活世界的結構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義上分化得更加厲害的亞繫統的基礎。至於“生活世界”和“繫統”這兩個抽像範式之間存在著怎樣一種互動關繫，我們在後面的章節中還要作深入探討。這裡我隻想強調一點，研究社會共同體和文化不像研究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樣可以完全甩開社會科學基礎問題以及生活世界範式。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之間的牢固聯繫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就會清楚地認識到，為接手合理性問題而作好充分準備的是社會學，而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是作為市民社會理論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對前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及其失範現像作出解釋。這種從客觀歷史情境下出現的問題，構成了社會學處理其基礎問題的起點。社理論層面上所選擇的基本概念，是用來闡明現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長過程的。古典社會學中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試圖建立其行為理論，以便用它的範疇來解釋從“共同體”（Gemeinschaft）向“社會”（Gesellschaft）轉變過程中為重要的各方面內容。如何通過意義理解而進入符號對像的客觀領域，這樣一個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也相應地得到了處理；對合理行為趨向的理解構成了理解一切行為趨向的前提。

行為理論範理論問題（a）所依據的是行為當中具有合理內容的方面；意義理解理論的方法論問題（b）是要對意義和有效性（對符號表達的意義進行解釋和對其內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場）之間的內在聯繫加以闡明；理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之間的這種聯繫終和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又是緊密相關的，即社會現代化能否以及從何種意義上能夠從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會現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之間的］這種聯繫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韋伯對行為概念的等級劃分主要是依據目的理性行為，其他所有行為都可以劃作目的理性行為的特殊傾向。韋伯通過分析意義理解方法後認為，比較復雜的情況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為的理解的臨界點上：對具有主觀目的的行為的理解，同時也需要（根據合理性的正確性標準）作出客觀的評價。圍繞著基本概念和方法論所作出的上述判斷與韋伯理論的核心問題（即如何纔能解釋清楚西方理性主義）之間的聯繫終也就一目了然了。

當然，這種聯繫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僅僅表明，韋伯對這樣一個問題比較關注，而這種從理論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興趣對其理論結構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隻需把現代化過程從合理化概念中解脫出來，並把它放到其他的視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為理論的基礎同行為合理性的內涵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則使意義理解的方法論擺脫有效性問題對意義問題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本身就是成問題的。針對這樣一些疑問，我想亮明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韋伯從理性行為角度所探討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問題，亦即現代性的意義問題和由於必然原因首先發生在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的原因和後果問題。西方理性主義問題具有歷史偶然性，起碼從研究心理學角度講是這樣。我想提出的觀點是，韋伯著作中關於合理性的三個論題都有其全面的根據。我這樣說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種帶有社會理論要求的社會學如果想進行較為徹底的研究，就必須同時把合理性問理論、方法論和經驗等三個層面上。

我將（1）首先探討合理性概念，然後（2）再把這個概念放到關於現代世界觀形成的進化論視角當中。在完成這些預備性研究之後，我想從兩個角度對合理性理論和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繫加以闡明；（3）一理論的角度，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較流行的社會學行為概念的合理性內涵；（4） 另一方面則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為此，我認為，相似的內涵可以根據社會學對客觀領域的意義理解而得出。這樣一種提綱挈領式的論證應當能夠說明，我們如果真想接手韋伯以來社會學專業範圍內所討論的歷史難題，那麼，一種交往行為理論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