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書是集合*名學者何俊教授關於哲學、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文集；
2.從本書中，讀者可以看到學者是如何治學、如何讀書、如何思考。
3.對讀者來說，本書具有指示門徑的重要作用，也可以從中看到老一輩學人的風度。

本書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何俊記錄向師長問學求教以及自己學習研究心得的文集。全書共分為四編：進學編、問學記、積學集、積學集二編，記錄了徐規、餘英時、瀋善洪、陳村富、陳植鍔、陳來、楊國榮等學問名家的研究方法和做學問的思路。尤其詳細剖析了近世思想史、歷史以及哲學方面的研究方法。

何俊，現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杭州師範大學副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教授；杭州大學、浙江大學哲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哈佛燕京學社、清華國學研究院、臺灣大學東亞儒學研究中心等訪問學人，日本文部省重大研究領域海外學術評議人，全國朱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南宋儒學建構》《事與心：浙學的精神維度》，在《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

中國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師門從學記

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並州作故鄉。 _朱熹：《送林熙之》

中國近世思想史隻是整個中國思想史的一段，而中國思想史也隻是中國史的一個專門領域。以此類推，則知任何一個研究領域隻是整個知識世界的一個很專門的領域。也許每個專門領域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但很難說這種獨特性是方法上的，還是方法所施予的對像上的。以我的理解，除了演繹與歸納、認知與啟示這樣大的方法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以外，通常的方法上的獨特性更多的是由於研究對像的不同。因此，即使承認一個專門的領域有屬於自己比較常用的研究方法，我也更傾向於認為研究方法是可以通用的，隻是由於對像的不同，有所偏重、有所調適而已。就純粹方法而言，研究方法的共同性不僅存在於相近的知識領域、相關學科之間，而且存在於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這樣差距甚遠的知識領域。譬如論述中國傳統社會是的結構，在方法與觀念上可以受到量子物理學的啟發 ^a。同樣，觀察動物的行為，未嘗沒有將人對自身的認識移到了動物身上^b。因此，對待研究方法，一方面要了解本領域的研究方法，但不要迷信；另一方面要吸取其它知識領域的方法，但應該小心。當然，要做到這些，其前提必須是對研究方法保持一種敏感與自覺。

就史學與思想史研究而言，專門論述方法的著作實已很多，偏於理論與側重經驗，或者二者兼顧的都有，像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嚴耕望的《治史三書》、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等等，它們對於研究中國思想史，包括中國近世思想史，同樣都是很有用的著作，我們應該認真閱讀與體會。此外，歷史與邏輯相統一、新舊文化史研究，乃至後現代史學的種種探索，也都值得關注。

基於上述兩方面的認識，我以為這裡既沒有必要刻意弄清楚什麼是中國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無必要考慮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完備與有效。我覺得將我自己求學過程中獲得的一些體會，與讀者分享，也許是適宜的。我不否認，選擇這樣的敘述潛藏著我對自己的老師們的感恩私情，但我也真的認為，對於大多數的求學者而言，認真體會自己老師的言傳身授，終究是最 親切而重要的途徑，盡管有時可能是言者無心而聽者有意，有時可能是所言在此而會心於彼。因此，除了下文所講的具體方法以外，我也希望我受教於老師的經驗對讀者也有些許啟發。

在求學的道路上，我實在是非常的幸運，於不惑之前轉益於多位老師，他們的學術領域與治學風格各不相同，對我傳道授業解惑實非言語能及。不過，即便有所承受，卻又隻是他們學問的很少一部分，這又是不能不令自己深感慚愧的。我的老師共有五位，先後是徐規先生（1920—2010）、瀋善洪先生（1931—2013）、陳植鍔先生（1947—1994）、陳村富先生（1937—）和餘英時先生（1930—2021）^a。在此，我主要敘述前四位先生所授之業，而餘先生的教誨與研究則於他文專述^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