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者，章太炎是一位國學大師，被視作乾嘉漢學的殿軍，也是近代新學術的開創者。他撰著宏富，留存下來的文字涉及經學、史學、音韻學、訓詁學、醫學、佛學、西學等各個領域，且都有精深的研究，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了方向。他的弟子如黃侃、錢玄同、魯迅、周作人、許壽裳、吳承仕、朱希祖、姜亮夫、王仲犖等，都是各自領域的一流學者。而胡適、劉師培、錢穆等近代著名學者也都不同程度受到他的影響。他對於中國傳統學術的梳理、剖析，已經成為後來學術研究進一步推進的基礎，至今仍然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起，本社組織章門弟子及相關領域專家對章太炎的著作進行了首次較爲繫統的收集整理，從一九八二年起陸續出版了《章太炎全集》八卷，成爲後來學術界進行章氏研究時常依據的基礎資料。近二三十年來，章氏佚文、書信等文獻屢有新的發現，因此本社決定重新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著求真求全的原則，廣泛滙録存世的章氏著述。對於已出的八卷本，爲尊重原整理者的工作成果，除明顯誤殖外，一般不作更動；新整理的各卷，均據善本進行校點，以冀爲學界及廣大讀者提供一套規模*、收録全的章太炎著作集。本次全集的整理工作是在原先八卷的基礎上進行的，爲表達對前輩工作的敬意，現將原八卷的整理者依各冊先後列名如下：瀋延國、湯志鈞；姜義華 ；朱維錚；徐復、錢玄、張芷、祁龍威、程敦復、王子慧、湯炳正；黃耀先、饒欽農、賀庸；王仲犖、朱季海、陳行素、姜亮夫、崔富章；蔣禮鴻、殷孟倫、殷煥先；潘文奎、陳熠、張仁、宋知行、宋光飛。同時，我們又得到了章氏後人、相關領域專家和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政府的大力支持，謹此致謝。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學大師，民族主義革命者。

章太炎早年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譚獻等。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開始主張改革，到上海任《時務報》主筆。戊戌政變後，遭通緝，避地臺灣。1899年夏，東渡日本，與梁啟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章太炎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1906年赴日本參加同盟會，繼任《民報》主筆，主持《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論戰。撰有《*解》，為“*”國號的創始者。辛亥革命後回到上海，1912年2月任南京臨時政府樞密顧問。1912年鼕任袁世凱政府東三省籌邊使。1913年4月從長春返回上海。6月與湯國黎結婚。6月，針對孔教會提議設孔教為國教，發表《駁建立孔教議》，反對定孔教為國教。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章覺察袁世凱包藏禍心，於1913年8月進京，欲與袁世凱說理。袁不見，章乃以大勛章作扇墜，至新華門大罵，遂遭袁氏囚禁，關押在龍泉寺。被袁世凱囚禁時期，猶為吳承仕等人講學不輟，後集為《菿漢微言》。此間，再次修訂《訄書》，改題《檢論》。又集其著作為《章氏叢書》，先後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圖書館出版鉛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章恢復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對段祺瑞參戰主張表示反對。7月參與護法運動，任海帥府秘書長，為孫中山作《帥就職宣言》。1918年離開廣州途徑四川、湖南、湖北，東下上海。1920年擁護聯省自治運動。1922年在上海講學，曹聚仁根據記錄整理為《國學概論》。1930年代後，活動限於上海、蘇州一帶。晚年主張讀經，並據《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義，力主對日強硬。1935年，在蔣介石資助下，於蘇州錦帆路開設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6月14日病逝。

皋蘭室札記         

詁經札記           

七略別錄佚文徵      

春秋左傳讀            

春秋左傳讀敘錄       

駁箴膏肓評            

訄書初刻本           

訄書重訂本           

檢論                

太炎文錄初編          

太炎文錄續編          

齊物論釋、定本      

莊子解故             

管子餘義            

廣論語駢枝           

體撰錄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     

新方言             

嶺外三州語            

文始                 

小學答問           

說文部首均語          

新出三體石經考        

醫論集

世論太炎先生，曰“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無論何者為確，謂太炎先生之於近代中國為鮮有之關鍵人物，當無異議。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以慕顧亭林之爲人，遂改名絳，別號太炎，後竟以號行。先生生於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於中華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先生生當季世，內政隳頹，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訓，讀《東華録》，民族主義思想萌焉；博涉經史，不自外於時勢，乃漸有救國之志。初則主改良，入“強學會”，撰述於《時務報》，與康、梁爲同道；庚子，斷髮割辮，與清廷決絕，既而重訂《訄書》，作《客帝匡謬》、《分鎮匡謬》，一掃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復舊物”排滿革命爲的矣。嗣後宣揚革命思想，累遭捕繫而不殆。時國人思變，而康氏撰文累牘，以爲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憲之說。先生以爲大繆，奮筆痛駁保皇之非，斥皇帝小醜不辨菽麥，頌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時鄒容著《革命軍》，先生序而廣之。清廷大恐，起“蘇報案”，拘先生於獄者三年，而先生聲名益高矣。時人謂《訄書》、《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及《革命軍》出，人人皆言說革命矣。是先生於晚清思潮中，揚清汰濁，改良思想遂漸爲世棄。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彌篤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獄，東渡扶桑，入同盟會，主筆機關報《民報》倡言革命，與康氏一脈相詰難。有志青年得先生燻潤而投身革命者，豈可數哉！先生又著《俱分進化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代議然否論》諸文，於革命力量之奮揚、帝制後之國體、建制諸事，皆有學理之探討，即“中華民國”之名亦出於先生。唏！民國之肇興，先生奠基之功鉅矣。其所論說雖未能盡行，然未可輕而忽之也。

   既始，先生與孫、黃等不無異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時艱，而無錙珠之私也。洪憲竊國，先生復以反袁遭繫，不得出戶者三載，絕食者再，當庭詬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無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歸。其時南北紛攘，國猶未安，乃奔走南北，遊說四方，期中華之光復，冀黎民之安康。及國民黨北伐，先生復以政見不合，退隱滬上，弘道一隅，若無與於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嘗少懈也。繼而東北兵退，熱河不守，淞滬亟變，先生皆唱大義於天下；責張漢卿，助十九路軍，不廢實行。先生晚節昭昭，絕無纖毫之頹唐焉。

  先生之學博而約，閎而邃，於經、史、子、集及印、西諸學皆有獨得。舉凡古近政俗之消長，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故黃季剛（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康（唐）之遺緒；博綜兼善，實命世之大儒”，誠不刊之論也。\\

 先生尤精於小學，學者謂爲乾嘉正統派之殿軍。清之樸學，自崑山顧氏肇其端，後竟蔚爲大國。文字、音韻、訓詁、目録、版本、校勘、輯佚、辨偽、沿革地理諸學漸爲專門，學者苟通其一，即獲讚歎，而先生乃能會而通之，上承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懷祖（念孫）、王伯申（引之）、俞曲園（樾）之緒餘；下啟近代各專門學科之興盛。先生好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及繙閱大徐《說文》十數過，旳然見語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於文與字，不駐足於音同義同、音近義通、一聲之轉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進以探其源，即後世所謂以歷時觀念檢視本體也。其於音聲，亦不拘於同、近，創《成均圖》，明言對轉、次對轉、次旁轉，益合於音理及語言實際矣。至於發明孳乳、變易二例，尤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經學之小學，一躍而爲獨樹大纛之語言文字學。季剛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黃學派”之綿綿。

  先生治經，專尚古文，與康有為相頡頏。破燕齊方士怪迂之談，謂《春秋》乃史家之實録而非萬世之聖經；《易》明古今之變，史事之情狀見焉；《禮》、《樂》爲周室法制，《詩》記列國之政，《書》之爲史益莫須辨；孔子刪定六經，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爲史家宗主。然亦許孔氏以“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此其立意有別於康氏，而摧破之功則略同，經學由是而遂失廟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於學術獨立，永葆中國獨有之史學也。先生之治史，繼浙東太沖、二萬一脈，尚博雅，切人事，而於明清易代之際，嘗三致意焉，先生論經史之真意於斯可見矣。

  先生亦措意於今所謂哲學者，其論周秦諸子、法相莊周之類是也。先生自敘：“蓋學問以語言爲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爲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故先生不以樸學爲極歸，進而上之，期於哲理之構建有所成就。乃作《齊物論釋》，以釋氏法相之學釋莊生之書，“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自許爲“一字千金”。著《國故論衡》、《檢論》，平章古今學術，如以西方名學解墨，明人性之不離於民族之類，皆能洞幽燭微，臻於圓融超邁之境。先生首唱“文學復古”，實即擬於泰西之文藝復興，而應機說法，“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以周秦九流之學復華夏之舊物，新中華之來日也。

  先生之學，淹博閎通，而不能忘情於政治，故少年鍼砭之論，晚乃有駟不及舌之嘆。實則先生光復中華文物之志，條貫始終。晚歲講學吳門，如“子夏居衛（魏），西河於以向學；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匪止此也，乃一則以挽頹風，厲薄俗，取顧寧人知恥、厚重、耿介之說，復揭必信一語，以圖治時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則以宣揚國粹，激勵種姓，以文史之學傳中國之命脈，國即亡而必復。嘗言：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餘講學，未斤斤於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餘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餘之志也。臨終，先生尚以爲飯可以不食，學不可以不講，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墜於地爲己任，發揚國之瑰寶爲天職，其自任者重矣，遠矣。先生自謂“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斯亦見其終以國運人事爲要諦也。

 先生講學卌年，門生遍天下，從遊者各得其一體，皆爲名家。承其小學者，黃季剛、錢玄同；繼其史學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學顯，吳檢齋以經學鳴。餘者自成一家者更僕難數。先生實亦下啟新文化運動者。健將如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陳獨培輩，多嘗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論周秦諸子出於王官，平章歷代學術，實爲近代學術史之濫觴；論有清之學，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吳、皖爲二派，條析古、今之得失，爲總結清學首出之作。其後劉師培、梁任公、錢賓四等繼之，雖勝義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籬……是先生開啟山林，後來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於學林後世者，豈可以道裡計哉，先生者可謂近代之大師矣！

 昔錢玄同輓先生曰： 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土雲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卌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種姓，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是為得先生學術之精義，顯先生踐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偉，先生之學精，後之仰之者，有志於為國為學者，可不識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議，且列入國家古籍出版規劃。上海人民出版社榮膺此任，聚海內英華，句讀校録，費時多載，乃有《全集》八卷問世。惜非完璧，且囿於時空物力，不免於偶疏。先生文宗魏晉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學人時苦艱晦，難以卒讀，魯迅即嘗言其於《訄書》，“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覽。近歲先生文字選本漸多，實多本此；學林亦得藉以探賾先生之生平學術及近代之政局、學界之變遷。《全集》之功不可沒也。

  雖然，時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爲憾。先生及門，尚在者無多，前輩學人亦如晨星，董理編校之事，一似救寶物於屋火，豈可稍遲哉？三十年來，學界多措意於先生之事之學，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補其未備，此其時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啟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計劃，藉海內外著名教育、研究機構諸公之力，復得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政府戮力襃崇鄉梓先賢，爲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剞劂，後出轉精，必可期也。昔予從陸宗達（穎明）先生習小學，承章黃一脈，於太炎先生宏論每有會心，獲益良多。迄今六十載，無時不以章、黃及其高足如穎師者之為學為人自勵，雖不敢以傳人自矜，要亦繼其志而張大其學。今蒙太炎先生哲孫章君念馳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謬愛，以《全集》之序囑予，憶先哲之諄諄，念來者之嗷嗷，敢不勉而為之。乃略陳所識先生行事、為學之衷心，祈於今於後，繼之者當念茲在茲之意，並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雲。繄！先生捨身求義於民族危亡、國粹陵替之際，後學拜誦校理則值民族復興、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傳民族命脈，國運必復之論，今也益見其先知矣。傳道於國運轉戾存亡之秋，承前啟後，逝者已矣；繼學於阜平安和之日，改舊立新，其待來者！

  癸巳季鼕，值太炎先生冥誕一百四十五週年，許嘉璐肅手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