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於我而言，這是一項真實而又奇幻的研究。
2015年11月底，我到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從事博士後的研究工作。次年2月下旬，春節返校，我參加了由合作導師干春松先生在人大國學院開設的《周易》讀書班。以研*孔、注疏為主，兼及古今各家易說。每周一次，每次一卦。我去的時候，已經讀了兩年。此後又讀了一年多，直到2017年6月，纔把卦爻辭的部分讀完。
我本科聽過謝金良教授的課，研究生又上過劉康德教授的課，對《周易》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但還沒有老老實實地讀過注疏。與卦爻辭的正式照面，讓我產生了很大的困惑。傳統易學的根本邏輯是王夫之所謂的“像辭相應之理”，即“有什麼樣的卦爻像就要什麼樣的卦爻辭與之相呼應”（朱伯崑）。由於卦爻辭是確定的，於是這個問題又轉化為如何從卦爻像推出卦爻辭的問題。為此，傳統易學提供了很多解經體例，大處講是“取像”“取義”和“爻位”。爻位又包含“當位說”“中位說”“應位說”“承乘說”“往來說”等。漢代以後，易學家又先後提出了“互體說”（鄭玄）、“卦變說”（虞翻）、“一爻為主說”（王弼）、“錯綜說”（來知德）等等。這些體例並非出於一個自洽的邏輯繫統，在具體運用中，可能是互補的（用不了A的時候，可以用B，且兩者不矛盾），也可能是矛盾的（同一個像，從A看是吉，從B看是兇)。體例的發明，本來是為了解釋卦爻像與卦爻辭的一致性。但事實上，體例的運用很多情況下是遷就卦爻辭的。采用哪一種體例，不是出於體例之間的優先級考慮，而是出於卦爻辭解釋的實際需求。用哪種體例可以導出這個卦爻辭，就用哪一種。並且，新體例的提出，也是為了更好解決既有體例無法解決的情況。然而，倘若體例的選用隻是根據解釋的需要，而不是出於某種秩序或必然性；且在既有體例解釋不好的情況下，又可以發明新的體例以適應具體的需求（推到，甚至可以設想為每一句卦爻辭分別訂制一種解釋方案），果如此，解釋的標準與意義何在？從同情的角度，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周易》“不可為典要”，故“不可一例求之”（孔穎達）。但從文本解釋的角度看，解釋原則不具有一貫的解釋力這是不大好接受的。其結果，就是對文本本身的繫統性的一種否定。不但我有這方面的困惑，讀書班的師友也多有這個困惑。它刺激了我尋找新的解釋可能性。
我加入的時候，剛好讀到了《明夷》卦。這一卦很特殊，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彖傳》又提到了箕子和文王。歷史上還有人討論，初九爻是誰的故事，九三爻是誰的故事。這讓我很是好奇，六爻會不會都有歷史人物的故事呢？於是，我花了兩周時間詳細考察了《明夷》卦。借助現代學者對“明夷”的重新發現，疏通了卦爻辭的字面意思；又通過辨析過往學者關於各爻故事的指認，依托《史記》和孔子“殷有三仁焉”的提法，考證了各爻背後的歷史敘事，寫成了篇文章《〈明夷〉的主旨與歷史敘事》（後以《〈明夷〉的敘事本義與義理闡釋》為題發表）。其間，我還發現六爻的敘事並不是孤立的，從初爻到上爻還滿足了歷史發生的順序。這個發現非常重要，它成為了我後續研究的一個基本抓手。不但可以為卦爻辭的解讀提供時間線索，也為諸說的判定給出了一個一致性的標準。考察《明夷》的時候，我發現《同人》卦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深挖。故又花了一兩周時間寫了《〈同人〉的主旨與歷史敘事》（後並入《〈周易〉武王克商事》）。以上大約是2月底、3月份的事。這時的寫作完全是試驗性的，但結果讓人興奮。
隨著考察的深入，我發現卦爻辭的敘事是相互關聯的。於是，我不再一一考察每一卦的歷史敘事，轉而以事件為中心，整合諸卦作綜合性的考察。4月，我完成了《〈周易〉帝乙歸妹考》。它的完成對我觸動很大。自此以後，我堅信《周易》卦爻辭大部分都是歷史敘事。隨後，又寫了《〈周易〉文王初年境遇考》《〈周易〉伐鬼方考》《〈周易〉太姒考》《〈周易〉文王受命稱王考》等。至6月上旬，完成了約15萬字的稿子。初次結集之後，次呈交部分師友請教。後又進一步寫了《〈周易〉文王征伐考》《〈周易〉武王克商考》《〈周易〉周公考》三篇，以及《文王年表初定》，形成了“九考一表”的基本規模。
我從一開始以為有一些卦爻辭是歷史敘事，到學期中認為大部分卦爻辭是歷史敘事，到學期末確信所有卦爻辭都是歷史敘事，這一解釋觀念是在不斷的自我懷疑中逐步強化的。此前的考察是圍繞歷史事件來安排的，沒有涉及所有卦爻辭。但作為一種完備的解釋原則，它需要有能力對所有卦爻辭作出類似的解說。並且，這一解釋思路下的卦爻辭與傳統易學的認識如此格格不入。作為一種可能的解說，就必須站在它的基礎上對易學史的演進作出可理解的說明。為此，我提出了一個三部計劃：一《考》，二《注》，三《論》。《考》是為了保證它的具體性和可靠性，《注》是為了保證它的普遍的解釋效力，《論》是為了與傳統易學作出歷史的銜接（涉及文本性質的轉變、易傳繫統的生成、易學傳統的演進等問題）。
於是，在7、 8月間，我對六十四卦卦爻辭一一作了考察。至8月中旬，完成了《注》的初稿。9月至10月初，恰好在我30歲生日之前，完成了“緒論”的初稿（不是那部《論》）。至此，前兩部的初稿完成了。至於第三部《論》，自覺學力與思考皆有不足，就暫且擱置了。那個學期剩下的時間，我又看了一些書，反復驗證這一解釋的可行性，並對《注》作了兩次修改；17年2—3月間，對《考》作了一次修改；5月，對這一研究作了較為繫統的反思，寫了《現代〈易經〉研究的理念、方法及其局限》《論〈周易〉本事》《〈周易〉歷史敘事的史學意義》三篇文章（後兩篇已並入本書的“緒論”）。至此，這一工作告一段落，我又轉向了孔門後學的研究。
《周易》卦爻辭的研究，真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探索經歷。我對著卦爻辭，就像看一部偵探小說，一步步尋找線索，一點點拼接碎片，一層層揭開謎底。此間不時迸出的新奇想法，一次次引發思想上的興奮點，讓我的探索不能自已。文王史事的考察和心境的體貼，使我對聖人之為聖人的憂患而素樸的生命有了真切的感受。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從古老而隱晦的文字間走了出來，我能感受他呼吸間的憂患，感受他抉擇時的艱難。由此，我更能理解，文王之所以能夠成為周代文明的精神像征；也更能理解，孔子在向擊磬襄學琴的時候，何以能夠通過琴曲的研習，體認到作者的生命情態，終指認出文王的名字！這恐不是虛構的想像，而是以文本遺存為中介、以誠敬之心為擔保的生命與生命之間的自然感契。當然，這對我而言乃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我所能做的，隻是懷有盡可能的真誠，去勉力追尋文字間的蛛絲馬跡，作出嘗試性的探索。在此期間，我一直處於半隱居的狀態。這段經歷，現在想起來還是那麼心潮澎湃。把它記錄下來，也是為了一種紀念。
此後數年，我帶著研究成果參加了幾次會議，2016年8月下旬，在中華孔子學會的年會（貴陽孔學堂）上，發表了《〈周易〉帝乙歸妹考》。12月中旬，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訪學期間，參見了一次國際會議，發表了《〈周易〉周公考》，引起了不小反響。主持人黃敏浩教授提到，若我的解釋可以成立，整個易學史都要重寫；鄭宗義教授興致很高，結合新儒家的思想，作了很長時間的評論。本場討論一結束，曾誦詩女士就向我約走了稿件，後來發表在中心學刊上,2017年9月，在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首屆年會上，我發表了《“〈周易〉本事”之發現及其方法》（即《論〈周易〉本事》），次對我的研究作了比較繫統的介紹，反響非常強烈，與會學者多有溢美之詞。2020年11月底，承李尚信教授邀請，我參加了山東大學易學中心舉辦的“《周易》古經本義及其解讀方法”研討會。此次會上，我的研究成了重點討論的對像，被安排在個環節。學者輪流發言，從方法到結論，對我的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質疑和尖銳的批評。我很榮幸，有這麼多專家開始關注並反思我的研究。但遺憾的是，我在會上沒有好的機會對學者的批評作繫統的回應。閉幕式上，我跟各位師長開玩笑說，等小書出版之後，再來請大家批評。
一直以來，我的研究得到了很多師友的幫助和鼓勵。首先當然是來自干老師和《周易》讀書班。我的想法經常拿到讀書班上討論。大家一開始以質疑為主，漸漸了解我的思路之後，也就樂於聽我的解法。以至於後來，我去香港訪學缺席了兩周，群裡就有人催我回去，說卦爻辭太難理解，都在等我回去聽我的解法呢！這當然是玩笑話，但這種被掛念的感覺，很好。2017年6月，我的研究告一段落，讀書班也剛好結束了。那天，師友們在群裡炸開了，認為我的解法可以成為一家之言，還起了個名字叫“《周易》何氏學”（此前有人提過，但這次更嚴肅）。在朝夕相處的師友之間，此說能夠作為一種可能的解釋而被接受，對我而言是莫大的鼓勵。實際上，我的想法初來自讀書班的啟發，沒有它就不會有這個研究。工作以後，我還時常想起這個讀書班。
2016年6月，個結集本，我曾發郵件給丁耘教授，請他指正。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不到一小時就得到了回復，他說這個研究非常重要，並向我約稿，希望可以在他主編的叢書中出版。這個肯定讓我很受用。2017年春，我把稿子給王中江教授看，他認真地建議我在方法論上作一個總結，以便可以推廣到其他經典的研究上。我後來的三篇總結性文章，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啟發而作的。當然，也有很關心我的師友對我的研究表達了困惑和批評。不被自己在意的人所理解，這種感覺很不好，但想一想似乎也很自然：一來，解釋思路實在過於離奇；二來，似乎對作為哲學經典的《周易》有很大的破壞性（其實，所謂的“破壞”在古史辨易學那裡已經完成了，在此之後，無視各種挑戰而直接返回傳統意見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接下來要做的應該是在揚棄基礎上的重建）。讓人感到寬慰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東西在慢慢改變。從一開始的詫異，到漸漸的熟悉，甚至開始同情，是需要時間的。
子曰：“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書《要》）我不是一個情緒化的人，但每次讀到這一句，不免有所感慨。孔子在他的時代，想要從一本卜筮之書去探尋文王之道，他的做法甚至不被身邊的弟子所理解。現在，我又把《周易》作一部史書看，逐字逐句還原它的史實，看上去好像是要自絕於整個易學史傳統。但這並非是我有意為之，而是這一研究帶著它內在的某種必然邏輯，把我引向了這樣一個讓我深感窘困的境地。我對它的接受前景，是比較悲觀的。2016年，我曾預言這一研究五年之內無人問津。現在，五年之期已至，情況比預想中的要好一些。近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關注它。這是它的幸運。
本書部分內容曾以論文形式在刊物上發表：《〈明夷〉的敘事本義與義理闡釋》，《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周易〉周公考》，《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5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周易〉所見太姒的事跡——兼論〈大雅·思齊〉的史實與宗旨》，《雲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周易〉所見文王征伐的歷史敘事》，《思想與文化》2019年第1期；《〈周易〉所見“伐鬼方”的歷史敘事》，《人文雜志》2019年第4期；《〈周易〉所見“帝乙歸妹”的歷史敘事》，《東方哲學》第14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論〈周易〉歷史敘事的史學意義（附文王年表初定）》，《現代儒學》第8輯（商務印書館，2021年）；《〈周易〉所見文王受命稱王的歷史敘事》，《新經學》第7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這些文章能夠發表，得益於編輯部和學界同仁的開明和寬宥，在此謹致謝忱。
今年6、 7月間，我對書稿作了一次修訂，改變了個別卦爻辭的解讀，表述上也作了一些潤色。若與已發表的論文有所不同，請以本書為準。定稿之後，郭永秉兄審讀了全書清樣，糾正了不少訓詁的疏誤，並指出了一些問題。高瑞傑兄通讀了全書，糾正了不少文字和文獻問題。兩位的深情厚誼，我銘記於心。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的資助。孫向晨院長和我的導師張汝倫先生雖然不認同這一研究思路，但都很關心本書的出版。林暉教授在申請出版資助方面提供了很多幫助。謹向學院各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謝！
2021年7月23日
在我的意識中，《周易》卦爻辭已經與文王的生命融為一體了。但若抽身出來，這一解法，究竟是恢復了卦爻辭的本來面目，抑或隻是出於我對商周之際的典範意義和典範生命的一再確認，而在無意之間釋放了它在另一維度上的可能的解釋空間？主觀上，我傾向於前者；但客觀上，又何可確證？直如莊生之與蝴蝶，是莊生夢為蝴蝶歟，抑蝴蝶夢為莊生歟？欲辨而不可得矣！或許，對於經典解釋而言，一種充分自信的解釋，當它置身於連綿不絕的解釋史的時候，能夠作為一種可能性而存在，不至於因內部的缺陷而自我否定，已是極大的幸運了。
2021年10月23日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