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愚昧與啟蒙
?D?D理解現代西方哲學的興起
西方哲學迄今已有2 500年歷史，但隻出現過兩個爆發期，每個時期有150年左右。個時期出現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時代的雅典前5世紀中期綿前4世紀末。第二個時期出現於北歐，在歐洲宗教戰爭爆發和伽利略科學興起之後。這個時期從17世紀30年代延伸到18世紀後半期的法國大革命前夜。在那些相對較新的年代裡，笛卡爾、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茨、休謨、盧梭和伏爾泰?D?D大多數著名的現代哲學家?D?D留下了他們的標記。這些人都是“外行”：無一與任何大學有多少關繫。他們探究新科學和宗教劇變的含義，這使他們對傳統的學說和見解提出了質疑。科學的進步對我們對於自身的認識、對我們的上帝觀有何影響？政府應當怎樣對待宗教的多樣性？究竟為什麼建立政府？這些仍然是我們的問題。正因如此，笛卡爾、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如今仍然被引用，被爭論。
這些哲學家仍然在對我們說話，因此易使我們誤解他們。人們不禁會以為他們講著我們的語言、活在我們這個世界裡。若要正確地理解他們，我們就必須重新追溯他們的生平。這就是本書想做的事。
18世紀啟蒙運動的種子在17世紀就播下了，當時有些人認為歷史的發展方向反了。值得尊崇的人並不是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而是“我們”。弗朗西斯?培根顯然是使這種思想成型的人。但在培根的許多模仿者裡，布萊斯?帕斯卡在他關於真空的論文裡也許清楚地表述了這種思想?D?D近期的實驗表明大自然並不厭惡真空，盡管古人這麼說過（指亞裡士多德“大自然厭惡真空”之說）那些被我們稱為古人的人，其實處處都是新的，完全相當於人類的嬰兒；我們延續了他們，他們的思想被奉為其後數個世紀的經驗的知識，因此，我們恰恰應當在我們自己身上，找到被我們尊崇的、他人身上的這種古代性。
帕斯卡還指出：如果古希臘人同樣敬畏地尊崇其前輩，就像其後時代的人尊崇古希臘人一樣，則他們將始終不會獲得他們賴以受尊崇的那些東西。
培根是新思想的有力宣傳者，他飽受舊思想代表者的懷疑。培根認為：我們應當出去發現事實，不應把時間浪費在落滿灰塵的書本上。這將引領我們解開自然之謎，探索它們，讓世界為人類變得更好。培根提倡認真、繫統地觀察，因此被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之初被稱為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視為福神；英國皇家學會是歐洲批科學考察者俱樂部之一，成立於1660年。100年後，培根被法國啟蒙運動的“百科全書派”（Encyclopédie）譽為人類新發端的英雄，盡管這些崇拜者勉強地承認：培根本人的科學思想似乎被誤導了。培根忽略了、誤解了或沒有看到一點，而如今我們把那一點視為培根所處的時代引人注目的科學發展。他幾乎沒時間去研究伽利略和開普勒的學說，因為它們都與數學相關，令人心煩；他也沒怎麼思考過哥白尼，談及哥白尼的天文學，培根說“我堅信（它）大多都錯了”。盡管如此，培根著手完成的事情，仍然是“鳴鐘召集其他智者”。他做到了這一點。他譴責了延續了幾個世紀的“學術退化”。一些人更敏銳地感覺到了正在成為新時代主流的事物，都認為這個譴責是正確的：
經院學者……擁有敏銳、強大的智慧和大量閑暇，其閱讀的種類很少有變，但他們的智慧卻被鎖在了寥寥幾位作者（主要是亞裡士多德及其後繼者們）的鬥室中，如同其身體被鎖在了修道院和書院中。他們對歷史知之甚少，對自然界或時間也知之甚少，根本沒做成什麼事情。其智慧的無盡騷動，使我們把時間耗在了那些被煩瑣編織成的學問之網上，那些學問則保留在他們的著作中?D?D學問的蛛網，其蛛絲與做工之精良雖然值得贊美，卻毫無實際益處。
托馬斯?霍布斯（他做過培根的短期助手）認為，中世紀的哲學風格就是“愚昧王國”（the Kingdom of Darkness）的一部分。迷信和不寬容也盛行於這個隱喻的王國。找出逃離這個王國的辦法是一大挑戰。

17世紀的一些人準備睥睨古人、睥睨教會權威、睥睨中世紀的科學和哲學，這是怎麼發生的？在《理性之夢：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的哲學史》（The Dream of Reason：A History of Philosophy from the Greeks to the Renaissance）一書討論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以來的哲學，並揭秘了它們為什麼會從引領人們走向理性王國，到成為人類思想的桎梏。《理性之夢》的出版得到廣泛的關注，其修訂版將與本書同時出版。而本繫列的第三本書將繼續講述哲學家們的故事，它將從康德開始，其有影響的著作出版於1781年，正好是伏爾泰和盧梭去世後三年。康德開啟了西方哲學的一個新階段。
（根據本書前言整理）
?認識懷疑一些的笛卡爾
笛卡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