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序章
1. 唐代的時代精神
2. 宋代的時代精神
代的時代精神
4. 明代的時代精神
5. 明代的時代精神與陽明學

第一章祖先的德行與聲望
1. 兄弟友愛的王覽
2. 公忠體國的王導
3. 書聖王羲之
4. 以身殉忠義的王綱
5. 以陰德名世的王與準
6. 心胸灑脫的王傑
7. 酷愛竹子的王倫
8. 高潔剛毅的王華

第二章少年纔氣
1. 不開口的王雲
2. 詩纔敏捷的少年
3. 成聖賢為第一等事
4. 謀略之纔
5. 習練武藝與兵法
6. 宋儒格物學之敗

第三章陽明五溺
1. 與諸氏女成婚
2. 習練神仙養生之術
3. 書法開悟
4. 陽明書風
5. 跟婁一齋學習宋學
6. 進士落第
7. 再次落第
8. 作詩與專攻兵法
9. 再次失敗於朱子格物之學
10. 進士及第
11. 經世之志
12. 悟出佛、道之非
13. 陽明五溺
14. “棒喝”禪僧
15. 倡導聖學

第四章龍場大悟
1. 彈劾宦官劉瑾
2. 前往龍場
3. 龍場大悟
4. 感化州長官

第五章“知行合一”說
1. 受聘貴陽書院
2. 朱陸同異論
3. 闡述“知行合一”

第六章廬陵、北京時代的講學
1. 劉瑾被處刑
2. 評說靜坐悟入
3. 臥治六月
4. 強調立志
5. 明鏡論
6. 宣揚陸學
7. 門人的增加
8. 與湛甘泉告別
9. 對徐愛闡述“新大學說”
10. 贈了庵桂悟以《送序》

第七章滁州、南京時代的講學
1. 在滁州時的教化
2. 闡述實地修行之必要
3. 告誡喜好神仙佛道的門人
4. 諫武宗迎佛
5. 編纂《朱子晩年定論》

第八章討伐諸匪與講學
1. 王晉溪起用王陽明
2. 王陽明的作戰方略
3. 懾服萬安之流寇
4. 巧用反間計
5. “十家牌法”的實施與民兵的訓練
6. 平定漳州匪患
7. 撫諭諸賊
8.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9. 致力於兒童教育與鄉民的教化
10. 刊行古本《大學》
11. 刊行《傳習錄》

第九章宸濠之亂與王陽明受難
1. 王晉溪之遠謀
2. 宸濠的野心
3. 生擒宸濠
4. 武宗親征
5. 移交宸濠等戰俘
6. 良知與兵法
7. 王陽明受難與克服

第十章南昌時代的講學
1. 與陳九川闡述“致良知”說
2. “致良知”說首次公諸天下
3. 表彰陸九淵

第十一章晩年之學
1. 受封新建伯
2. 針對王陽明的誹謗
3. 舉辦賞月大宴
4. “大禮之議”爆發
5. 續刊《傳習錄》
6. 王陽明寫“四大記”
7. 撥本塞源論
8. 良知與太虛
9. 萬物一體論
10. 受命征討思恩、田州
11. 關心門人弟子之教化
12. 天泉橋上的問答
13. 本體與工夫
14. 簡易之學
15. 平定思恩、田州匪患
16. 平定八寨、斷籐峽匪患
17. 踏上歸途
18. 此心光明
19. 死後的表彰

王陽明簡譜
附記

序章
代表某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之哲學與思想，必定與其所處時代的時代精神密切相關。例如，代表宋代的朱子學與宋代精神、代表明代的陽明學與明代精神，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繫。
換言之，也可謂時代精神孕育出了代表該時代的思想家，而其思想又有助於時代精神之形成。也即兩者之間的關繫或為因果，或為果因，是相互啟發、有機統一的。由此可知，要想理解思想家的哲學與思想，就必須充分了解其所處時代的時代精神。
而這時代精神，若要詳察其內涵，又絕非輕而易舉之事。雖然其中有著極為復雜的種種潮流，但隻有其主流纔是所謂的時代精神。時代精神也反映在該時代的哲學與思想上，故而仔細加以觀察，理當能夠理解，然而哲學與思想皆帶有某種理論，倘若僅僅著眼於此，則反受其累，無法洞察深藏其中的時代精神了。因此，愚以為，反倒是通過率直表現人的內心與感情的文藝，更容易感受其時代精神。
即便是文藝之中，詩文、繪畫、書法之類，反映個人意向的傾向較為強烈，而陶藝之類，由於其出自無名匠人之手，且為迎合該時代人們的喜好而作，反倒更能直截了當地反映出時代精神來。因此，對於陶藝之類，我們也必須加以留意。
王陽明的思想也與明代的時代精神密切相關，自不待言，而要深刻理解明代的時代精神，又必須首先對唐的時代精神有所了解。這是因為，不預先了解這些時代的精神，就難以充分理解明代的時代精神，或者說，即便有所理解，恐怕也是流於表面的。

1. 唐代的時代精神

中國的唐代（618—907）橫跨了日本的飛鳥、白鳳、奈良和平安時代，其時代精神是外觀、包容、抒情的。
唐代的文化雖說是由貴族階層創造的，可由於唐帝國不僅支配著廣袤的土地，極富國際性，也接受了外來的思想和文化，故而唐代的時代精神十分豪華，且富有包容性。以代表著唐代陶器的色彩絢麗的唐三彩為例，無論是女人俑的體態，還是注入五谷後可為死者祝福的萬年壺那圓潤的胎體線條，都顯示出一種來者不拒、包容一切的寬闊心胸。唐三彩中有一種名為三彩龍耳瓶的器皿，其對稱的雙龍銜瓶口的造型極具異國情韻，讓人一望之下便不由得緬懷起唐代的國際性來。
唐代的繪畫以人物畫為中心，但也有世俗風情畫，且十分寫實地描繪了遠道而來的外國人。唐代的繪畫以彩色畫為主，這也完全可說是其外觀、抒情之時代精神的表現吧。
就唐代的文學而言，詩歌確立了格律，文章流行四六駢體，書法則相較於晉代之尚韻，更看重尊崇法度的外形美。毫無疑問，這也體現了外觀、抒情的時代精神。然而，到了唐代末期，卻掀起了一股反傳統的革新風潮，出現了尊重個性、彰顯自我的書法家和畫家。他們或可稱為宋之時代精神的先驅吧。

2. 宋代的時代精神

自唐末至五代（907—960）是一個動亂期，而進入宋代（960—1279）後，出於對唐代的批判和反思，誕生了新的時代精神。中國的宋代，橫跨日本的平安、鐮倉時代，該時代的時代精神是內觀、理性的。
鋻於唐末以來藩鎮跋扈之弊端，宋代采取了文治政策，故而文化得以昌盛。支撐著宋代文化的是官僚知識階層，但由於受到塞外遊牧民族的壓制，有宋一代均遭受著於苦惱中走向衰亡的悲慘命運。相較於具有國際化特色的唐代而言，宋代的文化可謂國粹型的。
就國力而言，唐代是對外擴張的時代，宋代則是向內收縮的時代。而這一點自然也讓時代精神發生了巨大變化，即從外觀、抒情的轉向內觀、理性的。下面所引用的宋尼悟道之詩，或可謂該時代精神之像征吧：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進入宋代之後，像唐三彩那樣富於感性、多姿多彩的陶瓷器便衰退了，而純白、青白甚至漆黑的，單一色彩的陶瓷器卻被大量制作出來。如可稱為宋代瓷器之代表的定窯白瓷，以及景德鎮出產的青白瓷，都摒棄了華美的外觀，完全符合崇尚內觀精神之宋代人的審美趣味。
北宋的定窯白瓷，質地堅硬，胎體曲線一反唐三彩萬年壺那般舒緩圓潤，而是近乎直線，顯得異常遒勁，稜角處也銳比鋒刃，通體都透著極為冷峻的理性。與青白瓷一樣，白瓷也以無紋者居多，而這一點也體現了當時的一般傾向，同樣可見於宋代的漆器或金屬工藝品等。即便有些紋樣，也無非是些線刻式、切雕式或用靠模制成的浮紋，可稱為無紋之紋，充分體現了富於理性的宋代之時代精神。
作為北宋青瓷之代表的汝窯青瓷，則無論其色澤還是品位，都很好地反映出宋代那深邃遒勁的時代精神。
青瓷之興盛，至南宋達到巔峰，形制也日趨優美，而到了南宋末年，北宋時期的那種簡潔清純、勇健峻嚴以及理性之銳利均已喪失殆盡。
從唐代到宋代，陶瓷器的風格也從華麗豐滿、溫和寬容轉變為簡素清瘦、峻嚴遒勁；從豪華絢爛、優美溫雅轉變為幽玄蒼古、冷嚴崇高。總之，是從感性轉變為理性，從外觀轉變為內觀。並且，還有一點也不容忽視。那就是：從異國風情轉變為本國精粹了。
繪畫方面，山水畫、花鳥畫興盛了起來，尤其是發軔於唐代的水墨畫，進入宋代後趨於大成。水墨畫發端於唐代，可到了宋代，人們便認為水墨這種非色彩性的東西其實是蘊含著五彩的。因此，毋寧說水墨畫是一種精神性繪畫，或可稱之為心畫吧。這種心畫之所以能在宋代取得大成，是因為它符合了內觀性之時代精神。與此同時，宋代的畫家還忌諱直白的表現，並極力加以抑制，故而又進一步深化、充實了這一精神。因此，還以藏（藏於家中）與簡古（單純與古舊）為貴。
宋代的繪畫雖說以院體派為核心，以崇尚理性、客觀的寫實派為主流，但就山水畫而言，也並非僅僅是客觀描摹山水之形像，而是窮盡其理趣與本性，目的在於借山水之形像描繪造化之理、天地之心，即所謂盡力描繪“胸中之丘壑”。因此，不論畫得如何精巧，若不能得其理趣，也就不成其為畫了。不過，直抒胸臆的寫意主義的畫，也即文人畫或表現禪機之類抒情、主觀性質的寫意畫派此時也悄然而起了，隻是尚未成為時代之主流。說到寫實派與寫意派之間的關繫，或可用講授唯理、客觀之哲學思想的朱子學與講授唯心、主觀哲學思想之陸學來比擬吧。
書法方面，宋代書風超越了“法”而崇尚“意”，氣像雄渾、銳利。
詩歌方面也與繪畫相同，呈現出忌直貴藏，忌巧貴拙，崇尚簡古的傾向。宋代古文家（肇於唐末）輩出，想必也是受崇尚古意之時代風潮鼓蕩的緣故吧。

代的時代精神

繼宋之後代（1206—1368），橫跨日本的鐮倉、吉野朝廷朝的建立者是蒙古族，他們滅亡了擁有高度教養的漢民族皇朝，建立起了史無前例的世界性大帝國。
該時代的陶瓷器以青花瓷的大量生產為最大特色。這自然是西方諸國並入一統而青花用釉得以進口的緣故，但同時也由於青花描繪的陶瓷器更符合普通庶民之趣味吧。而這種青花工藝，無論是從作品的品位還是描繪效果而言，都體現著與大帝國相稱的豪放、厚重之感。與此同時，在庶民文化代，寫意派的文人畫之興起也可謂理所當然的了。

4. 明代的時代精神

5. 明代的時代精神與陽明學

如上所述，明代的時代精神是主觀、抒情的，但到了明末，在其爛熟之後也產生了弊害。自不待言，陽明學的嶄露頭角及其流行、墮落，也是與該時代精神之勃興與推移密不可分的。
這是因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致良知”說相對於朱子之理智主義而言，是偏於情意主義的。到了明末，掃除煩惱以求進入悟境的如來禪業已衰微，而順應當下之人心，應機而入悟境之祖師禪則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王陽明所謂的良知，以主張現有即絕對之“良知現成論”的形式流行了起來，並最終產生了弊害。下面所引用的深受陽明學影響的李贄所說的話，正如實反映了此種情況：“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明儒學案三·江右王門學案一·潁川語錄》）

〔備考〕有關唐、明的時代精神之詳情及參考圖片，可參照拙著《宋明哲學的本質》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