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保羅·利科是20世紀具有廣泛影響的解釋學大師，他著述等身，已有多本著作被譯成中文在我國出版。《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出版於20世紀 60年代，與《惡的像征》一起，是利科從意志現像學轉向解釋學的一部標志性作品，在利科的解釋學思想發展中占有重要位置。

這本書的書名是《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書名告訴了我們這本書涉及解釋學方面的內容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方面的內容。把兩個原本不相干的內容統一在一本書中，原因在於利科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闡釋成了一種解釋學，或者說，利科將解釋學範疇擴展到了精神分析理論。

弗洛伊德創立的精神分析理論屬於什麼性質？這是自精神分析理論出現以後一直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人們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科學性提出質疑。作為醫生，弗洛伊德本人一直堅信他創立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一種科學理論。但利科認為，精神分析活動是一種解釋活動，與其說，精神分析接近觀察科學，還不如說更接近歷史。這種解釋學的因素在精神分析理論創立初期就已存在，隨著弗洛伊德思想的發展，精神分析理論作為一種解釋學的性質就益發明顯。精神分析理論本質上就是文化解釋學，尤其隨著死亡衝動的引入，“沉默”的死亡衝動隻有通過文化纔達到它“喧囂”的存在。精神分析從一開始就是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中產生，並終對當代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一種解釋學。當然，利科也承認，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理論創立初具有的科學因素到後也一直存在著，並造成了弗洛伊德的理論體繫的一些困難。占了本書很大篇幅的“分析篇”闡述的就是弗洛伊德思想的這樣一個發展過程：科學因素越來越少，而自然哲學、神話的因素越來越多。

解釋，需要被解釋的對像。解釋的對像就是“文本”。但以往把“文本”一般理解成文字流傳物，西方人的解釋活動原來就是指對古典文獻和“聖經”的解釋。伽達默爾雖然也承認其他解釋對像的存在，但他仍然得出了“文字流傳物”在解釋學中具有優先地位的論斷。但精神分析的對像是“夢”，當利科把精神分析闡釋成一種解釋學時，就需要把“夢”當作文本。在這裡，利科通過引入現像學的“意義”、“意向”概念，擴大了“文本”原有的概念，文本成了意義的載體。利科將“文本”與“意義”之間關繫的淵源直接追溯到亞裡士多德，利科指出：“在文本解經之確切意義上的解釋與在符號領會之廣義上的理解之間存在的這種關聯，可以由解釋學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之一，即亞裡士多德在‘論解釋’一文中所賦予的意義而得到證明；實際上，很明顯，在亞裡士多德那裡，hermenêia 並不僅僅局限於譬喻，它還關涉到任何能意指的話語。”不僅在亞裡士多德那裡，中世紀的哲學已經擴大了原本局限在聖經注解的“文本”概念，整個自然界可以稱為“自然之書”，這樣，“文本”就超越了傳統“經文”的範圍。歸根到底，文字表達的是意義，是意義的載體，而那些非文字的形式之所以可以成為解釋學的對像，是因為它們表達了意義。正是這點的相同，使得我們能將文本概念擴展到像征、夢、行動和藝術作品中。利科進一步指出，這些非文字的東西之所以具有意義，也是因為它們進入到語言之中。除了夢以外，他討論了像征的另一種形式：有關大地、天空、生命、樹木等宇宙像征，這都是些自然物，本身無所謂意義，它們之所以進入解釋學領域，是因為他們進入了人類的話語，從而使它們具有了特定的意義：“對他來說，解釋不僅涉及一種‘經文’，而且涉及能被當成任何有待辨讀的文本的符號群，因而也可作為夢、神經官能癥的癥狀，以及儀式、神話、藝術作品、信仰。”這樣，利科就突破了傳統上將文字流傳物作為文本的觀點，通過拓展“文本”概念，從而拓展了解釋學的範圍。“文本”所處的世界，就是人類的文化世界，而人類的文化世界就是人類的語言世界。事實上，利科雄心勃勃，他後來就曾說過，“更不要說不使用語言媒介的敘事模式：例如，電影，還可能有繪畫和其他雕塑藝術”。

但不是所有意義的符號群都能成為解釋學的對像，隻有具有雙重意指或多重意指的文本纔能成為解釋學的對像。利科將具有雙重意指或多重意指的文本稱為“像征”。很顯然，利科沒有把解釋學的範圍無限擴展，解釋學的領地是意義世界中的一部分。這部分就是雙重意指或多重意指的世界。這樣，他就將單層意指排除了解釋學的範圍，如科學世界，它的陳述也是有意義的，但我們不能說科學世界是解釋學的“文本”，至於邏輯，這樣的形式化語言更不可能成為解釋學的對像。雙重意指或多重意指之間的關繫是既隱又顯的關繫，表面的意義是晦澀的，但它又指向了第二層的意義。這種意義的晦澀正是激發解釋活動的東西。利科由此將解釋規定為：“解釋是思想的工作，這工作在於對隱藏在表面意義中的意義加以辨讀，在於展開包含在字面意指中的意指層次。”因此，解釋學是語言世界的一部分，但不等於語言世界。

利科解釋學之所以被稱為一種現像學的解釋學，就是“意義”概念成為他解釋學的核心概念，利科將人類的解釋活動歸結為“意義”概念中的“意向”、“意指”的關繫和運動。並且“意向”、“意指”都源自意向性的生命，並指向了人的存在意義。而當他把“意義”概念作為他解釋學的核心概念時，也就大大擴展了解釋學的範圍。但現像學的解釋學不是現像學，因為在不同層次的意義之間有著扭曲和掩蓋的關繫，所以，用現像學的“看”的方法已無濟於事，必須進行解釋。當然，利科除借鋻了現像學的思想外，還大量使用了“能指”、“所指”、“指稱”這些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概念，這充分展現了利科與各種哲學進行廣泛對話的立場。

利科在《惡的像征》中就已對解釋學的範圍進行了拓展，他在那裡已經把解釋的對像規定為具有雙重意指或多重意指的像征。隻不過《惡的像征》討論的是宗教像征。《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延續了《惡的像征》的相關思想，“夢”也是一種像征，因為夢也具有雙重或多重意指的結構。夢出現在意識中，是經過偽裝的，要知道它的真實意義，必須經過解釋。不僅如此，夢是作為文本成為我們解釋學對像的，因為隻有被敘述的夢纔可能成為解釋的對像。精神分析活動歸根到底是主體間的活動。夢的解釋就是用一個清楚明白的文本代替一個晦澀難解的文本。讓我們引用利科在《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中一段話：“它意味著人們總是可以用另一個敘事（以及語義和句法）代替夢的敘事，也意味著人們可以把這兩種敘事比作一種文本與另一種文本的關繫”。

利科認為，精神分析的話語是一種混合話語，一方面，是意義與意義之間的關繫，另一方面，是對夢的形成機制的說明，是力量的話語，利科將其稱作“解釋學和能量學的混合話語”，或“欲望語義學”的話語。夢恰恰處於意義和力量的交彙處。但力量語言或能量學要得到說明，必須經過對意義語言的解釋：“因此，說明明確地從屬於解釋。”這樣，精神分析本質上是一種解釋學。同時，利科承認，意義的話語不能完全取代力量的話語，如果沒有能量學的說明，意義的解釋也無法完成。

弗洛伊德不僅為夢和神經官能癥確立了解釋學的地位，他對諸多文化現像，如宗教、審美的解釋，也遵循著這樣的解釋學模式。宗教、道德、審美等文化現像可以遵循著人們對夢和神經官能癥的解釋模式加以解釋，因為他們和夢與神經官能癥一樣，是一種表像。但利科指出，當弗洛伊德將對夢的解釋模式推廣到對宗教、道德、審美現像的解釋時，他的解釋模式是有局限的，這是一種從經濟學-場所論觀點出發的解釋模式，這種解釋模式可以推廣到所有的對像，但它是從一種特定的角度出發進行的解釋。所以，利科說，精神分析的原則既是普遍的又是有限度的。說它是普遍的，是因為弗洛伊德將他的理論推廣到有關人的一切領域；說它是有限度的，是因為精神分析的模式，即經濟學-發生學模式的限度。利科認為，對於像藝術創造這樣的人類文化活動，亦即弗洛伊德所說的“升華”，簡單地應用夢和神經官能癥的解釋模式，是不夠的。這也意味著，除了以精神分析為代表的這一類的解釋學外，還有其他的解釋學模型。

於是，利科將以精神分析為代表的這種解釋學模式稱為“懷疑的解釋學”或“還原的解釋學”，這種“懷疑的解釋學”無疑不同於傳統的對古典文獻的解釋或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同時，也不同於利科在《惡的像征》所展示的對宗教現像的解釋，即不同於“回想的解釋學”。許多原來不屬於解釋學範圍的學說和思想，也進入了解釋學。不僅精神分析理論成了解釋學，利科認為，馬克思和尼采的某些學說也成了解釋學。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雖然有很多不同，但在一點上是相同的：對“虛假意識”的揭示。對他們而言，尋找意義不再是拼讀出意義的意識，而是辨讀出意義的表達。所以，這三位大師都在實踐著解釋學的原則，當然，他們所實踐的“解釋學”都是“還原的解釋學”。

因為存在著不同的解釋學模式，利科認為，存在著解釋的衝突。怎樣看待解釋的衝突呢？利科認為，我們不僅僅要承認不同解釋模式的存在，更要看到這些不同解釋模式的內在統一，即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待不同的解釋模式。在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同一種像征，同一個文本，可以存在多種解釋方法和途徑。在這裡，利科利用了弗洛伊德自己創造的“復因決定”這個概念。弗洛伊德認為，在夢的形成過程中，因為濃縮、移置機制的存在，使得出現在夢中的內容是簡單的，從這些簡單的內容中可以揭示出夢許多隱藏得很深的思想
。利科說：“關於夢的內容的每一個因素，我們可以說，當它‘在夢的思想中數次再現’時，它就是復因決定的。”“復因決定”的結構使得多種解釋成為可能。利科將這些眾多的解釋方法歸為兩類模式：“還原的解釋學”和“回想的解釋學”，一個是揭露假像，一個是意義的向前發展。精神分析就是屬於“還原的解釋學”，這是一種向過去，向古老進行回溯的解釋方式。利科指出，我們不僅應該看到不同解釋學方法的對立，更要看到它們的內在統一。這種統一表現在：在每一種解釋學模式的內部，包含著另一種解釋學的因素。“還原的解釋學”表面看起來是一種“考古學”，即向過去“回溯”，但利科指出，“考古學”如果得不到“目的論”的支持，是無法理解的。“回溯”方向的“考古學”內在地就與“前進”方向的目的論聯繫在一起。“回溯”和“前進”與其說是兩個對立的歷程，還不如說是同一個創造性過程的兩個方面，是單一具體過程提取出來的抽像術語。利科問：“是否實際上隻有一個夢，這個夢不具有探索的功能，也不‘預言性地’勾畫我們的衝突的出路呢？或者反過來說，是否隻有一個重大的像征符號，它是由藝術和文學創造出來，而並不投入，並不重新投入有關個人的或集體的童年之衝突和戲劇的古風之中呢？”所以，“回溯”和“前進”不可分。而弗洛伊德的限度就在於，他隻注意到的“回溯”這個向度，沒有注意到“前進”這個向度，這不僅造成了他的理論的有限性，也使得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內部面臨著困難，比如，弗洛伊德自己就承認他的“升華”和“認同”的理論面臨著一些困難。而人類的文化活動本質上是創造活動，弗洛伊德的解釋模式僅僅局限在解釋的“回溯”方向，勢必使得解釋活動的結果隻能是回溯到童年性欲的挫折中，即回溯到已經現存的東西，這樣就抹殺了解釋活動任何的意義創造性。在這一點上，利科認為，他與弗洛伊德是有爭論的。利科將人類的解釋活動看成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任何傳統都因受惠於解釋而得以存在；傳統正是以此為代價而得以持續並保持生氣。”“回溯”與“前進”的統一，正反映了解釋學從傳統出發進行創造、通過創造更新傳統的根本要求。

由此，我們發現，通過這本著作，利科不僅僅將精神分析理論納入解釋學的範圍內，從而擴大了解釋學應用的範圍，而且，通過對弗洛伊德思想的解釋和與弗洛伊德的爭論，利科形成了他的解釋學的一些重要理論：文本理論、具體反思、雙重意指、兩種解釋學、解釋的衝突等。如果說，《惡的像征》是利科從意志現像學轉向解釋學的開端，那麼，在《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這本著作中，利科有關解釋學的基本思想都得到了闡發。所以，這既是一本研究弗洛伊德理論的著作，也是一本利科闡述自己解釋學理論的重要著作。

但《弗洛伊德與哲學：論解釋》又不僅僅是一本闡述利科解釋學思想的著作，它包含著豐富的內容。比如，利科的“具體反思”、“占有”概念、“主體考古學”、在場和缺場的辯證法、對意識哲學的批判等，我們這裡沒有涉及。利科在這本著作中闡述的宗教觀、美學觀、道德觀、文化觀我們都沒有涉及。在這一篇短短的譯者序中，我們主要簡單介紹了利科的解釋學方面的一些思想，其他的方面，還請讀者細細咀嚼。

本書根據耶魯大學出版社1970年的英文本譯出。利科是位博學多纔的大家，我們不揣簡陋，勉力譯出此書，譯文中如有舛誤之處，還望廣大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