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導 言 戴荊冠的耶穌畫像
011 **章 遺 棄
027 第二章 嘗試逃避
043 第三章 暴力和尊貴
061 第四章 地下人
075 第五章 無限戲仿
097 第六章 異質學
119 第七章 糞便哲學家
129 第八章 民主共產圈
155 第九章 危 機
175 第十章 反 攻
191 第十一章 阿塞法勒
207 第十二章 社會學學院
225 第十三章 戰 爭
237 第十四章 超越詩歌
261 第十五章 在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之間
279 第十六章 大 全
301 第十七章 未盡之作

322 部分參考書目
326 致 謝
327 圖片使用致謝

導言戴荊冠的耶穌畫像

對立是真正的友誼。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962年，喬治·巴塔耶去世。不久，他的後一本書《阨洛斯的淚水》（Les Larmes d’Eros）以有傷風化的罪名被法國文化部查禁。《阨洛斯的淚水》從史前時代追溯至當下，主要通過傳統的圖像概述了欲望的歷史。令人驚駭的圖像——稱作“凌遲”的中國酷刑——是一種虐待狂似的色情畫面。讀者對這些畫面難以接受，甚至莫名其妙。在巴塔耶看來，這些圖像證明了對立雙方——性愛與死亡、恐怖與歡愉、宗教救贖與違反刑律——的相似性。在此相似性中，巴塔耶察覺到了一種無限回返的能力，一種從“難以啟齒到為高尚”的過渡，一種從刺骨之痛到飄飄欲仙的
解脫。
在巴塔耶整個寫作生涯中——因死亡戛然而止——沒有其他任何一本封面印有巴塔耶名字的書遭到查禁。四十年來，他以筆名隱藏了真實身份，以印數較少的精裝本出版為驚世駭俗的作品。而那些他的確署了真名的作品——散文、小說、詩歌；經濟學研究、人類學和美學批評——隻有明察秋毫的讀者纔能發現其中令人側目之處。作為國家圖書館的職員，巴塔耶如受到指控，他是無法承受其後果的：會因此丟掉工作。但更為有趣的是，這場隱姓埋名出版作品的大戲本身——身份的遊戲、面具的玄機——對於巴塔耶的文學志業至關重要。巴塔耶寫作並不為揚名，對聲名反而唯恐避之不及：他在寫作中故布疑陣，令讀者撲朔迷離，難見其真意。他的寫作毀滅文字，展現完全交流的終極不可能性，並開闢了不可能性——異質、不同、神聖——得以傳達的空間。在《阨洛斯的淚水》中，巴塔耶正是采取了這樣的策略，即言說時卻不見語言，而是通過圖像的鋪陳：他的臨終遺作大抵是靜默無語的。這本書遭遇查禁，更加證明了該書傳播力之強，倍增其沉默之魅惑。
然而，一股逆反的潮流已噴薄而出。認可巴塔耶的潮水開始流淌；這是友誼的力量，也是勢在必行之事。1963年，《批評》——巴塔耶於1946年創辦的刊物——為紀念他首次設立專刊。 刊物集中了老朋友們——阿爾弗雷德·梅特羅（Alfred Métraux）、讓·布魯諾（Jean Bruno）、雷蒙·格諾（Raymond Queneau）、皮埃爾·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米歇爾·萊裡斯（Michel Leiris）、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讓·皮埃爾（Jean Piel）、讓·瓦爾（Jean Wahl）和莫裡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紀念他的聲音，還有法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菲利浦·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聲音，他們認為巴塔耶的作品是尤其不可或缺的。福柯此外還推介了巴塔耶的《全集》：“今天，我們終於知道：巴塔耶是他那個世紀重要的作家之一。”
實際上，如果缺了他，西方後結構主義思潮是無法想像的。羅蘭·巴特、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朱麗婭·克裡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讓·鮑德裡亞（Jean Baudrillard）等在很多場合發表的文章都談及巴塔耶，或者在他的影響下開始了寫作生涯。1972年，《原樣》（Tel Quel）雜志組織了為期一周的會議，討論巴塔耶和阿爾托（Artaud）。在巴塔耶去世後的十年中，類似的會議召開了很多，這是場。20世紀80年代，美國刊物《十月》（October）周圍的藝術評論家們發起了紀念巴塔耶的專刊，說明了巴塔耶的作品對於他們的重要性。
巴塔耶作品的新版本以及有關他的新書和選集不斷問世。人們對巴塔耶產生持續的熱情——這股熱情至今絲毫沒有減退的跡像——這其中原因很多，撲朔迷離，相互矛盾。以下是主要原因——巴塔耶是同時代重要的色情小說家之一，他酷愛恐怖和暴虐；時代中的一位思想家。以下是深層次的原因——巴塔耶開創了分析整個繫統的方法，這種方法也許日後會被證明是20世紀重要的批評成果之一；他在寫作中對人性的弱點無限同情，為爭取人類的自由不遺餘力。作為心理學家和語言哲學家、小說家和詩人、曾經的宗教信徒和神秘主義者，他對知識與交流的用途和限度的探索，相較同世紀中的任何人都、更為徹底。沒有其他作家在如此寬廣的領域中做出如此重要的貢獻。
然而，與其前輩弗裡德裡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相似，喬治·巴塔耶真可謂生不逢時。他總是身處邊緣，在其時代從未有歸屬之感，即便今天，他的生平和作品對我們依然晦暗不明。
巴塔耶的寫作與其時代中的每一主流思潮、藝術和政治潮流都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後來身為一位篤信天主教國度中的無神論者，他對先後登場的超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思潮均持否定立場。對巴塔耶而言，超現實主義是無足輕重的理想主義，對藝術而非對生活的狂熱；馬克思主義未能將唯物主義建構於驅動物質世界的能量之中；薩特的存在主義受制於已被時間拋棄的意識理論。在結構主義時代，巴塔耶將結構主義方法推至矛盾對立的境地。他批評心理分析以及法國學派的社會學是不完整的，同時又能抓住二者的本質思想，並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巴塔耶不是簡單的無神論者：借用《內在體驗》（L’Expérience intérieure）中的詞語，他猛地扼住神的咽喉，在創造性的破壞行動中犧牲自己的價值觀以及他所屬時代的價值觀。
巴塔耶並不尋求新知識，而是追求經驗、某種自主的經驗，這對他而言就是體驗沒有約束的自由：擺脫了語言、學科、功用、文化和身份的自由；一種不可能的自由。巴塔耶這樣寫道：“問題不在於實現某個目標，而在於逃離這些目標所代表的陷阱。”
如果簡單地說巴塔耶的寫作與其時代的主流思潮相對立，這會忽略他采用的方法。他對這些思潮的逆寫，是通過在這些思潮內部寫作，通過回應這些思潮，既回應那些代表傳統的已故作家，也回應他們活著的遺產，即他們的學生們。為重要的是，他在友誼的語境中寫作。
在談及對巴塔耶的人生和作品產生了影響這個問題時，人們發現其中既有大量作品,如尼采的作品，也有與作品相關的私人交往,如與俄國流亡哲學家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他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向巴塔耶傳授了尼采的思想。阿爾弗雷德·梅特羅向巴塔耶介紹了迪爾凱姆（Durkheim）和莫斯（Mauss）；米歇爾·萊裡斯和安德烈·馬松讓他接觸到超現實主義運動；阿德裡安·博雷爾（Adrien Borel）是他的精神分析學家；亞歷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向巴塔耶——以及與巴塔耶同輩的幾位有影響的人物——傳授了黑格爾《精神現像學》中的精微復雜之處。於是，巴塔耶在與他們的對話和差異中發展了自己的思想。公開對話——講座——對巴塔耶而言非常重要，他大量的作品發表於那些風行一時卻曇花一現的雜志上，僅有少量被收入“永恆”的圖書出版問世。巴塔耶的思想和作品與其人生經歷是不可分割的。
巴塔耶在友誼和背叛之中生活和寫作，每個單詞和姿勢既表明共同語言和興趣的相似性，也表明在生物學和思想方面差異的大小。尼采曾評論道：“人們使用同樣的詞語是不足以理解彼此的；還必須將同樣的詞語用於同樣類型的內在體驗；終，人們必須擁有共同的經驗。”
巴塔耶的人生和作品就是對這種不可企及的共同性的探索，終使人不斷想起巴塔耶所謂的由不屬於任何共同體的人組成的共同體，共同體（communitg）這個詞承認了承認的不可能。 他親近的朋友們——包括米歇爾·萊裡斯、安德烈·馬松、科萊特·佩尼奧（Colette Peignot）、帕特裡克·沃登伯格（Patrick Waldberg）、莫裡斯·布朗肖、勒內·夏爾（René Char）、迪奧尼·馬斯科洛（Dionys Mascolo）和羅貝爾·安泰爾姆（Robert Antelme）——共同體驗了這種沒有希望的追尋，這種向不可能性開放的經驗。
巴塔耶被人理解了嗎？隨著《全集》在1970年出版，他戰前的作品得以挽救，幸而沒有湮沒在上一輩人的記憶中。這些作品以及後來的書——甚至那些以筆名出版的書——與幾千頁筆記和從未完成的手稿被編輯在一起。新的手稿不斷公之於世，這對論文資料供應商來說是非常高興的事情，雖然巴塔耶是位遠離學術的作家。
如今，他所有的書都已翻譯成英文，盡管其中一些無法再次付梓。他很多文章的譯文還有待於彙編成卷；而且比較遺憾的是，他很多重要的作品急需重譯。 盡管如此，初步的消化吸收工作已經完成。
但是，巴塔耶被理解了嗎？同樣的問題依然存在。從下文的內容來看，答案當然是還沒有。當代文學未能充分汲取巴塔耶的教益。事實上，小說傳統在經歷了“新小說”——已經過去了50年的時間——之後又回到了再現主義這一熟悉的套路，似乎巴塔耶的作品以及大多數20世紀的文學從未存在過。更糟糕的是，哲學家們仍經常將巴塔耶解讀為哲學家；藝術史家認為他是藝術史家；小說家則視其為小說家。他們隻能從貌似產生孤立概念的材料中選擇概念。巴塔耶思想的根基是抵制專業分工，拒絕運用概念，這些解讀策略對其思想是致命的。也許我們永遠無法逃離“同一”的誘惑：同一學科、機構、限制等。然而，根據巴塔耶的觀點（福柯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指出這些限制為我們提供了表達自由的無限領域。
《批評》——目前由菲利普·羅歇（Philippe Roger）擔任主編——近舉辦了60周年慶典。這傳達出一個信號，說明在很多方面巴塔耶的未來剛剛開始。本書希望將巴塔耶的文字重新定位於他的時代，重新關聯於他的人生，使我們有可能按照巴塔耶寫作的方式去閱讀他，即作為一個經驗領域去閱讀。

章遺棄
1913年，喬治·巴塔耶15歲時，他的父親發了瘋。 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巴塔耶（Joseph-Aristide Bataille）當時患有梅毒。梅毒病是很久以前感染上的，也許在他放棄醫學研究之前，但肯定早於他把全家從多姆火山區的比隆鎮（巴塔耶於1897年出生於此）遷至他們現在居住的蘭斯。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在巴塔耶出生前已失明，之後又癱瘓了十年多。疾病的後果令人傷心，卻是無法避免的。
約瑟夫-阿裡斯蒂德終日與一張椅子為伴，骨瘦如柴，蹣跚挪步時極為痛苦。數十年後，巴塔耶仍然記得父親“凹陷的雙眼、像餓鳥的長鼻、痛苦的尖叫、有氣無力的笑聲。” 他還記得這個老人的身體如何一步步每況愈下，雖然他想幫幫他：

讓我更難受的是看見父親很多次大便的情形……他從床上下來（這時我會上前幫把手），然後坐上夜壺，這個過程極其艱難，他身上穿著長睡衣，通常還戴著棉睡帽（留著灰白雜亂的八角胡、很大的鷹鉤鼻、空洞的雙眼茫然獃滯）。有時，“電擊似的劇痛”讓他如野獸般嗷叫，伸出一條彎著的腿，徒勞地想用雙臂抱住。

對巴塔耶而言，早年這幕排便的場景也在約瑟夫-阿裡斯蒂德“撒尿時的眼神”中有所反映、回響和延伸：

因為他什麼也看不見，他的瞳孔經常向上獃滯地望去……他的眼睛空洞巨大，占據了鼻子兩側。撒尿時，巨大的雙眼幾乎神色全無，一副令人目瞪口獃的表情。在隻有他能看見的世界中，能讓他略帶嘲諷且恍惚發笑的世界中，這是一種放任、僭越的表情，令人目瞪
口獃。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男孩幫助一位痛苦的病人時的情景。年少的巴塔耶愛自己的父親，但成人後他發現這種愛並不自然：從近研究的心理分析的角度思考，他認為多數男孩愛的是母親。 但巴塔耶的確愛父親，至少早年是這樣的，即便當時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
然而在當時以及之後的時間裡，巴塔耶一直受到恐怖的、反復出現的夢和記憶的困擾，其中有父親的“快樂”，還有他家位於蘭斯市法布赫-塞艾斯大街65號那幢房子的酒窖。（需要注意的是，蘭斯是以酒窖聞名的城市：一座香檳之都。）巴塔耶在一些場合提到過這個場景，但語焉不詳：哪一部分是他年少時的夢中遭遇，而哪一部分是來自記憶，無論是對年少時的記憶，還是來自年少時的記憶，抑或是近的回憶。在巴塔耶的生活和寫作中，虛構不斷在事實之上展開；確定無疑的真相卻飄忽不定。

我記得手裡拿著蠟燭，與父親一起下到酒窖。夢見一隻拿著燭臺的熊。孩提時代恐怖的蜘蛛等，使我回憶起曾坐在父親的腿上，褲子被脫了下來。一種在極恐怖和極壯觀之間的搖擺不定。我看見他帶著苦澀盲目的笑容，張開污穢的雙手放在我身上……我差不多三歲的樣子，赤身坐在父親腿上，陰莖充血，如同太陽……父親用手打我，而我看見了太陽。

在另一則文字中，父親成了掛著鈴鐺和彩色緞帶的熊，手中舉著蠟燭。酒窖的樓梯顯然很陡；黑暗和潮濕令人心驚膽戰；一座有蜘蛛和老鼠的房子。巴塔耶由這些記憶聯想起7月14日——法國國慶日——的煙花表演和慶祝活動。
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喬治·巴塔耶的身體受到了父親的虐待？一次？還是經常？如果的確發生過，那麼他對此侵害作何反應？這樣的事情在他的作品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終其一生，巴塔耶既痴迷於可怕的性犯罪者（如戀童癖患者吉爾·德·萊斯[Gilles de Rais]），也同樣痴迷於遭受上帝蹂躪的聖徒。巴塔耶自己的色情想像——即產生了《眼睛的故事》（Histoire de l’oeil）這部可能是20世紀偉大的色情小說的想像——終會訴諸性侵和亢奮這二者的叛逆性融合。但刻寫於這種虐待敘述中的屈服邏輯依然模稜兩可。一方面，侵害者顯然是個怪物，一個放任自己原始欲望的怪物，而遭受侵害的少年明顯受到了虐待。另一方面，侵害者顯然可憐而虛弱，少年則陷入其不能理解的快樂，不能自撥。
那麼還是要問到底發生了什麼？現有的證據並不充分，而且其中虛構內容太多，並不足以給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定罪。況且，所定之罪可能隻是可怕的屏隔回憶（screen memory）而已。20世紀40年代，這些事情過去將近四十年之後，巴塔耶回憶父親當時攀爬酒窖樓梯時非常喫力。而且在另一份記述中，巴塔耶回憶父親一天從外面度假歸來後對他表示了“同樣的關愛”。 盡管——或許因為——巴塔耶在回憶中一再提起並不斷重復父親的關愛，但他在意義含混的悲劇小說中隱藏了令人痛苦的情感。

1912年，巴塔耶突然輟學。那時他15歲，從來就不是個好學生。他很容易走神，同學也和他過不去。他不怎麼寫作業，筆記本裡都是亂寫亂畫的塗鴉；不停地塗改線條、圖形和滑稽的輪廓。有一次，他整堂課都在用鋼筆給一名同學的襯衫上色。 13歲時，他問一個同學他們之中誰讀書為懶惰。答案是他。可如果是全校呢？還是巴塔耶。 他聲稱自己“1913年1月差點被學校開除”。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飽受厭學的痛苦。” （多年之後的20世紀30年代，在亞歷山大·科耶夫講授黑格爾《精神現像學》的課堂上，他還打了瞌睡。 ）
他終日獨自四處遊蕩，騎車穿梭在長滿葡萄的山林之中，感到之前對父親的感情已悄然變為“深深的、無意識的憎恨”。 他從未在任何地方解釋如何以及為何發生了這樣的變化。
就是那個春天，他的父親發了瘋。巴塔耶的哥哥馬夏爾（Martial）當時已搬到外面居住，因此他的母親瑪麗-安托瓦妮特·巴塔耶（Marie-Antoinette Bataille）派他去請醫生。他很快就回來了。醫生當然對這個精神錯亂的病人也束手無策，而巴塔耶的父親的確已無藥可醫。醫生剛跨進隔壁房間，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就在其身後高喊：“大夫，你跟我老婆上床完事兒後，告訴我一聲！”
這句莫名其妙的話刺痛了他的兒子。多年之後，巴塔耶寫道：“對我來說，那句話，瞬間消解了嚴格的家庭教育所帶來的意志消沉，無意中我突然產生了某種堅定的責任感：我在任何環境中，必須找到與那句話對應的東西。” 那句話帶有巴塔耶整個思想和風格中富於感染力的污點：這使得一個瞬間與一個持久堅定的責任之間，一個無意踫到的偶然事件與一件必行之事之間產生了鮮明的對比；更重要的是，這是通過邏輯和視角的倒置發揮作用的（嚴格的家庭教育中，什麼是令人意志消沉的？）。一切都從此開始。
約瑟夫-阿裡斯蒂德的瘋狂控訴撕下了少年巴塔耶的面具，撕下了仁義道德的面具，撕下了父母和醫生臉上的面具；這些像征規範和權威的臉面，受人尊敬和愛戴的臉面。這句令人作嘔的話打開了一個無限自由的世界。從此之後，巴塔耶終其一生的必行之事，或曰他的職責，就是在所有情境中尋找那句話的對應之物：不僅在所有的故事和情色艷遇中，而且在所有的行為、所有的經歷、所有的詞語、所有的思想之中。原先高不可攀之物被拉下神壇，而原先為人不齒的東西被奉若神明。如此誤置滑脫成了所有經驗的特征。他以類似的僭越、貶損和倒置看待生命中的一切：無盡的不合常規、不停的反轉顛覆；不斷重復破壞律法的法則。
多年之後，巴塔耶在回憶中談起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意識到自己要致力於建立一種自相矛盾的哲學，並將這種哲學付諸文學創作。 這個目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 ——因此也可能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巴塔耶是後來纔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而其思想根源是自己父親的話語。巴塔耶反復回想父親失明的痛苦、有氣無力的笑聲和痛苦的嗷叫，他承認：“我想我願意成為他那樣的人！我如何纔能不去質疑這顯而易見的憂郁呢？” 這個年輕人一度憎恨他曾經熱愛的父親，此時又開始認同父親，甚至認同他的墮落。
第二年10月，巴塔耶返回了學校，這所男童學校在蘭斯以南26公裡，位於馬恩河畔的埃佩爾奈，這回巴塔耶成了寄宿生。一年之內，他已經完成了高中畢業會考的部分，通過了所有羅曼斯語言考試，但沒有一門成績是優等。在學校的新朋友保羅·勒克萊爾（Paul Leclerc）喚起了巴塔耶對於天主教的興趣。對此，巴塔耶的父母都無法相信：他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母親也不感興趣。 保羅·勒克萊爾不僅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而且與蘭斯聖母院的呂松（Luçon）紅衣主教交往很多。
那個夏天，也就是1914年夏天，巴塔耶在這座教堂參加了彌撒晨課。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夏天。歷為血腥的一場戰爭正漸行漸近，無法避免。巴塔耶的哥哥馬夏爾已於7月應征入伍。在呂松主教的彌撒晨課上，教堂裡擠滿了“準備從容赴死”的士兵。 巴塔耶後來說自己在1914年8月接受了洗禮，即戰爭爆發的那個月。
蘭斯立刻成了一個被包圍的城市：“它好像處於殉難的前夜。” 這句話出自巴塔耶出版的部作品。他應朋友邀約寫了一本小冊子，紀念這座教堂，小冊套用了教堂名——《蘭斯聖母院》。之後，這個概念反復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即在戰爭中理解生命。 24年後，在另一場戰爭中，巴塔耶創作了《有罪》（Le Coupable）（Guilty），當時德國攻占巴黎，他被迫逃往出生的地方。在《有罪》中，巴塔耶再次提到了“聖徒的生活”。 對於巴塔耶而言，戰爭預示著世界末日、人類難以想像的痛苦：與革命和宗教狂熱一樣，他認為戰爭為人類的想像力提供了強烈的刺激。
9月5日到12日的這個星期，德國的轟炸摧毀了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也幾乎毀掉了這座教堂。大多數窗戶被炸飛，部分磚石建築已垮塌，成了一堆破碎不堪的石塊。城市被占領後，德國人又將教堂付之一炬，但教堂並未完全倒塌。“今天，她在滿目瘡痍中站立著，殘缺不全，”巴塔耶於1918年寫道。
巴塔耶和母親跟著城裡的大多數居民一起逃走了。他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逃亡者的車隊在侵略者的追擊下前行著，他們遭受的痛苦真是一出人間慘劇；一輛接一輛的馬車上堆滿了家具，而一家一家的人就棲身於家具堆上；一路上，可憐的人們肩挑背扛，窮困潦倒的慘相，如同絕望之人。” 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巴塔耶因病重而無法逃走，難民們把他交給管家照顧。
帕斯卡爾的故鄉——克萊蒙費朗——向南是裡翁埃蒙塔蓋，這裡有一個中世紀的山村。母子二人與巴塔耶的外祖父母——安托萬·圖納德爾（Antoine Tournadre）和安妮·圖納德爾（Anne Tournadre）——生活在一起，避開戰亂的威脅。他們偶爾收到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寄來的書信，信中他聲嘶力竭，被當年就要降臨的死亡痛苦地折磨著。兒子希望回到病重的父親身邊。他哀求母親返回蘭斯，但被拒絕了。即便德國人被趕出這座城市後，她也決意不再回去。巴塔耶對父親的思念與日俱增。在裡翁埃蒙塔蓋狹窄擁擠、極其古老的灰石砌成的聖喬治教堂，他連續禱告數個小時，或者在鄉野和周邊的村莊遊蕩。他曾想過蒙受上帝的感召，出家當個僧侶。
1915年，巴塔耶的母親突然間意志消沉、痛不欲生，這種狀態間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把失明癱瘓的丈夫遺棄在了一個遭受戰爭蹂躪的城市，幾乎使他必死無疑，良心的譴責與災禍降臨的念頭一直折磨著她。巴塔耶嘗試猛地扭動她的手腕，希望能幫她恢復神智。母子二人的關繫變得越發緊張，他將房間裡一對沉重的燭臺搬了出去，擔心她會在自己熟睡時下毒手。有一次，母親不知去向，人們找到她時，她正在閣樓上弔，勒著繩子掙扎，繩子不夠緊，沒死成。一天夜裡，她要在一條小溪裡淹死自己，但水太淺了。巴塔耶找到母親時，她“腰帶以下都濕透了，裙子滴著
溪水”。
秋天來臨，經過當地醫生和家族世交朱爾斯·德爾泰伊（Jules Delteil）的診治，瑪麗的神智逐漸恢復正常，答應兒子回去探望父親。當全家得到了約瑟夫-阿裡斯蒂德病入膏肓的消息，且確定無疑時，瑪麗這纔同意回到丈夫身邊。但為時已晚。約瑟夫-阿裡斯蒂德·巴塔耶死於1915年10月6日，當時隻有管家在旁，可以說是在孤苦伶仃中死去的。他甚至拒絕請牧師前來。在巴塔耶的心中，他那個失明、癱瘓、患有梅毒、表情痛苦的父親孤獨地死去了，但不僅是孤獨，更是在需要的時候被妻子和兒子所拋棄。他們趕到後，安葬了他。
孤獨和遺棄對喬治·巴塔耶而言就是生命的真相，也是死亡的真相。在巴塔耶看來，人並不是被拋入這個世界，而是被遺棄於其中。而這裡的孤獨與戰爭的痛苦是難以區分的。多年之後，巴塔耶在《有罪》中反復思考自己的孤獨感：“一陣受傷的哭喊！我陷入自己的孤獨而失去了聽覺，孤獨的喧囂比戰爭還要強烈。即使痛苦的哭喊對我也是枉然皆空。我的孤獨是一個帝國，拼命去占有：這是一個被遺忘的星球——酒精和知識。” 盡管時光流逝，我們依然能在這個受傷的哭喊中聽到巴塔耶垂死的父親的哀號求助，一個被遺棄者在孤獨中奄奄一息，發出的喊叫無人理會。孤獨的帝國也是帕斯卡爾的帝國：在此帝國中，一個人的可悲源自其不能孤獨自守，而遁入知識和酒精的享樂之中。 巴塔耶的整個一生就是在逃離孤獨，既逃離他與世人隔絕的孤獨——逃入他們的集體、社群、懷抱——也逃離他作為人群中單獨個體的孤獨，即逃離不能自足的人類的本體孤獨。巴塔耶的著述記錄了人類懂得社群的界限，又無法孤獨自守。這是一種自相矛盾著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