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言1

第二版序言1
前言1

部分1906—1933
章  我們的孩子（1906—1924）5
哥尼斯堡人5
陽光童年遭遇陰影12
艱難和悲傷的年代19
狂飆突進27

第二章  影子（1924—1929）44
激情的思考44
“非同尋常的”與“神奇的”52
鄰人間的愛62

第三章  一個猶太女性的生活（1929—1933）84
哲學的保衛者84
作為自傳的傳記92
轉向政治99
白天和黑夜105
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反抗109

第二部分1933—1951
第四章  無國籍者（1933—1941）125
她的人民125
海因裡希?布呂赫133
法西斯主義的教訓150
在移民的路上159

第五章  忠誠是真實的標志（1941—1948）178
方向，義務178
為猶太人軍隊的建立187
時代的重負：“終解決”的歲月194
慰藉203
極權主義的起源213

第六章  公共生活的私人面(1948—1951)230
歐洲人230
“面向現在”的政治理論241
瑪薩?阿倫特的去世251
確認257
未來哲思的基礎268

第三部分1951—1965
第七章  在這世界如在家中（1951—1961）286
雙王制286
各種形態的**產主義299
美國和歐洲：思考革命310
歐洲的“頌詞”322
在美國的論戰331
Amor Mundi（對世界的愛）341

第八章  延遲的治療：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1965）357
審判的報告者357
惡的平庸366
艾希曼論戰377
反響385
未回答的問題392第四部分1965—1975

第九章  黑暗時代的美國（1965—1970）427
共和國427
在公共場合露面433
論革命442
再評極權主義450
1968年的《論暴力》455
告別雅斯貝爾斯465
道德和政治行動468
布呂赫473

第十章  “不再”與“尚未”：心靈生活（1970—1975）487
哲學的慰藉487
思考事務497
De Senectute(論老年)505
後一年509
理解的工作517

附錄 阿倫特博士論文概要529
部分譯名對照540
譯後記554

中譯者序言（陳偉）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傑出女性大家，獨漢娜•阿倫特一人。她的人格與思想，皆有著十分獨特的魅力。阿倫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屬於20世紀的人物。從她去世至今，已經過去四十餘年。她的著作，雖緊扣時代脈搏，多直接取材於現實，卻並不因時過境遷而被人淡忘。如今，阿倫特在中國，還呈現出頗為熱門之像；閱讀阿倫特，蔚然成風。而研究阿倫特，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學界，迄今仍不顯得“過時”。
阿倫特曾說，歷史敘述的要義，不是構建某種理論圖式，不是揭示某種必然法則，而是要學會講故事。每個人、每個團體、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獨一無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劇，有的故事是悲劇，有的故事是正劇；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離奇；有的令人愉悅，有的令人傷感，有的叫人壓抑。阿倫特自己的故事是什麼？被她的文字打動後，我們特別想知道，她那充滿激情的文字背後站著何等樣人？
阿倫特到達美國之前，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漂泊生涯。她是猶太人，這個由不得自己選擇的出身，在納粹德國卻是一種“罪過”。如彼時德國其他猶太人一樣，阿倫特作為猶太人，面臨著種族主義的迫害，並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國期間，她不過做零工度日，還要著手自己的學術研究。其對現實政治主動或被動的介入，亦從未中止。阿倫特著作中常見的“無根”、“無助”、“漂泊”、“無家可歸”、“疏離”、“恐怖”、“絕望”、“重負”、“孤獨”、“愛”，對我們來說隻是一些詞語，對阿倫特而言，則是真實的生活，是具體的人生經驗。好在阿倫特有一批不錯的師長、朋友，環繞周圍，時時給她襄助，還有其丈夫布呂赫，與她生死與共。他們的存在，給嚴峻生活境況中的阿倫特以慰藉，以希望。阿倫特曾言，在20世紀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門沒帶傘，隻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點打在自己的臉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還要過。人們隻有期盼雨過天晴，期盼苦盡甘來。然而，這種期盼，絕非消極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們仍須保持對“世界的愛”。不是遁入私域獨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與魔鬼共舞中遊戲人生，而是人人覺悟，向“生”而生，共同參與世界的建設，俾使自由得以落實，天性得以保存，讓我們在世間如在家中。這，便是的政治。
阿倫特在德國接受教育，博士畢業後不久，其學術生涯剛剛起步，就趕上了納粹運動，同樣屬於“被時代耽誤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美國完成的，彼時她已經是一位中年婦女。阿倫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覺出一種頑強的精神，因為她要面對的是20世紀的“惡”，要處理的是令人絕望的政治經驗，而她自己又是惡劣政治經驗的親歷者、殘酷統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後來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美國，不再有生命危險，她仍然守望著公共世界，對各種危機、弊政不遺餘力地進行剖析、批判。伊麗莎白•揚—布魯爾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正是圍繞阿倫特與“世界”的互動、交流展開。“愛”與“世界”，皆為本書的關鍵詞，原本也是阿倫特政治思想中的關鍵詞。阿倫特作為孩子進入這個世界，作為老人離開這個世界。但她的思想學術成就，並不因其去世而化為塵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構成了“後來者”生活的背景與參照。世界記住了她！
阿倫特的故事甚為豐富。她與污點哲人海德格爾的師生戀情，藕斷絲連，糾纏不清。此事早正是由該書曝出。海德格爾至死不就他當初與納粹的合作認錯，阿倫特卻毫不計較。阿倫特對海德格爾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爾耳聾眼花、行將就木時纔開始。因為她不想讓海德格爾看到她的批判。初戀難忘，刻骨銘心，竟至於此！阿倫特與她的博士論文導師卡爾•雅斯貝爾斯則交流甚好。阿倫特去瑞士巴塞爾看望年老的老師雅斯貝爾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兒回娘家一樣。其情其景，輕松自如，正是阿倫特所說的“如在家中”的感覺。而阿倫特丈夫布呂赫，與阿倫特的母親關繫緊張。當瑪薩•阿倫特搬到親戚家別居時，布呂赫夫婦竟然甚為愉快，有獲得解放的感覺。工人出身、自學成纔、醉心於密謀革命的布呂赫，與巴黎音樂專業學習畢業的阿倫特母親，其品味與“禮貌”，過於懸殊，難以共處，可以想見。阿倫特卻與布呂赫恩愛一生，足見阿倫特的風格，不是中產式的。
事實上，阿倫特對“中產”、“小資”的厭惡，不僅體現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體現。阿倫特十分重視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學術的“人民性”。本書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屬的民族（猶太民族），但更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對於精英、暴民而言，當然，也不同於大眾）。彼時，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常在沒有民意支持、脫離人民的情況下，試圖以外交手段或黨派利益交換解決猶太人問題。而有的猶太人社團領袖，竟配合納粹，將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滅絕營。知識精英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規模變節，與暴民聯手，促成極權主義，亦令阿倫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發革命中，阿倫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義上，筆者不妨贈其一榮譽稱號：人民政治學家。
阿倫特在戰後曾寫下大量時政評論，她關於“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審判”、“五角大樓文件”皆有宏論，也因之常陷於公共論爭之中。然而，阿倫特從事的主要還是一項思想事業。她主要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論家。她面對采訪者，還特別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學界的人相提並論。她有意與哲學家保持距離，原因在於她認為西方哲學自古希臘巴門尼德始，即帶有對政治深深的傲慢與偏見。阿倫特既不致力於闡發一套新體繫，也並不單單靠斷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啟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總結概括為僵化的教條。她的思想事業，一直在進行中。她去世時打字機上未打完的《心靈生活》書稿中的一頁就是一個像征，她的思想事業，與生命同步。阿倫特曾說，她所做的，是想要讀懂這個世界。
我們了解了阿倫特著述的風格，也就明白了閱讀阿倫特時的注意事項。批駁阿倫特的觀點，或者把阿倫特的觀點當成真理，都會造成對阿倫特政治思想實質性的誤讀與背離，從而失去從阿倫特那裡汲取靈感的機會。想當然地去推測阿倫特的意圖，信口開河，由此陷入無謂的爭論，亦不可取。例如，人們覺得阿倫特一定是極其敵視馬克思的，其實沒有那麼簡單。阿倫特的丈夫是德國共產黨員，阿倫特對德國共產黨甚為同情；她的《人的境況》，是研究馬克思的項目成果；對於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區分開來看的。她認為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終點上，屬於19世紀，固然問題甚多，其說與20世紀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畢竟不同。當然，在雅斯貝爾斯的提醒下，阿倫特後來更多地傾向於否定馬克思，亦是事實。再如，關於納粹戰犯艾希曼審判報道引發的爭議，阿倫特曾說，她原本可以不用“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說法。國內不少中譯將這個術語譯為“平庸的惡”，實屬錯譯，由此自然也產生了一些錯誤聯想。阿倫特在用這個術語時，講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惡，把納粹屠殺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惡本身並非來源於某種的墮落狀態或扭曲心理。她認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種惡的新來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惡，源於“無思”（thoughtlessness）。此種惡和作惡者是平庸還是傑出無關，與受害者是否敢於反抗、勇於犧牲無關。“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惡的性質。
阿倫特從不自言“走出洞穴”或發現了永恆法則，她情願聲稱自己的思想是管窺蠡測。她的不少觀點，即使在西方，也是備受質疑。她對蘇聯社會主義有其特定的論述方式，其偏頗之處，相信讀者會有所鋻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