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盧梭在生命中的最後兩年完成的一部作品。這部著作緣起於盧梭的另一部代表作《懺悔錄》的發表，《懺悔錄》完成於1770年，盧梭希望用這部“披肝瀝膽”之作來證明他的無辜，消除人們對他的誤解，終止官方和教會從《愛彌兒》被列為禁書後對他的迫害，並以此揭露敵人對他的誹謗和施加的種種陰謀。通過孔迪親王的暗中幫助和多方疏通，盧梭於1767年5月返回巴黎，巴黎當局默許隻要他不再隨便發表文章，大家就不再管他。於是他通過向公眾朗讀來達到其洗清冤屈的目的，但是盧梭又一次失敗了。公眾不但對他的朗讀毫無反應，默不作聲，而且，巴黎警察局局長下令禁止盧梭向公眾朗讀《懺悔錄》，法官也召見他，告誡他要安分守己，否則法院就會對他舊案重提。盧梭失敗了，但他並不認輸。在《懺悔錄》之後，他又寫了一部《對話錄》，這本書在形式和筆調上與《懺悔錄》截然不同，他不再詳細的陳述事實和內心的感情，而是要對自己進行一次可觀的分析和評判。《對話錄》完成於1775年，寫好後，他並不公開發表，而是想悄悄地把它藏在巴黎聖母院的祭壇上，托付給上帝替他保存，但是聖母院的祭壇突然被人用柵欄圍起來了，而且柵欄的門也被鎖上了。這是盧梭在巴黎生活的三十多年裡，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莫非上帝也要把他拒之門外？從此，盧梭徹底放棄了為自己申辯的打算，在那時，他就已經產生了用另外的方式和筆調寫一部表述自己是何許人的新作品。1776年8月，孔迪親王去世，這令盧梭心底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萬念俱灰的盧梭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今後不再做任何徒勞的努力。他自己說，從今以後，“我要把我一生最後的時光用來研究我自己，我要及早準備我應當為我自己做出的總結”。《一個孤獨散步者的夢》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盧梭的著作傳入中國，始於戊戌變法的時候。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上海同文譯書局出版了他的《民約通義》（即後來的《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從1898年到現在的一百一十餘年間，盧氏的幾部主要著作，如《懺悔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政治經濟學》《新愛洛伊絲》《愛彌兒》《致達朗貝爾的信》和《山中來信》等，都相繼譯成了中文，一個外國著述家的著作在我國連續一百多年不斷有譯本問世，這種例子是不多的。盧梭的著述事業發軔於1750年的一篇獲獎論文《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其時盧氏已年近四旬，“在他人已輟筆不當作家的時候，”他纔“剛剛開始寫作生涯。”對於盧梭的著述事業，筆者在拙作《主權在民Vs“朕即國家”——解讀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有一段敘述，現略加刪節和修改，摘錄如下：中國的史家把著書立說比做“名山事業”，這項事業極其艱辛。大凡對當時和後世都能產生重大影響的著述，都是在悲憤和激情的雙重砥礪下完成的。以柏拉圖為例，這位古希臘哲學家就是一方面有感於雅典的國勢日微，另一方面又受到數學大踏步發展的鼓舞，遂奮而著《理想國》，為希臘人民指引前進的方向；又如霍布斯，也是由於他一方面對17世紀初的英國社會危機深感憂慮，另一方面又鋻於伽利略把力學的理論在天文學上運用得非常成功，因此潛心思考，著《利維坦》一書，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理論支持。至於盧梭，他著書的目的尤為明確，他說他“永遠都是為了心中有思想要抒發纔寫作。”他身處18世紀，一方面看到他所處的時代已日趨腐敗，荒謬的社會制度隻有利於權貴和富人而不利於窮苦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心中也充滿了信心，深信人民最終能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軌，建立良好的秩序，以法律來保障社會的成員人人都能享受平等和自由。這兩種情感是盧梭政治思想的主線，貫穿他的所有著作。因此，他每作一書，都能切中時弊，表達人民的心聲，引起人們內心的共鳴。盧氏之書之能流傳久遠和具有現實意義，其原因就在於此。盧梭誕生於1712年，今年（2012年）是他誕辰三百周年。為紀念這位畢生為啟迪民智和推動社會進步而寫作的思想先驅，從2006年開始，商務印書館即約筆者著手準備盧梭全集單行本的編譯工作，目前單行本陸續付梓，遂按計劃於今年將已先行出版的盧氏著作分類輯錄，彙為全集，以便於讀者閱讀和研究。全集共分為九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三卷是自傳類著作，第四卷、第五卷是政治經濟類著作，第六卷、第七卷是教育、哲學和倫理學著作，第八卷、第九卷是文學類著作。盧梭全集的翻譯出版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作，餘學力有限，更兼耄耋之年，身體多病，因此，此次輯錄，雖已將盧氏的重要著作均收入其中，並在此意義上謂之“全集”，但尚不能把盧梭的所有作品全部包括在內，疏漏不足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正，俾筆者能繼續努力，陸續增補，使這部全集能逐步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