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古典教育史（羅馬卷）

編輯推薦

西方世界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至今在高等教育領域餘響不絕，而其淵藪和歷史則可以追五世紀之前的希臘城邦甚至荷馬時代。《古典教育史》（包括希臘卷、羅馬卷）很好地回溯和展示了希臘羅馬時代的教育狀況，包括其理念和實踐的發展過程和歷史影響。本卷為羅馬卷，所述歷史上起羅馬傳統，下至修院制度。作者馬魯是法國著名的古典學家和歷史學家，本書寫作上兼有歷史學者的深度和廣度，又充滿人文學者的現實關懷——我們相信不管是對古代史還是教育史感興趣的讀者都能從本書中得到極大的樂趣和啟發。

內容簡介

亨利-伊雷內·馬魯所著《古典教育史》出版於1948年，為20世紀法國古典學zui傑出的成果之一。本書從社會史、思想史、政治史和藝術史諸角度出發，全面地梳理了從荷馬至中世紀早期為止古代西方社會的教育理念和文教政制，其史料宏富，持論公允，又處處可見現代人文主義者的睿見卓識，完美地呈現出歷史與思想、古典和現代、倫理與審美之間原發性的張力。本卷為羅馬卷，全面介紹了羅馬有文史記載以來的教育狀況、對希臘文化的傳承及對後世的影響。

作者簡介

作者
亨利-伊雷內·馬魯（1904—1977），法國歷史學家、古典學家。早年就讀於巴黎高師，二戰後長期擔任索邦大學教授。在古希臘羅馬思想史、早期基督教史、哲學史和音樂學方面有卓越的貢獻。著有《新教會史》《聖奧古斯丁與奧古斯丁主義》《歷史神學》《我們時代的危機和基督教的思考》等。

譯者
王曉俠，山東渮澤人，北京大學和普羅旺斯大學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雙博士學位，外交學院法語繫教授，研究方向為法國當代文學，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並出版譯著2部，著有《法國新小說寫作：
主客觀之間 —— 及其在中國的接受和影響》一書（法語）。

龔覓，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學法語語言文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法語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法國現代文學及文學思想史，在《國外文學》和《外國文學》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並出版譯著4部，專著《佩雷克研究》曾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現獨立主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

孟玉秋，山東濟寧人，北京大學法語語言文學學士、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國研究博士，現任浙江外國語學院法語繫主任，研究方向為18、19世紀法國文學以及法國社會與文化。曾出版譯著4部，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英語論文數篇。

第三部分羅馬和古典教育

章羅馬的古代教育／3

第二章羅馬對希臘教育的接受／27

第三章語言問題：希臘語和拉丁語／55

第四章羅馬學校：初等教育／82

第五章羅馬學校：中等教育／101

第六章羅馬學校：高等教育／122

第三部分
羅馬和古典教育

章
羅馬的古代教育／3

第二章
羅馬對希臘教育的接受／27

第三章
語言問題：希臘語和拉丁語／55

第四章
羅馬學校：初等教育／82

第五章
羅馬學校：中等教育／101

第六章
羅馬學校：高等教育／122

第七章
羅馬的教育使命／138

第八章
羅馬國家及教育／154

第九章
基督教與古典教育／187

第十章
中世紀基督教學校的出現／217

結語：古代學校的終結／237

譯後記／258

在線試讀

和希臘化時代的古典教育相比，羅馬教育究竟體現出多少細微的差別，又增添了怎樣的潤色，這都無關於它真正的歷史意義，因為這種意義僅僅在於它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對前者的傳播。
羅馬的偉大
現代的歷史學家並不總能公正地評價羅馬的豐功偉績。作為浪漫主義的後裔（對浪漫主義者來講，至高的或曰的價值就是獨創性，即的創造），他們在羅馬文明中看到的隻是希臘文明的一種衰退的變種，而後者纔是具有獨創性的文明。
不必再去糾纏這種觀點的褊狹之處了。要知道，苛刻的純粹主義者同樣也不欣賞希臘化時代的文明，隻因它犯下了兩樁罪過：一方面，前6世紀、5世紀和4世紀的古典時代的希臘文明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又太忠實於它們，不敢越雷池一步（因為從本質上講，人們指責希臘化時代文明的地方，還是它亦步亦趨的古典主義，它未能清掃上一個時代的遺產並開創新的道路）。
為了替如此誅心的指責開脫，羅馬的辯護士們不免去極力尋找拉丁文明的獨創性，然而這種努力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個幽靈隻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之中，或者說它不過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表面差異罷了。必須承認真理在別處：羅馬要扮演的歷史角色不是創造一個新的文明，而是使征服了自己的希臘化時代的文明從此深深地植根於地中海世界。
作為文明傳播者的羅馬
從政治的角度講，羅馬的使命曾經是“使四海歸一”，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聚集在同一個共同體之中。在眾多的見證中，我們來聽聽愛奧尼亞貴族的代言人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對安敦尼·庇護（Antonin le Pieux）皇帝說過的一段贊頌羅馬盛世和平的激情洋溢的話吧：當整個世界已化為一個巨大的合唱團，跟隨著羅馬國家的指揮棒，不敢發出一絲雜音時，“就像是岩洞中一個挨一個緊貼在石頭上的蝙蝠，所有的人都懸掛在羅馬的上空，害怕自己摔落下來”。
然而評價一個共同體，其依據應該是鑄就這個團體的價值理念。羅馬帝國的理想並不局限於純粹的政治價值，公正、秩序與和平對它而言並不是終的目的，它們隻是讓人民得以安全、富足和閑適地生活的手段。說到底，人應該活得幸福，而這種幸福，在希臘化時代的思想家看來，代表著人類的價值和生存的理由。我們在此觸及到了羅馬精神的精髓，那就是把世界組織起來，讓希臘化時代的文明，即追求幸福的文明在其中縱情綻放。
再來聽聽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的話：

和希臘化時代的古典教育相比，羅馬教育究竟體現出多少細微的差別，又增添了怎樣的潤色，這都無關於它真正的歷史意義，因為這種意義僅僅在於它在時空兩個維度上對前者的傳播。

羅馬的偉大

現代的歷史學家並不總能公正地評價羅馬的豐功偉績。作為浪漫主義的後裔（對浪漫主義者來講，至高的或曰的價值就是獨創性，即的創造），他們在羅馬文明中看到的隻是希臘文明的一種衰退的變種，而後者纔是具有獨創性的文明。

不必再去糾纏這種觀點的褊狹之處了。要知道，苛刻的純粹主義者同樣也不欣賞希臘化時代的文明，隻因它犯下了兩樁罪過：一方面，前6世紀、5世紀和4世紀的古典時代的希臘文明不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又太忠實於它們，不敢越雷池一步（因為從本質上講，人們指責希臘化時代文明的地方，還是它亦步亦趨的古典主義，它未能清掃上一個時代的遺產並開創新的道路）。

為了替如此誅心的指責開脫，羅馬的辯護士們不免去極力尋找拉丁文明的獨創性，然而這種努力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這個幽靈隻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之中，或者說它不過是一些無關緊要的表面差異罷了。必須承認真理在別處：羅馬要扮演的歷史角色不是創造一個新的文明，而是使征服了自己的希臘化時代的文明從此深深地植根於地中海世界。

作為文明傳播者的羅馬

從政治的角度講，羅馬的使命曾經是“使四海歸一”，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聚集在同一個共同體之中。在眾多的見證中，我們來聽聽愛奧尼亞貴族的代言人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對安敦尼·庇護（Antonin le Pieux）皇帝說過的一段贊頌羅馬盛世和平的激情洋溢的話吧：當整個世界已化為一個巨大的合唱團，跟隨著羅馬國家的指揮棒，不敢發出一絲雜音時，
“就像是岩洞中一個挨一個緊貼在石頭上的蝙蝠，所有的人都懸掛在羅馬的上空，害怕自己摔落下來”。

然而評價一個共同體，其依據應該是鑄就這個團體的價值理念。羅馬帝國的理想並不局限於純粹的政治價值，公正、秩序與和平對它而言並不是終的目的，它們隻是讓人民得以安全、富足和閑適地生活的手段。說到底，人應該活得幸福，而這種幸福，在希臘化時代的思想家看來，代表著人類的價值和生存的理由。我們在此觸及到了羅馬精神的精髓，那就是把世界組織起來，讓希臘化時代的文明，即追求幸福的文明在其中縱情綻放。

再來聽聽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的話：

全世界都像沉醉在節日的氣氛中。它卸下了陳舊的鐵甲，讓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的美麗和歡樂中。所有的城市都放棄了它們彼此曾有的敵意，一種新的競爭驅使著它們競相變成美麗、魅力的城市。到處都是健身場、噴泉、柱、神殿，作坊，還有學校。

不能在黑格爾式的以變化為核心的歷史範疇下看待羅馬的事業。就像一切古典文明一樣，羅馬總是在“永恆的現在”的啟示下，在靜止的視野中思考自身。它認為自己是永久的，因為是它讓被教化了的人類達到了正常的成熟階段，這一秩序是如此穩定，以致任何替代或動搖它的理由都不復存在。

歷史學家又一次證明，獨創性並非一個文明能夠引以為榮的頭銜。文明在歷史上的偉大性以及它在人類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僅僅以其內在價值來衡量，還要看它的外延力量，看它是否能在時間和空間中扎下根來。復活節島的文明當然也擁有寶貴的價值，但是它的範圍如果不局限於在南太平洋中央一個118平方公裡的小島上，其價值恐怕會更加豐富，其命運也不致如此脆弱。如果米諾斯文明沒有擴散到克裡特島以外，那也就不會有邁錫尼之秋的豐碩果實，也不會有希臘的中世紀和荷馬……同樣，如果希臘文明隻是幾個愛琴海城市敝帚自珍的財產，不容外人分享，它也許早已消失，更不可能像真實歷史上那樣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

希臘文明之所以成就了自己的命運，應該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羅馬。是它延續了亞歷山大大帝的事業，將希臘文明擴展到從撒哈拉沙漠到蘇格蘭峽灣，從幼發拉底河到大西洋的廣大地區。希臘-羅馬文明扎根如此之深，不僅經受住了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侵襲，也在在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面前保全了自己。這樣的深耕為後來的歷次文明復興埋下了種子，這纔是羅馬真正的榮耀和它不朽的業績。

Rutilius Namatianus，《歸來詩》(Poème sur son Retour),I,63。

Aristide,《演說錄》,前揭，XXVI,K，29。

Aristide,《演說錄》,前揭，XXVI,K，68。

Aristide,《演說錄》,前揭，XXVI,K，97。

第七章補充注釋：

對羅馬帝國取得的成果的貶低，參見：S. PÉTREMENT，《關於柏拉圖、諾斯替派、摩尼教論的研究》（Essai sur le Dualisme chez Platon，les Gnostiques et
les Manichéens，Paris，1947），頁158：“……羅馬的強大終征服了各個民族，並將他們置於不可動搖的桎梏和風雨不動的行政治理之下，世界沒有出路，沒有希望……羅馬帝國就像一個籠罩在世界上空的巨大燈罩，而且事實上它終也熄滅了一切……羅馬帝國就像一場席卷世界的疾病，需要一千多年纔能病愈。”我提到這位作者並不是因為他的名氣，從純粹的歷史角度來講他的名氣並不大，然而他卻是當時一種廣泛的精神狀態的典型代表，這種態度在C.JULLIEN的反羅馬勢力影響廣泛的法國尤盛（A. GRENIER在他1944年巴黎出版的《卡米耶·朱利安，半世紀以來法國的歷史科學與進步》（Camille Jullian，un demi-siècle de science historique et de progrès français, Paris,
1944）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其起源）。
另一方面，我在這裡介紹的觀點被C. N. COCHRANE援引奧古斯都時代的古典拉丁思想進行了確切的捍衛，參見: C. N. COCHRANE,《基督教與古典文化》(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londres,1944)，頁1-176。

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Ælius
Aristide）的《演講錄》XXVI（Keil）中的頌詞，參見：A. BOULANGER，《2世紀亞細亞省的埃裡烏斯·亞裡斯提德斯和詭辯術》（Ælius Aristide et la Sophistique dans la province d’asie au II
siècle de notre ère，Paris，1923），頁347-362；I-2。其他支持亞裡斯提德斯的證明，同上，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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