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設計教育走產學研緊密結合之路，現已成為設計教育面向未來健康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而在中國大陸，最早也最有影響力的開路先鋒則是廣州美術學院。是她最先"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創辦校辦企業集美公司，使設計教育與市場掛鉤，逐步建立起了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全方位培養具有開拓精神與市場競爭力的現代創業型設計人纔。事實表明，廣州美術學院是我國產學研結合的現代設計教育首要發祥地。1在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廣州美術學院在設計教育上異軍突起，曾創造了令人震驚的業績，進而導致在全國範圍內驟然興起"南下取經潮"，人們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試圖從廣州美院的現代設計教育經驗中獲得重要啟示。直到2000年前後，廣州美院產學研結合的現代設計教育，一直成為全國無數設計院繫引人注目的樣板。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在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個案，盡管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但對它的科學研究卻始終停留於初級階段。在過去的歲月裡，《美術》《裝飾》《新美術》《美術觀察》和《美術學報》等學術期刊，都曾在不同時期介紹過廣州美術學院產學研相結合的教改經驗，而比較集中且有代表性的研究，則是由邵宏、嚴善主編，2004年9月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歲月銘記--中國現代設計之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在這部文集中，深圳畫院所寫的前言《中國現代設計啟蒙者--尹定邦》，在第二部分集中概述了尹定邦構建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的五大步驟；尹定邦教授為1995年在廣州美院召開的"跨世紀的中國高等設計教育研討會"所寫的《現代設計與設計教育》一文，闡述了他關於設計教育的學術見解，介紹了當時廣州美術學院的某些做法與經驗；時為廣州美院設計學院院長的趙健也在該文集所載的《設計教學啟示錄》一文中，回顧與介紹了廣州美院設計學院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教學特色及其具體操作方法。然而，此前的研究多數並非專論，涉及這一教育模式的文字，要麼極為簡略，要麼隻從一個側面進行具體的經驗介紹，總體說來，將廣州美院產學研緊密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放在中國現代設計教育大背景中進行全面、繫統而深入的反思與研究，尚無先例。正是出於對這一典型個案的濃厚興趣，筆者數年前懷著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將其作為現代設計教育歷史個案研究的學術課題，向國家教育部申報了社科基金項目，該項目名為：《產學研相結合的現代設計教育模式研究--對重要發祥地廣州美術學院的考察》。沒有想到，該課題十分順利地作為2005年度教育部社科基金項目被正式批準立項。然而，由於作者當時另有其他任務，這項研究一直到2007年秋天纔著手進行。在此後的四年時間裡，作者除了進行全面的文獻搜集，還展開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陸陸續續對當年集美公司的創始人、骨干成員、當年學校主要領導和其他知情人士進行了繫列深度訪談，力圖在與他們的積極互動中，真正弄清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州美院設計教育異軍突起，產學研相結合，創造驚人業績的前因後果，以及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在廣州美院產生、發展的歷史過程與成功經驗。為了準確把握當年"廣美現像"對新時期我國設計教育的發展有何現實意義，作者還去北京、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專程拜訪了中央美院原院長靳尚誼、原中央工藝美院院長常莎娜及環藝繫主任張綺曼、中國美院副院長兼設計分院院長宋建明、原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分院院長許平以及著名設計史論家張道一、年輕設計史論學者杭間等美術、設計教育界權威人士，對他們進行深度訪談。為了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作者前後訪談了三十多位當事人、知情者與設計史論家。為了避免在調查研究中偏聽偏信，作者在確定訪談對像時，有意安排了當年對"廣美現像"持有異議和否定態度的人士，認真傾聽他們的心聲，力求使這項研究全面、客觀而真實。
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作者深切感受到，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州美院率先走上產學研結合的設計教育之路，作為我國新時期設計教育迅猛發展的典型個案，是一筆寶貴的歷史遺產。解剖這隻麻雀，總結它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分析其利弊得失，對於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的未來發展，不僅有著重要的歷史啟示，而且有著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其中某些經過反復檢驗，證明行之有效的先進教學方式、方法和管理經驗，仍具有推廣價值。它的不足之處，以及它作為我國大陸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第一個喫螃蟹"的單位，曾經遭遇到的困境與內在矛盾，也會提醒後來者避免重蹈覆轍。
本書作為該項目研究的成果體現，主要從中國現代設計教育歷史個案研究的角度，采用文獻與社會調查相結合的歷史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州美術學院成功構建產學研相結合的現代藝術設計教育模式的歷程與經驗，展示廣州美術學院在現代設計教育上曾經擁有的輝煌業績，追憶"廣美現像"當時在全國產生的巨大影響，進而深入分析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之主要特點，解讀其具體運作的內在機制，剖析它在人纔培養上的特殊優勢與成纔狀況。通過將這一歷史個案放在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發展的大背景中，客觀分析它的利弊與得失，確定它應有的歷史地位，闡述其歷史意義。
概括來說，本書重點回答如下六個方面的問題：
1、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廣州美院的設計教育因哪些事情在全國引人注目？它在設計教育上異軍突起的外部條件和內在動因究竟是什麼？
2、廣州美院產學研結合的設計教育實踐平臺--集美公司是怎樣創建起來的？後來有著怎樣的發展軌跡？它曾創造了怎樣輝煌的業績？它作為實踐平臺，對廣美產學研結合的設計教育有何貢獻？
3、當年廣州美院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是怎樣運作的？它有著怎樣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機制？
4、當年廣州美院成功走出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之路，有哪些關鍵人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各自的特殊貢獻是什麼？
5、產學研結合的設計教育模式對培養現代創業型設計人纔有什麼特殊優勢，它在成纔率上達到了怎樣的高度？
6、客觀地分析廣州美院在新時期通過創辦校辦公司，走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之路，究竟有什麼利弊與得失，它給當下與未來的中國設計教育留下了怎樣的歷史啟示，它在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發展史上有著怎樣的歷史地位？
本書主要圍繞上述問題，分"論述篇"與"訪談篇"呈現研究收獲，並將論述篇分為七章，進行繫統而具體的論述。
注釋：
1雖然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後期，剛剛成立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部分師生，也曾參與了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等新中國十大建築的裝飾設計，有時還與教學相結合，但那時隻是作為臨時性的政治任務，而非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設計教育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教學方式。在歷史新時期，廣州美院由於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具有內地高校當時所沒有的天時、地利、人和之條件，他們通過創辦集美公司，自覺地將設計教育產、學、研結合起來，在市場經濟中參與競爭，並創造出驚人的業績，在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發展史上沒有先例。

廣州美院現代設計教育的興起與當年我在廣美的工作
--王受之先生訪談錄
張幼雲（以下簡稱張）：我聽說廣州美院興起產學研相結合的設計教育和王先生也有一定關繫，據說您從武漢大學研究生畢業來廣美工作後，編譯了許多介紹西方設計史論的書籍，為廣美推行產學研結合的現代設計教育作了理論準備。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您能否就廣美設計教育的起源與發展談談自己的看法？
王受之（以下簡稱王）：廣州美術學院設計教育的起源和高永堅先生有很密切的關繫，如果沒有他的話，設計教育走不到這一步，這是首先要肯定的，他有著奠基人的作用。
廣州美術學院的設計教育開始受到各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受香港的影響，聽說當時香港在1978年夏天派了一個十多個人的專家團，其中就有王無邪和靳棣強先生，在美院的一個小禮堂作了一次演講，第一次用幻燈的方式給廣州美院的老師講了現代設計教育是怎麼回事，主要是平面設計方面的。但這件事情的影響是很大的，很多人對現代設計有了認識和理解，這是第一步。那時他們還送了幾本書給尹定邦，尹定邦很敏銳，開始利用這些書搞基礎課的改革--讓三大構成成為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當時我們的立體構成是比較弱的，主要是色彩構成和平面構成比較強。
張：高永堅先生為什麼會成為廣州美院產學研結合的設計教育的奠基者？
王：高永堅是從佛山石灣過來的，他得到了鄭可很好的真傳。因為他曾師從鄭可，抗戰結束後，他還在香港鄭可工作室工作。鄭可培養了兩個年輕人--高永堅和黃永玉。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央美院就請黃永玉回去教書，黃永玉是受鄭可藝術方面的影響，再加上他的個人經歷就變成一個畫家；高永堅則受到鄭可設計方面的影響，因為鄭可本身也做設計，並是中國大陸唯一直接受過包豪斯教育的人。所以高永堅一直想在這方面發展，可是他在佛山沒有辦法施展，因為佛山石灣一直都做傳統的陶瓷，後來纔有些轉變，做建築陶瓷和潔具陶瓷。於是，他在1963年調到廣美。在廣美，他當過工藝美術繫主任，1980年前後當了副院長，以後又當了院長，他成為廣美現代設計教育的奠基者和堅強後盾。
張：您當時在武漢大學研究生畢業，專業也不對口，怎麼分到廣州美術學院工作呢？
王：我是1982年研究生畢業，本來應該去社會科學院的國際事務外交所，因為我學的是美國史，我當時隻是說想回廣州，沒有想到要做設計理論方面的工作。到廣州當時是中山大學要我，偶然機會到廣美副院長楊秋人家裡坐，因為他和我父親是世交，就去看看楊伯伯，他就說很需要有人幫廣美把設計理論方面做起來，所以最早是楊秋人提出這個想法。因為我原來在工藝美術廠干了七年，後來讀書的時候學習理論，也沒有想過將來會重操舊業，但心裡有一種感情，因為一直在做設計，忽然去學了理論，學得也不錯，當時全國學美國史的隻有八個人，得到學位的隻有四個人，兩個南京大學的，兩個我們武漢大學的，那時全國的研究生不像現在這麼多。楊秋人說："我們是拿不到像你這樣的名校畢業並且成績很好的研究生，但是如果你自己要求的話，那我們還有辦法。"就是要我去申請分到廣美。當時中山大學的社會學繫主任，也是我們武漢大學的老校友，希望我能夠到中大去，組建美國問題研究所。我和楊秋人談了以後有些感觸，可以做一件新事，可是做什麼事我不太清楚。雖然我做過設計，但是不知設計理論的水有多深，所以他提出這個要求以後，就要我和高永堅先生見見面，因為楊秋人身體很不好，年紀也大了。高永堅就住在他的樓上，中午兩點鐘我就去見高永堅。這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引薦我見高永堅，他是王益倫，是老中南美專的教授，曾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調回美院。廣州美院的體繫，是華南藝專解放後變成華南文藝學院，然後華南文藝學院在院繫調整的時候又拿了兩個繫到武漢組建中南美專。王益倫就是這時候調到美專的，1958年中南美專又要求搬回來，因為中南美專是從這裡派生過去的，隻有胡一川是延安派，其他人都是廣州派。回到這裡以後，關山月就挑了現在美院的地址，因為它的隔壁是居廉的故居，是嶺南畫派春睡畫院的老巢，那時候這裡都是農田啊，離市中心很遠。高永堅見到我以後，很希望我來廣美，因為我有設計的歷史，外文好，有歷史的功力，又畢業於很好的學校。我對廣美有一種情結，因為小時候在光孝寺長大的，這裡的人都認得，學校裡很多人我都要叫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看著我長大的。所以一談就很順。後來辦關繫時還是做了很多工作，因為武漢大學不放檔案，希望我去北京，到廣州也應到中大，後來做了很多工作纔分到廣州美院的。
一到美院，學校就申報了一個廣州美術學院工業設計研究室，高永堅任主任，我任副主任。我一來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在現在附中樓的三樓，助手是現在教育繫的闞宇。我在廣美主要的工作是把設計理論和設計史這塊給理出頭緒來，因為我是做歷史研究的，已經學會一套方法，很會做這種繫統的研究，所以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把這件事理順了。但當時我並不知道我在這件事情上是全國第一，自己隻管埋頭做，做完纔知道全國沒有人做，然後就寫了一本書，叫《工業設計史略》，它是中國最早的設計理論書，我是歪打正著，剛好撞到時代所需要的事情。那時候尹定邦還不是繫主任，繫主任是蔡克振，書記是李立基，當時尹定邦是在裝潢專業。工藝美術繫裡有幾個權威，像搞民間工藝的陳雨田，寫楷書全廣州第一的麥華三，繫很小，大概隻有二十來個老師。由於當時有兩批新生力量到工藝美術繫，力量忽然間很強，一批力量就是我這種外來派。我很特殊，不是從美術繫統，而是從歷史繫統出來的，但是把史論搞清楚了，對學生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大家知道設計是怎麼回事。包括尹定邦原來做的三大構成，隻是個專業基礎課，而我是把整個面貌搞清楚了，這在那個時代還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抓來幾個實干派，像林學明、陳向京、崔華峰、陳小清、東美紅。還有就是高永堅留了自己的研究生梁海嬌、張海文和姜今的研究生陳欽、應夢燕四個人，這樣我們突然間有了十個新人，因為這幫人都是非常願意干事的，很不得了，這是很重要的一步。
進廣美以後，我就開始培養研究生，當時學校有培養研究生資格的教師很少，像高永堅、譚暢、姜今等幾個人，但我們急需設計理論和設計教育方面的人，所以1982年年底高永堅就想招這一方面的人，招的方式就是高永堅掛牌，我負責培養。第一屆就招童慧明，第二屆就招了蔣漢、劉傑等六個，第三屆就是全森、吳衛光，這些都是我帶著上公共課，這樣帶了三期。這裡面我是上課的主要老師，但不一定掛我的名，像全森的指導老師就是姬德順，蔡克振工作室的理論課也是我教的。這是從教學方面我們所做的工作--理論、三大構成，還有我們當時承辦了許多衛生部的醫藥包裝培訓班，這是尹定邦主持的。培訓班在海珠廣場對面的展覽中心辦，我們稱之為"廣場班"。廣場班很重要，因為來的是全國設計和包裝公司的主要設計人員，我們培訓他們，他們又影響全國其他地方，而廣美出名也是那個時候。
廣美設計最初出名有兩樣東西：一個是廣場班，一個是我的理論培訓。理論培訓主要是對院校的影響，廣場班是對社會設計界的影響。廣場班在我沒來之前已經開始了，辦了三期，這也是我們創收的機會，好像上一節課有。理論培訓是我在教學方面開始奠定基礎，特別是我寫的設計史，高永堅要求以油印的方式發給學校每個老師，1983年又給全校老師上課，老師清楚以後再去教學。
張：當時除了理論建設，在實踐方面，在設計進入市場方面，廣美有哪些動作？您在其中發揮作用了嗎？
王：第二方面就是公司，公司我沒有介入，主要是尹定邦在管。1984年林學明、陳向京、崔華峰就辦起了集美，還有一個是在深圳和一個家具廠合作的深美，他的經辦人現在還在廣美，是謝順景。深美後來辦垮了，裡面有很多復雜的人事關繫，好像尹定邦和深美之間有些不快。當時尹定邦主管公司，我主管教學，後來尹定邦升了繫主任，我升了副主任，時間很短，因為1986年我就不干了，1987年出國，所以在辦公司的過程中，應該說我沒什麼影響。辦公司對學校的影響很大，因為很多老師有了一個實習的機會，創收的機會，所以，公司是徹底地改變了廣美比較窘迫的情況。因為原來沒有錢，要靠教育經費，有了公司後錢也比較多，這是我了解的第一個階段。
張：這種強勁的發展勢頭保持了多久？
王：這個階段到了九十年代有一些反作用，我估計我走了以後，設計理論就有些低迷了，包括我培養的研究生，都沒有走設計理論這條路。大家都可能有自己的考慮，因為理論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看似容易其實它需要很扎實的功底，並且做理論要對歷史有很好的功底，一般學生做不到，所以我走了以後工業設計研究室就停在那裡，也沒做什麼，估計也沒出什麼書，他們所有的書加起來還不如我一個人寫的書多，當時我的主要著作是《世界工業設計史》《廣告設計美學》和《二十世紀時裝史》。因為我在廣美的時間很短，1982-1986年底，隻有四年，我做的工作大概就是這些事情，就是做基礎性的工作。因為當時全國沒有這些東西，我就到全國去講學，總是轟轟烈烈的。當時所謂"南王北柳"，就是南方王受之，北方柳冠中，其實是鼓吹。如果要做踏實的研究，就那幾年是不夠的。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我隻是做教學的工作，但尹定邦是把公司這件事做到一個較大規模，這是尹定邦的功勞，我沒有參與。尹定邦做繫主任繼而又當副院長，當時廣美的班子是比較好的，就是梁明誠院長、尹定邦副院長那一屆，這是廣美的夢想組合，所以廣美那時很興旺。可以說，黃金時代一個是高永堅時代，就是我在廣美的時代，理想主義的時代，大家不計報酬都為理想來做一件事。第二個時代就是我走了以後的尹定邦時代，這個時代學校變得很實用，設計和經濟掛得很緊。尹定邦下去以後，學校就變得很散了，到現在都是這樣。我們曾經一度是全國設計教育最棒的學校，你看，那時我們要幫魯迅美術學院、西安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培訓研究生，現在我們則要往他們那裡送，就是說，那時是廣美最光彩的時代，有公司又有理論，是一個非常好的時代。
張：就當時廣美的設計教育而言，在全國設計院校中應當是非常出類撥萃的吧？！
王：當時全國的設計教育是三個核心，一個核心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除了老的一批人，現代設計教育則有辛華泉、潘昌侯、柳冠中，九十年代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肯定是一個中心；第二個是無錫輕工學院，有張福昌、吳靜芳、朱正文等，朱正文就類似高永堅院長，所以當時是東有朱正文南有高永堅，形成一個重要的鼎力態勢；北是張仃，張仃是一個很寬容的人，加上他的手下有一班人，像楊永善等。這三個核心有他們自身的差異，像北京是比較全面的設計開發，從書籍裝幀、服裝、染織、陶瓷到工業產品等，並且有柳冠中這樣的領軍人物在工業設計方面的突破，所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工業設計比較強，三大構成他們也強在立體方面。無錫輕院比較強的是他們的包裝，因為張福昌、吳靜芳都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受到日本體繫比較濃的影響。廣州美院則優在設計與實踐的結合，超過全國的就是我們有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就是理論的領先，所以這三個學校是一個互補的狀態，不存在誰要取代誰成為全國第一，三者間的院校關繫也很好，所以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是三足鼎立的現像。現在全國都搞設計教育，就亂了，比較糟糕的是沒有一個權威，像我當時隻有三十多歲，在理論上還是權威，可是這個時代很快就過去了。
張：看來，在二十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廣州美院的設計教育在產、學、研相結合上，的確是富於開創性的，這段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歷史，值得廣美人認真總結、回顧與反思。今天通過王先生的深情回顧，使我對那段歷史的發展脈絡更加清晰，為我的課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實，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詢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