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大學制度論

內容簡介

全書共分3編12章。第1編主要討論大學制度的基本問題，包括什麼是大學的本質與合法性基礎，大學的組織特性對制度有什麼影響，大學組織內的不同利益群體又根據什麼樣的邏輯和立場在進行權力博弈，知識經濟的到來和新的知識生產模式又會如何深刻影響地影響大學制度。第2編主要討論主要西方世界的大學制度模式和實踐，包括西方大學的核心價值理念，有代表性的幾種大學制度模式，美國大學治理中的第三方組織和行業自律，以及歐美大學治理的三A原則和新趨勢。第3編主要討論中國大學制度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包括近十多年來實現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對大學制度的影響，大學的辦學自主權，學術權力和誰來治校，以及通過透視賦予大學現代身份的大學章程來分析當前中國大學的治理。

作者簡介

胡娟，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教育發展戰略；高等教育管理；院校研究。

導言

上篇大學組織與大學制度
章大學的本質及其合法性基礎
一、大學的本質屬性
二、大學的合法性基礎
三、大學的興起：永續產品、民族國家與市場經濟
第二章大學的組織特性及對制度的影響
一、西方代表性的大學組織理論
二、大學的組織特性
三、組織特性對制度的影響
第三章大學場域內的權力關繫
一、場域、資本與大學
二、主要利益相關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繫導言

上篇大學組織與大學制度

章大學的本質及其合法性基礎

一、大學的本質屬性

二、大學的合法性基礎

三、大學的興起：永續產品、民族國家與市場經濟

第二章大學的組織特性及對制度的影響

一、西方代表性的大學組織理論

二、大學的組織特性

三、組織特性對制度的影響

第三章大學場域內的權力關繫

一、場域、資本與大學

二、主要利益相關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繫

三、基於學科產生的權力關繫

第四章知識生產模式與大學制度變革

一、知識與知識生產模式

二、知識生產模式的分期與當前的主要特點

三、知識生產模式對大學制度的影響

四、案例分析：MOOCs的出現及對大學制度的衝擊

五、知識生產模式演變帶來的挑戰

中篇大學制度的西方模式

第五章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

一、什麼是學術自由？

二、關於學術自由的法律保護

三、終身教職制度——保護學術自由的重要制度形態

四、大學自治及形成原因

五、從行會自治到有限自治

六、大學自治的法律保障

七、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面臨的新挑戰

第六章西方大學制度的幾種主要模式

一、觀測的邏輯起點和理論框架

二、法國的大學制度

三、英國的大學制度

四、德國的大學制度

五、美國的大學制度

六、日本的大學制度

七、五種模式的權力結構比較

八、思考與啟示

第七章美國高等教育的行業自律與社會治理

一、行業自律、社會治理與高等教育

二、美國代表性高等教育自律機構

三、美國高等教育行業自律機制分析

四、從行業自律到社會治理

第八章當前西方大學治理中的三A原則

一、影響歐美大學治理的主要外部因素

二、當前歐美大學治理上的三A原則

三、當前西方大學的治理類型與三A原則

四、創業型大學的出現和發展

下篇大學制度與中國問題

第九章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制度挑戰

一、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階段的特征

二、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性特點

三、中國式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制度挑戰

第十章辦學自主權的性質與落實

一、認識問題：辦學自主權的來源和性質

二、落實問題：政府、大學、第三方組織

三、建議：辦學自主權利的回歸

第十一章學術權力與誰來治校

一、學術權力、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

二、當前學術權力行使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三、學術權力異化的根源

四、學術權力的核心問題：誰來治校？

第十二章從大學章程看大學治理

一、大學章程及其價值

二、我國大學章程制定過程的主要問題與矛盾

三、當前我國大學章程的主要特點

四、什麼是有效的大學章程？

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中國是高等教育後發型國家，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中央政大學制度論府或地方政府根據西方大學的模式建立的，政府是大學制度的直接締造者。大學創立的背景直接影響了大學的理念和國家對待大學的態度。西方社會對大學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大學是學術性文化組織，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和抽像目標，而不是具體目標，因而大學需要較多的自主性和獨立空間。另一種理念則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大學，把大學當作一種公共服務機構，大學要服從於具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目標。中國大學建立於國家救亡圖存之際，因而中國社會對大學的態度屬於第二種。大學一成立，就背負了振興國家和民族的任務，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具體目標，政府覺得有必要也有義務對大學進行直接的監管，以保證大學不遊離於政府目標的軌道，從而形成了一種強政府主導下的政府與大學的關繫。公立大學在很長時間裡都是政府機構的延伸，隸屬於政府部門，按照政府的計劃和要求設置專業、招收學生、制定課程和教學計劃、頒發學位;政府也根據計劃向大學提供人力、財力、物力和政策資源。進入市場經濟時期之後，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政府按照提高效率的思路要求大學面向社會自主辦學，並賦予大學一定的辦學自主權，但大部分的辦學自主權依然在政府手中。比如，政府決定大學招生的規模和數量，決定大學開設課程中的公共基礎課，決定大學教師的指標和中高級職稱的比例，任命大學的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府依舊牢牢把握大學的資源配置，公立大學的財政主要還是來自政府。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繫並沒有真正改觀。事實上，對於世界各國的大學制度建設來說，政府都是關鍵的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與高等教育的性質密不可分。作為準公共產品，高等教育的外溢性使它不僅與個人的發展息息相關，更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自覺地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放到優先發展的位置，對教育的管理成為政府重要的社會職能之一。法國、日本等高等教育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自不待言，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市場化和多樣化特色鮮明的美國，政府在大學的管理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那些光彩奪目的私立大學背後，美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導言仍然是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2012年的數據顯示，當年美國公立大學和學院的在校生總數占美國在校大學生規模的71.07%。中國是高等教育後發型國家，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中央政大學制度論府或地方政府根據西方大學的模式建立的，政府是大學制度的直接締造者。大學創立的背景直接影響了大學的理念和國家對待大學的態度。西方社會對大學的認識主要有兩種:一種認為大學是學術性文化組織，服務於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和抽像目標，而不是具體目標，因而大學需要較多的自主性和獨立空間。另一種理念則以實用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大學，把大學當作一種公共服務機構，大學要服從於具體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目標。中國大學建立於國家救亡圖存之際，因而中國社會對大學的態度屬於第二種。大學一成立，就背負了振興國家和民族的任務，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發展需要的具體目標，政府覺得有必要也有義務對大學進行直接的監管，以保證大學不遊離於政府目標的軌道，從而形成了一種強政府主導下的政府與大學的關繫。公立大學在很長時間裡都是政府機構的延伸，隸屬於政府部門，按照政府的計劃和要求設置專業、招收學生、制定課程和教學計劃、頒發學位;政府也根據計劃向大學提供人力、財力、物力和政策資源。進入市場經濟時期之後，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政府按照提高效率的思路要求大學面向社會自主辦學，並賦予大學一定的辦學自主權，但大部分的辦學自主權依然在政府手中。比如，政府決定大學招生的規模和數量，決定大學開設課程中的公共基礎課，決定大學教師的指標和中高級職稱的比例，任命大學的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府依舊牢牢把握大學的資源配置，公立大學的財政主要還是來自政府。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繫並沒有真正改觀。事實上，對於世界各國的大學制度建設來說，政府都是關鍵的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與高等教育的性質密不可分。作為準公共產品，高等教育的外溢性使它不僅與個人的發展息息相關，更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任何國家在發展中都自覺地把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放到優先發展的位置，對教育的管理成為政府重要的社會職能之一。法國、日本等高等教育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自不待言，即便是在高等教育市場化和多樣化特色鮮明的美國，政府在大學的管理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那些光彩奪目的私立大學背後，美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導言仍然是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2012年的數據顯示，當年美國公立大學和學院的在校生總數占美國在校大學生規模的71.07%。

強政府對大學發展的推動力量是巨大的，也是十分有效的。1999年，中國政府決定要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開始以每年30%～40%的速度擴招，隻不過4年時間，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就從1998年的8%發展到2002年的15%，提前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而西方國家實現這個過程，一般都需要20多年。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13年已經達到34.5%，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460萬人，相當於加拿大一個國家的總人口，比澳大利亞的總人口還多。中國政府決定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設置了211工程與985工程，通過政策傾斜保證了一些研究型大學的建設資金，迅速縮小了中國研究型大學與國外研究型大學之間的差距。根據211工程實施10年後的總結報告，從1995到2005，我國28所設有研究生院的大學與美國AAU大學（北美研究型大學協會）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在科研經費方面，我國28所大學科研總經費、縱向科研經費的平均值與AAU大學的平均值之比，從1995年的1∶23.4和1∶34，分別縮小到2005年的1∶6.2和1∶6.8;在SCI論文發表數量和被引頻次方面，從1995年的1∶15.1和1∶51.7，分別縮小到2005年的1∶3.6和1∶6.2。近10年來，隨著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目標的實現和高等教育投入的進一步增加，中國的大學更是加速度發展，根據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的2014—2015全球大學排名，中國已經有11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400強，並且這個數字還在一直攀升。為了推動地方大學發展，中國政府在近期提出了將600所地方大學轉為應用技術大學的宏偉計劃，這樣的雄心和能力讓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府羨慕不已。遺憾的是，如今與強政府並立的是弱大學的格局。從1985年提出擴大大學辦學自主權到現在，已經整整30年的時間，大學並未成為一個真正能夠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實體。中國的大學在籌集社會經費辦學上沒有表現出獨立辦學者的積極，在相當一部分普通高校的經費來源結構中，社會捐大學制度論贈收入所占比例不足一個百分點。大學在教育質量的保證上沒有體現出獨立辦學者的自覺，一些大學幾乎是在*對大學的教學質量進行評估時，纔開始自我審視辦學質量，有的大學甚至隻做“樣子工程”應付質量檢查。在自我發展上，大學也沒有體現出獨立辦學者的理性和成熟，一些大學在專業設置上追逐熱門，在辦學規模上貪大求全，在辦學模式上趨同、喪失特色。政府隻好繼續充當大學的保育員，不肯也不放心將權力下放給大學。中國大學的快速發展得益於強政府。強政府可以排除萬難，集中力量辦大事，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近幾十年的崛起，與強政府有著莫大的關繫，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若干年，強政府依然會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引擎。但強政府並不一定就是大政府。事實上，進行事無巨細的包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強度。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指出，“一個中央政權，不管它多麼開明，多麼睿智，都不可能獨自處理一個偉大民族生活中的一切細節。它不可能做到，是因為這樣的工作超出人力所及的範圍。當它想要獨自創造那麼多發條並使其運轉時，要麼滿足於不完美的結果，要麼消耗大量精力而一無所得。”弱大學並不是強政府的對應詞，而是大政府帶來的後果。因為政府太大、職能太細、對大學管得太多，導致大學缺乏辦學自主權，也就無法自我規劃、自我發展、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同時擁有強政府與擁有強大學並不矛盾，比如被稱為現代大學之母的德國柏林大學就興起於德意志民族意識興起之時。為了挽救普法戰爭失敗後危機四伏的國家，當時的普魯士政府以鐵腕的手段對社會進行了全方位的變革，身為普魯士內務部教育廳廳長的洪堡推動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為柏林大學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礎，柏林大學和洪堡理念從而深刻地影響了整個世界的高等教育。洪堡的貢獻在於，即便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他也能清醒地認識到政府和大學之間應該有邊界。他指出，“國家絕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聯繫起來;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他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還會使大學在學導言術上不斷地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並且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公用，其成效遠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那麼，政府權力與大學權利的邊界在哪裡?學者伯達赫把現代大學享有的自治權分為實質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兩種類型。前者指的是大學擁有自己確定組織目標和擬定計劃的權力，也就是決定什麼是學術;而後者是指擁有實現組織目標和落實計劃的權力，也就是如何實現學術。伯達赫認為，政府可以干預大學的程序性自治，因為影響程序性自治通常不會影響大學終實現學術目標;但如果干預了實質性自治，則影響了學術的核心。中國政府在與大學的互動上，如果能夠明確這一邊界，在對高等教育進行規劃、指導和監督的同時，注重保障大學的實質性自治權利，則能更好地發揮出強政府的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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