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公司文化中的大學：大學如何應對市場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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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文化中的大學：大學如何應對市場化壓力》為探討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名作，立場鮮明地提出了大學如何面對市場化壓力的對策，為學術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的***著作。

內容簡介

過去一個世紀裡，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出了越來越有力的公司化倫理，即一種競爭學生、教職員和資金的體制。《公司文化中的大學：大學如何應對市場化壓力》一書檢視了驅動著傳統美國高等教育的自由民主理念與向學生頒發文憑及提供更具交易價值的知識這樣的市場壓力之間的衝突。本書作者古爾德既是一位學者，又是一位高校行政管理人員。他認為，大學沒有能夠重建新的課程體繫以整合負責任的社會理想主義、人文主義與現實的經濟和文化需求，造成了當前大學的道義危機。古爾德在書中分析了影響高等教育的經濟和政治因素。他聲稱，大學需要為本科生提供更為普遍和民主的教育，以提高他們對權力關繫（包括高等教育領域內部的權力關繫）的批判能力，使學生能夠理解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它們往往棲身於理念、意識的形態和“零點理告白”當中——如何塑造當前的公眾思想和輿論。

作者簡介

（美）埃裡克·古爾德（Eric Gould），美國丹佛大學教授，2003年美國“弗蘭德森圖書獎”得主。

目錄
前言
章市場文化中的復合使命
通識教育的不滿
知識的交易價值和像征意義價值
市場文化
市場霸權
市場矛盾
第二章大學的消費主義文化
螺旋式上升的學費
做生意的成本
更像一個公司
第三章公司文化特征
卓越目錄

前言

章市場文化中的復合使命

通識教育的不滿

知識的交易價值和像征意義價值

市場文化

市場霸權

市場矛盾

第二章大學的消費主義文化

螺旋式上升的學費

做生意的成本

更像一個公司

第三章公司文化特征

卓越

文化霸權

知識和資本

第四章教職員和勞動力分工

勞動力的分工

現代大學裡的公司主義和教員生活

異化和意識形態

文化矛盾和“自由焦慮”

第五章通識教育的理想

古典文化遺產

關於通識勸說

智力培訓

通識教育在美國的情況

第六章知識、現代性和實用主義

知識的現代化

實用主義

啟蒙矓、現代性和真理

文化和真理

第七章民主教育

真理和修辭

為了民主的教育

英漢譯名對照

注釋

前言

前言
一百多年來，隨著19世紀後期新工業經濟的興起，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成為日益復雜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書所探討的正是這種教育市場對民主教育理想的形成以及對知識更新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書中實際討論的範圍並沒有這裡所說的這麼寬泛，因為本書想要探討的重點並非新技術的影響和技術科學的發展，也不在於大學裡那些得到資助的研究項目復雜的政治背景。這些問題已經在其他論著裡得到充分的討論。［1］我所注重的細節，正如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Veblen）1918年很有預見性地提到的那樣，是大學如何變成了一個“學習的公司”。我尤為感興趣的是大學的經濟、政治，以及龐雜的架構，怎樣影響了知識的本質，市場經濟究竟對教學中有價值的東西產生了怎樣不同尋常的影響。前言

一百多年來，隨著19世紀後期新工業經濟的興起，美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成為日益復雜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書所探討的正是這種教育市場對民主教育理想的形成以及對知識更新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書中實際討論的範圍並沒有這裡所說的這麼寬泛，因為本書想要探討的重點並非新技術的影響和技術科學的發展，也不在於大學裡那些得到資助的研究項目復雜的政治背景。這些問題已經在其他論著裡得到充分的討論。［1］我所注重的細節，正如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Veblen）1918年很有預見性地提到的那樣，是大學如何變成了一個“學習的公司”。我尤為感興趣的是大學的經濟、政治，以及龐雜的架構，怎樣影響了知識的本質，市場經濟究竟對教學中有價值的東西產生了怎樣不同尋常的影響。

公司及政府政治與大學之間通過研究經費的提供和其他特殊的相互關繫形成的聯繫，可用以進行相對客觀的分析。更難以察覺而又同等重要的是，市場經濟對我們界定通識文理科目（liberalartsandsciences）也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對本科階段的教育影響更大。長期以來，這種界定存在於通識教育（liberaleducation）領域。各大學在文理各學科中隻是提供綜合的介紹性“樣板”教育，同時輔之以適量的素質教育和人文主義理論教育。做到這些也許已經足夠了，但我們現在已經不再能夠以課程分配來滿足通識教育的需要。本書對現代大學中通識教育的霸權地位不做任何推斷，也不輕易定義通識教育或綜合教育，而是主要探討美國大學的市場經濟如何強有力地向通識文科學科的權威性發起了挑戰，同時也要探討我們可以如何修正通識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則，開發出更強大、更連貫的大學階段的民主通識教育體繫。筆者所從事的研究，旨在說明大學文化的市場效應及其對知識體繫發展的影響，同時近距離觀察通識教育體繫及其多年來的發展歷程。本書不同於其他一些對大學提出批評的著作，致力於能對高等教育的實力政策產生一點影響，同時也不假設美國大學文化的市場性質將會改變。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化的高等教育的市場文化中演化出一種復雜而頗具雄心的公眾使命，教育界的政策制訂者們至今仍在關注並探索其重要性的先後排序。或許我們今天通過探討大學的社會使命*能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大學常提的信念就是要使大學裡的所有行為都有公眾責任感，無論是研究，還是綜合教育、公民教育、專業教育，都要同公眾利益有機地結合。文理各科繫都要部分承擔民主教育的任務，即復制並傳播形成自由民主政治（liberaldemocracy）的社會、學術、文化及政治理念。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新的起點，從這裡我們或許可以發展出一種新的大學理念，能夠將文理科教育所能提供的**的東西與社會理想主義和關注社會公正結合起來。

由於大學內部知識開發和外部壓力所引發的種種原因，現代美國大學變成極其矛盾的文化機構，甚至對“文化”一詞也產生了很多疑問。這種以學習為產品的公司，在管理、公共關繫、知識體繫開發等方面，都逐步形成了影響深廣的公司式的效率機制。它既是專業培訓機構，又致力於學術研究，它是全世界眾多偉大的科研人員、學者和教師的家。現代美國大學的復雜性令人望而生畏，其塑造社會理想、產生新知識的力量又是非凡的。然而美國大學的市場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問題，因為它明顯地傾向於具有交易價值的知識，而不是具有像征意義和文化價值的知識。它支持競爭，支持創業思維，但卻沒有為高質量教育鋪設坦途。高等教育的經濟前景，不論是對其機構還是客戶，都有點麻煩。另外，美國人正為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包括整合社會與學術理想而苦苦掙扎。我們對當代大學沒有確切的概念，在與其他更大的商業化市場的關繫中，我們采用了更創新，而不是理論性的路徑來自我定義。我們太過輕易地說出了為社會服務，卻沒有強有力的理論基礎來說明我們所指的服務意味著什麼，我們試圖塑造怎樣的世界，或者在調解對資本主義的廣泛不滿時，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當代美國大學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如何創造性地應對來自藝術、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各學科的市場壓力。當然其他作者也曾這樣說過，曾提議我們超越公司大學的概念，或者將大學分解開，創造真正的高等教育。［2］但大學仍將繼續在市場文化中發揮作用，不會放緩對技術科學中重要知識的探求，大學裡龐大的官僚機構也不會比公司簡單，學生們不會放棄為了工作而追求學分，在學費方面遇到的問題也不會更少。以課程為基礎的文、理科知識的專業性不會降低，在一個有交易價值的知識比有像征意義的知識更受重視的市場中，人們不會再回到舊有的觀念中，不會簡單地認為通識教育本身就值得追求。在調解民主與市場文化間日益明顯的矛盾時，對大學作用的要求不會變少。但以上種種並不是說我們無法找到大學在這種文化狀態中更令人信服的做法，也不是說我們不能重新考慮我們所指的通識教育和民主教育。我的論點是說，如果我們不為教育的種種使命排出優先順序，不對什麼是民主教育建立堅定的認識，大學就會在其自身企業本能的重壓下產生內爆。

本書就是討論教育理想和市場動力間的相互作用，在定義美國現代大學時對本科教育予以特別關注，因為這是所有教育企業中*理論化的部分。本書的論述結構如下：**章提出大學的復合使命，並闡述了優先提出這一問題的理由，通識教育在完成這一使命時遇到的問題，以及市場的力量對教育價值的影響。第二章詳細說明高等教育的市場文化，包括學歷制度、財務狀況和商業實例，以及不民主的公共效應和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第三章解釋了現代美國大學作為一種學習公司的發展，探索了其商業型文化的歷史和內涵，以及這種文化對知識作為商品和資本的矛盾本質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第四章探討大學的公司文化對教職員工的影響，即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和對現代大學中勞動力基本分配的影響。這些威脅和影響不僅改變教職員的工作，同時也引起了教職員工的許多焦慮。針對這一推動現代大學政治的市場化思考背景，第五章回顧了通識教育理想自古希臘以來直到現在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探尋一種如何在市場文化中評價知識學習與人文學習的理論。為此筆者對各種有關知識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比較，如論證和雄辯的重要性，以及對知識本身的關注等等。隨後，本書第六章在回顧通識教育理念歷史的基礎上，介紹了由約翰·杜威（JohnDewey）提出後又被所謂“知識經濟”的發言人放棄的“實用主義的人文主義”（pragmatichumanism），探討了用實用主義觀點解釋相關概念的做法，如文化與社會，啟蒙與現代性，功利知識和人文知識等。第七章“民主教育”是對筆者整個觀點的總結，其中也揭示了通識教育在公司式大學裡權利與知識的對壘中所受到的關注，這也正是對所謂民主教育的準確解釋。

本書探討了美國大學中長期存在的兩種基本文化條件。**即這種復合型使命是在市場體繫中演化而成，並得到市場體繫的支撐。大學間為生源和資金相互競爭，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插手幫助，同時創造零星的學術需求，但沒有能夠貫徹始終的國家控制，也沒有統一制定的學術成果標準、學位質量控制、公信標準或學習評價體繫。眾多一流的高等教育機構，都在通過一些自我約束的途徑實現自我支撐，但也引發了很多爭論，大都與平等的標準和價值觀有關。這一事實對民主教育的原則形成了全面、有力的挑戰，即為民主的目的提供教育，並為所有想受到教育也有資格受到教育的人提供教育。

第二個形成本書論點的文化條件是高等教育極其復雜的社會使命。美國的高等教育可能在其管理繫統內被深深地公司化了，而對知識的開發又以其可交換價值為先決條件。高等教育同時也要顧及做正確的公眾事業，所謂正確的事就是支持美國式的生活方式，為大多數人提供教育，並堅持探索新知識。所有這些都被各大學稱為**意向的巧妙說辭。我們真的在大學體繫中盡**努力推行民主了嗎？很容易論證的是，學術方面的文化衝突與驅動任何資本主義形式的民主的矛盾同源，都是來自文化和社會之間、現代和傳統之間、自由市場思想和社會公平之間的矛盾，以及在受支配的勞動力和愉快地參與工作的工人之間的矛盾。但是，如果上述矛盾都存在，怎樣纔能解決它們呢？

任何一本這類的書都必然具有政治性，原因很簡單，盡管美國公眾期望大學能夠**限度地服務於社會，但大家對美國大學應該保持的模式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很多理論家和學者發表著作，指出美國大學應該如何結合民主進程，以及如何吸收有關科學分類學習法的理論。很多人文學者向我們講述人文學科的基本內容和我們需要學習的內容。大學是被賦予了調解功能和再生產任務的社會機構，綜合了重要的公共知識。但問題是，拋開其他不論，學術自身已經具有難以調和的矛盾，也沒有跡像表明大學的教師隊伍比外界的學者更有效率。盡管如此，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這就是，高等教育的文化就是從過去的矛盾和衝突中不斷演化而來的，夾雜著富有淵源但相互衝突的想法，學術的專業性和公司的管理戰略，表現在容易引起爭論的社會關繫和政治世界中，源於一種達爾文主義的市場文化。該怎麼理解以上種種現像呢？

探討這場廣泛的文化思辨時，我還發現大學過於有意識並且想當然地將自己置身於某些作者聲稱的毀壞了的狀態中。［3］大學的確有麻煩，筆者在本書中對此有很大篇幅的描述，從公司化到教職員隊伍的專業化，如果不加約束都會產生不良後果。除此之外，如果我們以社會關繫不確定和戰略規劃不清晰來定義“麻煩”，那美國大學深陷麻煩之中已逾百年，正如全世界的大學所遇到的麻煩一樣。大學的文化價值時起時伏，在*經意和*不經意時被高估或低估。毋庸置疑的另一點是，大學是所有社會機構中*過於理論化的，又是*缺乏資本的。能被定義為毀壞的可能隻有一種，那就是假如過去大學曾經相當不同，並且比現在的大學好得多——但並沒有研究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一點。相反，現有的大學體繫不僅和早在杜威之前很久就出現了的通識教育務實的理想密切相關，而且還演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依然能夠很好地反映出大學在資本主義民主中的生存方式，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愉悅和困難。

當然，正如有些教育批評所指出的那樣，人不應該生活在資本主義民主中，或者即便人必須生活在資本主義民主中，至少高等教育院校不應該成為資本主義企業。後一種想法在我腦海中出現了不止一次，但我將它作為一種被賦予的結果，因為美國人生活在資本主義民主中並喜歡這種生活，而且他們喜歡自己的大學在原則上為實現全民民主做出貢獻，並能調和資本主義的不足，所以高等教育院校實際上就是一個資本主義企業。至於學校將來不得不調整其資本主義方式以求得生存則另當別論。但我既不是在假設理想中我們應該占據另一個世界，也不是一個反面烏托邦的鼓吹者。我們應該擁有我們想要並應有的教育體繫，但學術界應該為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和調節自身的文化矛盾而更改某些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盡管我們也有一些認真的研究，但學術文化的理論化及傳播並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課程設置也沒有形成體繫。很多時候我們表現得幾乎不了解大學的歷史淵源，或其哲學根基。

取而代之的是，大學追求一種功利主義理性（utilitarianrationality），輔以對企業家精神卓越程度的浮誇宣傳，並以此來讓公眾信服它們是負責任、有競爭力的商業機構，它們所出售的知識是領先的。它們經常表現出文化價值觀和認知理性能力似乎不是本科教育的真正重點，在生活中領先他人纔是重點，並且還以此來爭辯哪些課程應該一直在課程表中出現，文化戰爭尚未結束等等。大學政治試圖在公眾中制造噪音和困擾，使其在美國社會中的付出和索取很少展示出深層思想體繫上的差別。從很多方面來看，思想體繫如今**的依托是高等教育，因化文化的其他方面，我們正在消除所有的界限，也會有人說我們正竭盡全力在大學中消除這些界限。嚴肅的政治區別以一種復雜的方式存在於高等教育的中心，因為大學必須立即與資本主義、追求知識、維護社會公正以及學術自由相結合。

筆者在論證過程中，盡量避免走向左傾或右傾。在關於當代大學的爭論中，隻有在拋開對誰坐在國王和王後的左、右邊的關注，轉而關注他或她是否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以及究竟誰在數選票等問題時，這些辯論纔*有意義。畢竟，不完全信任當權者是美國的慣例，缺少對教育政策及其實施過程的信任是大家的共通之處。現在很少有批評家或學者願意去反對深植於美國教育體繫中的民主衝動，這也是對的。現在關於高等教育平等使命的一些觀點幾乎被所有評論家所認可，民主和憲法權利被左派和右派以相同的熱情強調。盡管我們在所有大學共同體表現出社會背景、種族、性別、政治觀點和經濟優勢等方面的多樣性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左派和右派對大學都有很多公開的批評，而他們通常關注的恰恰是同一件事，隻是關注的角度有所不同罷了，比如高等院校在社會上的失敗，其狹窄的專業領域，無法提供民主的教育等等。左派斷定高等院校在社會上的失敗源自過分的學院利潤和市場導向的思維方式，右派認為這種失敗是文化通識教育體繫和社會政治體制的反映。一旦一方拋開虛誇的外衣而以學院文化為生，就會發現上述兩種原因其實都存在。大學中還有一種復雜的懷舊政治學，因為高等院校都夢想著過去的好時光，想像著那時的學生更聰明，通識教育就是一切。正是這些懷舊的人文學者，經常發表動人的演說，堅持將人文學科作為中心，認為這是關於如何做人的根本。我對這種觀點深表同情，但是，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我認為一個人因其在社會裡有廣泛的所有權，可能更希望富有創意，甚或有審美能力。例如，高等院校的很多科目既不屬於藝術課，也不屬於人文課，但仍然對人類的行為具有有益的啟迪。對此，很多公共知識分子，以及雖然不在高等院校工作但通過對文理科的正確評價而支持了人文學科的人，也持有同樣的看法。所以筆者不贊同“通過人文學科培養人性”的狹隘的解決辦法，不管這麼做有多重要，因為人文主義並不是隻與一兩個部門發生關聯的排外的學術事業，人文主義的**狀態壓根就不是學術事業。我也不渴望回到知識既無矛盾也不合作的時代，因為美國大學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時候。

要想讓本書在當代美國大學這個主題上與眾不同、實用並且具有新意，就需要比通常對通識教育的討論更注重存在的經驗，更注重討論所涉及的前後關繫和環境。首先要將大學的經濟和政治作為課程的語境（context）來探究，不能將通識教育視為教職員工為了讓自己和學生遠離商學院而獨立存在的寧靜處所。本書要使高等院校的矛盾文化有意義，力圖抓住各主要大學的觀點對教育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激進或有專業敏感度的觀點。本書還需要論證公民的職責和權利（其希臘語單詞是我們現在政治一詞的起源）始終具有政治性，並且一直在發展。大學是政治的，不單因為這裡激發了人們對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裡主義的興趣，這裡衍生了自私自利的談判方式，出現過被動的還擊和迂回聯盟，以及大腦麻木的委員會討論等等——大學的確如此——還因為這裡是公民們定義幸福和在民主社會中對知識提出批評的場所。

拋開上述種種理論問題不論，筆者在寫作本書時遇到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外來移民，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解決了針對美國高等教育使命及其成就的爭論中存在的身首分離問題。但身首分離也有其好處，至少能在從兩方面看問題方面力求誠實，承認理想主義與市場思維相爭鋒時的困境，以及美國習慣與歐洲習慣及後殖民習慣對壘時的困難。筆者早年曾在新西蘭和英國成長並接受教育，當時這些地方的學習體繫還沒有市場化。我對美國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非凡能量和平等主義理想充滿真實的感情，在這個國家做了三十年英語教授和大學管理人員的經驗更使我對它產生了由衷的贊美和欽佩。說到底，這是一本很個人的書，我在書中和自己辯論，我熟悉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繫，但這一體繫對我來說始終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異國情調——我在這個體繫中總能找到誘惑和刺激。

當然，我們現在常聽到一種說法，即不是土生土長的人不可能完全領會某種文化。但我希望我已經很接近美國文化的內涵。如果是這樣，我想要感謝這些年來的好朋友和同事，特別是在丹佛大學的同事，他們用多種市場導向的民主教育方法教育了我。我希望讀者能注意到，這種文化的矛盾在書中多次暴露得相當尖銳。有些時刻，人們能夠拋開學術界的傲慢，希望高等教育能更好地為公眾及學術社會服務，並將自己的聲譽和資源投入這種努力，所表現出來的共同的良好願望和聰明纔智令人感到驚嘆。但我不想說出曾幫助過我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這裡有我的教學同事、學生和行政人員等——因為我不確定這麼做是否對他們的事業有幫助，他們自己會知道我指的是誰，也會知道我在感謝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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