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人文經典導讀

編輯推薦

經典閱讀是精英組織修養、訓練、提升的重要方式，通過對人文經典的深入學習,方能將知識理性轉化為一種大道情懷、精神氣質與思維方式。

本書是中共中央黨校、清華大學等名校名家專為黨政干部學習中外經典而撰，全書高屋建瓴，簡明扼要，審慎精確，極開闊亦極恢弘，是學習、掌握中外經典的重要參考，更是提高領導力的重要捷徑。

本書也適合研究專家、普通讀者閱讀。

內容簡介

本書選擇對中外具有重大思想文化價值的經典名著20部，由相關研究專家精心撰寫導讀文章，在文本通釋的基礎上著重闡明其核心思想或微言大義，以增進讀者對這些經典的理解和借鋻，促進文化的自覺，供中高級領導干部閱讀和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作者簡介

李文堂，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副主任、教授。長期從事人文學與社會政治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畢業於山東大學哲學繫、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曾留學瑞士洛桑大學、巴塞爾大學，後為德國賽德爾基金會、慕尼黑大學、愛爾蘭根大學訪問學者，參與編譯《費希特著作集》《黑格爾全集》，譯有《極樂生活指南》，著有《真理之光——費希特與海德格爾論Sein》，主編《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使命》，另有論文多篇。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導讀王虎學
《德意志意識形態》導讀韓立新
《周易》導讀謝茂松
《論語》導讀王學斌
《大學》導讀趙峰
《中庸》導讀唐文明
《詩經》導讀梅敬忠
《楚辭》導讀梅敬忠
唐曲導讀梅敬忠
古典小說四大名著導讀梅敬忠
《史記》導讀趙璐璐
《資治通鋻》導讀劉後濱
《讀通鋻論》導讀謝茂松
《理想國》導讀劉晨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導讀王虎學

《德意志意識形態》導讀韓立新

《周易》導讀謝茂松

《論語》導讀王學斌

《大學》導讀趙峰

《中庸》導讀唐文明

《詩經》導讀梅敬忠

《楚辭》導讀梅敬忠

唐曲導讀梅敬忠

古典小說四大名著導讀梅敬忠

《史記》導讀趙璐璐

《資治通鋻》導讀劉後濱

《讀通鋻論》導讀謝茂松

《理想國》導讀劉晨光

《尼各馬可倫理學》導讀劉飛

《聖經》導讀黃裕生

《君主論》導讀王立峰

《利維坦》導讀梁曉傑

《政府論》導讀李季璇

《社會契約論》導讀彭剛

在線試讀

導言人文經典與德性政治
李文堂
在中國文明復興與重建的過程中,中國政治文明的走向極具關鍵意義。中國的政治精英應當具有怎樣的政治德性與政治思維?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教育與精英教育不可忽略的文化問題。
盡管很多人對西方的精英政治理論持批評態度,卻無法否認民主體制下精英階層的實際政治功能。當然,建立在現代利益政治基礎上的西方精英政治理論範式也無法解釋馬列主義先進性政黨的政治功能,更無法解釋中國德性政治大傳統。如果說士大夫政治傳統也是一種精英政治的話,那麼其政治理性是以德性為基礎的,充滿修齊治平的人生與政治情懷,並且通過科舉制建立起促進社會上下流動的精英選撥體制,因而完全不同於社會階層利益格局下的精英統治。這一點恐怕隻有深諳中西文明政教關繫之別纔可以有所體會,不可僅以西方世俗政治學解釋。
殷周之際關於天命轉移原因的這場深刻反思,得出了“天命無常,惟德是親”的結論,表明中國文明人文覺醒,開啟了中國德性政治文明的大傳統。天命不僅是超越的,而且是內在的,關鍵在於人類的道德自覺與道德實踐。這場反思與蘇格拉底關於“認識你自己”、奧古斯丁關於自由意志的深刻思考同樣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意義。孔子顯然在一個天下無道時代進一步提升了這種反思,而且從帝堯以來的政治文明總結出“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古典道德問題既關乎個體生命的本體意義,也關乎政治共同體的終極價值。遺憾的是,今天無論“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低估了古典政治思想的深刻性與繫統性,甚至完全曲解了古典政治文明的道德理性。沒有對“道”的覺悟與實踐,“德”就無從談起。今天人們對“道德”兩字極其狹隘的、流俗化的理解,完全喪失了這一古典概念的大本大源,既遺忘了“道”之終極關懷,也失去了“德”之內在自由。
這種道德理性就是人所共享的自然理性或自然法,是平等的、人人可以企及的,正因為這樣,孔子纔堅持“有教無類”的文化立場與“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但是,道德理性的內在自由決定了每個人的道德境界與理性能力是不相同的,因而政治教化是不可避免的,禮樂刑政自然是必需的。教化（Bildung）並非期待某個道德完人的啟示,道德理性的內在自由決定了聖賢、君子都不是化的神子,同時也拒絕了價值相對主義與原子自由主義,而堅持了理性對話基礎上的共同善,因而是人類共同體的文化過程。這種道德理性與柏拉圖關於“善之理念”的理性對話異曲同工,隻不過孔子更多強調了“學而時習之”與“和而不同”的實踐智慧。導言人文經典與德性政治

李文堂

在中國文明復興與重建的過程中,中國政治文明的走向極具關鍵意義。中國的政治精英應當具有怎樣的政治德性與政治思維?這是當代中國政治教育與精英教育不可忽略的文化問題。

盡管很多人對西方的精英政治理論持批評態度,卻無法否認民主體制下精英階層的實際政治功能。當然,建立在現代利益政治基礎上的西方精英政治理論範式也無法解釋馬列主義先進性政黨的政治功能,更無法解釋中國德性政治大傳統。如果說士大夫政治傳統也是一種精英政治的話,那麼其政治理性是以德性為基礎的,充滿修齊治平的人生與政治情懷,並且通過科舉制建立起促進社會上下流動的精英選撥體制,因而完全不同於社會階層利益格局下的精英統治。這一點恐怕隻有深諳中西文明政教關繫之別纔可以有所體會,不可僅以西方世俗政治學解釋。

殷周之際關於天命轉移原因的這場深刻反思,得出了“天命無常,惟德是親”的結論,表明中國文明人文覺醒,開啟了中國德性政治文明的大傳統。天命不僅是超越的,而且是內在的,關鍵在於人類的道德自覺與道德實踐。這場反思與蘇格拉底關於“認識你自己”、奧古斯丁關於自由意志的深刻思考同樣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意義。孔子顯然在一個天下無道時代進一步提升了這種反思,而且從帝堯以來的政治文明總結出“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古典道德問題既關乎個體生命的本體意義,也關乎政治共同體的終極價值。遺憾的是,今天無論“政治精英”,還是“知識精英”都低估了古典政治思想的深刻性與繫統性,甚至完全曲解了古典政治文明的道德理性。沒有對“道”的覺悟與實踐,“德”就無從談起。今天人們對“道德”兩字極其狹隘的、流俗化的理解,完全喪失了這一古典概念的大本大源,既遺忘了“道”之終極關懷,也失去了“德”之內在自由。

這種道德理性就是人所共享的自然理性或自然法,是平等的、人人可以企及的,正因為這樣,孔子纔堅持“有教無類”的文化立場與“天下歸仁”的政治理想。但是,道德理性的內在自由決定了每個人的道德境界與理性能力是不相同的,因而政治教化是不可避免的,禮樂刑政自然是必需的。教化（Bildung）並非期待某個道德完人的啟示,道德理性的內在自由決定了聖賢、君子都不是化的神子,同時也拒絕了價值相對主義與原子自由主義,而堅持了理性對話基礎上的共同善,因而是人類共同體的文化過程。這種道德理性與柏拉圖關於“善之理念”的理性對話異曲同工,隻不過孔子更多強調了“學而時習之”與“和而不同”的實踐智慧。

孔子與蘇格拉底在道德理性基礎上建立起充滿人文關懷的政治哲學,使人類的法制文明立足於自我立法的理性基礎。那種將現代法治理念與道德理性抽像對立的觀念,既是對西方文明古今對立的誤讀,也是對中國文明的自我遮蔽,更是對法理的不甚了了。那種將政治正當性局限於實定法（ positive law）的理論,很容易使“政治精英”滋生法律幼稚病。政治家如果沒有深刻的法理思維,一種法的精神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相反很容易將法律工具化。當代中國法治的膚淺性,在於法律的移植脫離了中西文明母體,沒有自然理性的支撐就會遊而無根。今天,一種健康的政治理性,不是盲目質疑古典政治的道德理性基礎,而是要重新認識這一道德理性傳統,並且將它發揚光大,提升到自然法的水平,重建中國法治文化的正當性。隻有充分理解人類的內在自由,纔能理解人類的有限性存在,纔能將法治文化理解為人類道德理性教化體繫的必然一環。

一個堅持思想建黨原則的先進性政黨,在長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深受中國政治文明大傳統的影響。黨的歷史多次表明,其政治德性隻有植根於自己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纔可能煥發出時代魅力,纔可能得到草根社會的廣泛理解與認同。然而,對經過革命與市場雙重洗禮的執政黨來說,回歸中國文明母體,尋找新生的力量,自然是一種艱難的文明自覺。延安時期曾鮮明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歷史文脈不能割斷,中國共產黨要很好總結與繼承,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遺憾文革時期他自己食言了。今天,中國共產黨再三確認自己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確認自己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與弘揚者,十八大以來黨的總書記則更加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化身份,充分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的普遍價值,並強調要立足於此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使黨的政治倫理與中國德性政治大傳統銜接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再一次文化覺醒。這次覺醒將比黨在 20世紀 30年代新啟蒙運動與抗戰背景下對中國文化的自覺更為深刻而重要。

近百年的政治實踐終於讓許多學者認識到,近代中國政黨倫理,是晚期“學變”的結果,其道德理想主義的文化氣質,難以割舍傳統士大夫政治的文脈。然而一個偉大政黨的真正覺醒,沒有深刻的理論、情感、教化等不同層面的覺醒是不可能實現的。在這樣的時代,如何在思想建黨原則下通過精英教育重建德性政治?

任何一種精英組織,如果沒有一定的經典閱讀與經典認同,就難以建立起穩定的文化認同或精神信仰,因而也談不上共享一種政治德性。古典政治德性的培養常常通過人文經典的反復學習,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將道德理性內化為一種大道情懷、精神氣質與思維方式。從古羅馬西塞羅的共和主義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公民人文主義,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博雅教育,都滲透著西方精英教育傳統的德性關懷。孔子整理六經,強調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就是要通過人文教育復興政治德性。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教育傳統中,歷來隻有大眾教育理論,沒有精英教育理論,因此即使在高等教育發展的背景下,也隻能出現了一個技術官僚時代。人文經典教育被嚴重忽視,這不但嚴重影響一個先進性政黨的文化形像,而且嚴重妨礙黨內思想文化認同的形成,妨礙廣大干部政治德性的提高。今日日益暴露的黨內腐敗,絕非一般“亂世用重典”思路可解決,它再一次提醒我們,沒有政治德性,黨何以擔當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之歷史重任?

鋻於此,我們精選若干必要的人文經典,請中央黨校與高校若干學者導讀,以幫助廣大黨員干部與一般讀者初步接觸這些似乎玄之又玄的人文經典,並引起黨內政治精英對德性政治的思考。

（李文堂,哲學博士,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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