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事跡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生於江蘇常州，1935年6月18日於福建長汀就義，年36歲。
瞿家世代書香，為官為紳，自雲過了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幼年受家庭熏陶，養成良好的氣質情操。12歲辛亥革命爆發，社會動蕩，瞿家官紳地位動搖，家道中落。舉家遷入瞿氏宗祠，靠典當借債度日。瞿秋白雖學業優異，卻因家境貧寒中途輟學。1916年春節，母金衡玉自殺，一家星散。瞿秋白執教於無錫江陂楊氏小學半年。1916年底，離常州赴武昌，考取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未就學。1917年初，隨堂兄瞿純白前往北京。江南水鄉文化中濃烈的尚學善思、博學致用、重情貴柔、多愁善感的人文精神，在17歲的瞿秋白心靈中扎下深深的根。
到北京後，遵純白囑，瞿秋白先參加文官考試，未取。又擬報考北京大學，以學費高昂作罷。不時到北京大學文科旁聽。1919年秋，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俄文專修館，課外自修英文、法文，研習文學、哲學。從今文經學到佛學老莊，從改良主義到實驗主義，從整理國故到文化救國，都融入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由思考個人、家庭的出路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國家未來。
1919年五四運動中，瞿秋白成為俄專學生領袖，深感中國迫切需要改革，深受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影響，又由民主主義轉而憧憬社會主義。先後參與創編《新社會》、《人道》雜志，不斷探索人生使命與社會變革之路。
1920年3月，瞿秋白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9月，應《晨報》聘請作為特派記者準備赴蘇俄考察。拒絕親友一再勸阻，於10月成行。在蘇俄兩年，寫有五六十篇旅俄通訊，向中國人直接報道蘇俄“共產主義人間化”某些真實狀況，並予高度贊頌。由此確立對列寧主義和蘇式社會主義信仰，加入蘇式共產黨人隊伍。1921年5月，經張太雷介紹加入聯共（布），次年轉為中共黨員。1921年9月，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任譯員兼助教，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列寧主義理論。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率團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譯員。會後於1923年1月隨陳獨秀回國。隨即主編《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參與編輯《向導》周報，全力投入中共宣傳工作。同年6月，起草中共黨綱、修正黨章，出席三大，力促中共與國民黨合作。10月，鮑羅廷來華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瞿秋白隨赴廣州任其助手和翻譯，參加國民黨一大宣言起草工作。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瞿秋白與李大釗、譚平山、張國燾組成指導小組，指揮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當選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參加上海執行部並任《民國日報》編委，同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委員，上海大學社會學繫主任、教授。7月，孫中山任命瞿秋白為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委員。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反擊右派反共逆流。鼕，遭上海租界當局通緝，轉入地下活動。
1925年1月，瞿秋白參加中共四大，當選中央委員，與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組成五人中央局。6月，參與領導五卅運動，主編《熱血日報》。8月，撰文反擊戴季陶反共主義。10月，出席北京中執委擴大會義，贊成“耕地農有”。
1926年2月，出席北京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確定中共準備支持北伐戰爭。3月病重住院，寫作不輟。8月赴廣州，原擬出席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因故停開。留廣州考察形勢，返滬後向中央提出警惕蔣介石反共動向的報告。
1927年2月，自編《瞿秋白論文集》（1923—1926）。參加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策劃上海工人武裝起義。3月中旬赴武漢，籌備中共五大。與張國燾、譚平山組成中央臨時委員會，並兼管中央宣傳部。4、5月間，出席中共五大，會上發表《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批評陳獨秀、彭述之右傾錯誤，但未引起廣泛注意。此後，中共高層圍繞工農運動與革命進退問題爭論不休，舉棋未定，隻能任由共產國際和斯大林遙控指揮。7月15日，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反共，中國國民革命沒有按照莫斯科一廂情願建立蔣汪親蘇政權，而是按照國民黨的反共路線走下去。莫斯科決策者和指揮者，便把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頭上，決定改組中共中央。瞿秋白與鮑羅廷去江西廬山，商討中共改變政策，發動武裝暴動。7月下旬，參加中共常委會議，決定先在南昌舉行暴動。共產國際指定瞿秋白等與羅明那茲一起籌備中共中央緊急會議。8月初，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部署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令清算陳獨秀錯誤，確立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9日，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被推選為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在黨組織渙散、黨員大量脫籍的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及時恢復和整頓各地組織，建立全國秘密交通網；全力組織發動各地農民秋收起義，回擊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進而創造工農紅軍和井岡山等根據地；創辦黨刊《布爾塞維克》，用以指導全黨工作。中共中央和瞿秋白接受共產國際過左理論和盲動政策，斷言中國革命仍處於高漲和“直接革命”的形勢，應當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以城市暴動為中心，超越民權主義範圍而急劇發展。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瞿秋白主持下，推行上述方針，形成盲動錯誤。所幸，在無錫、宜興、廣州暴動失敗後，及時剎車，於1928年春改正錯誤。在此期間，瞿秋白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時也提出一些正確主張，如通過農村遊擊戰爭創造革命地域，建立工農政權，等等。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後，留在蘇聯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同時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成員、近東部長及俄文季刊《中國問題》編委。參與國際反帝鬥爭，並與右傾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研究中共黨綱、蘇區憲法、土地法和婚姻法，擬定《中國拉丁化的字母草案》。在列寧學院和中山大學繫統地講授《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其間，王明一伙在米夫支持下，制造“江浙同鄉會”假案，利用蘇聯清黨肅托運動及中山大學派別糾紛，中傷攻擊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1930年6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共代表團團長職務。適逢國內發生李立三冒險主義錯誤，共產國際於7月決定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解決立三錯誤。9月，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依照莫斯科7月指示順利結束立三冒險行動。豈料，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居然指責三中全會有“調和主義”錯誤。而王明一伙竟事先窺知莫斯科意圖，在黨內興風作浪，集中攻擊瞿秋白。原本承認錯誤的李立三，在共產國際會議上，也同與會者異口同聲，捏造事實，反誣瞿秋白。1931年1月，米夫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解除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員，扶植王明等人上臺。在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中，瞿秋白身心俱傷，被迫離開政治舞臺。但是，他很快振奮起來，在文學園地施展傑出的纔華，取得豐富的成就，並與魯迅合作，參與領導左翼文學運動。
1933年7、8、9月，瞿秋白應中共中央刊物《鬥爭》之約，以狄康為筆名撰寫多篇政論短文，揭露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戰略變化。1933年9月22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突然作出《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斥瞿秋白“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從白區到蘇區，在全黨範圍對瞿秋白進行嚴厲批判，殘酷打擊，企圖消除他在中共黨內的威望和影響。鬥爭的結局，是驅迫他到戰火紛飛的中央蘇區。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離開上海。2月5日，到達江西瑞金。他被排除於權力中心，擔任蘇區政府教育部長，主編《紅色中華》。在九個月時間裡，他主持制訂蘇區教育法規，建設教師隊伍，推行群眾掃盲運動；培養專業文藝人纔，開展戲劇歌詠等群眾文藝活動，宣傳動員群眾，鼓舞軍民鬥志。盡管病體支離，他仍然活躍於蘇區文教宣傳戰線。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和中央黨政機關實行戰略轉移。博古為首的中央“三人團”決定瞿秋白留在即將淪陷之地，擔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任留守辦事處教育部長。“三人團”此舉，毛澤東嚴斥為對瞿秋白的“故意與惡意地拒絕與丟棄”，這種“惡劣的組織政策與干部政策，是任何過去犯路線錯誤的時期所沒有見過的”（1941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1935年1月，瞿秋白奉命離江西赴上海醫病。2月24日，於轉移途中在福建長汀境內被俘。拒絕勸降後，於6月18日在長汀羅漢岑盤龍崗從容就義。
瞿秋白就義後，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等，多次高度評價瞿秋白的歷史功績和崇高氣節。
二、中國革命理論和文學理論的貢獻
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任領袖。從21歲到35歲，15年間，積文500萬字。舉凡政治學、文學、哲學、美學、史學、社會學、新聞學、教育學、翻譯學、心理學，無不涉及，且有足夠深度。與瞿秋白同時培、陳獨秀、魯迅、瀋雁冰、鄭振鐸、毛澤東、陸定一、楊尚昆、馬林、鮑羅廷、庫西寧等中外人士，莫不稱贊其纔華出眾。在中共高層人物中，這樣多姿多彩的人真是找不出幾個。
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建設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瞿秋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第一，關於革命理論建設。
1考察中國國情和統治階級。主要內容，見瞿秋白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等文，以及他起草的中共三大黨綱草案。
瞿秋白始終堅持革命的理論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努力考察近代中國的國情，即中國社會性質、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矛盾和階級狀況等等；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對像、動力、任務和前途等等。他依據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世界革命論，認為從中英鴉片戰爭開始，中經列強歷次侵華戰爭，中國已經淪為列強在政治上控制、經濟上掠奪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以後，軍閥政府代表地主豪紳官僚買辦階級，成為列強在華幫兇，連年制造內亂，鎮壓人民的反抗。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長期處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主要不是中國原有經濟基礎發展的產物，而是列強割占領土，投貨投資造成的。瞿秋白指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導源於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一開始就區分為官僚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區分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就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依附外國資本，日益買辦化，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兇。帝國主義通過買辦資產階級來剝削中國，而買辦資產階級又通過中國農村的大地主階級剝削中國的農民階級。瞿秋白認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從洋務運動中的李鴻章等，中經北洋政府的袁世凱、吳佩孚等，到國民黨政府的蔣介石等，都是帝國主義治理中國的代理人，是“新式的買辦國家”的代表。這一觀點雖然正確，卻有片面性。袁世凱、吳佩孚、蔣介石等，既有依附追隨帝國主義的一面，也有擺脫外國控制，反對列強侵略，追求國家民族獨立的一面，對他們的評價不可絕對化、簡單化。
2．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主要內容，見瞿秋白著《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世界的及中國的赤化與反赤之鬥爭》、《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等文。
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瞿秋白指出它也是隨著列強入侵和自然經濟破壞而產生的新經濟力量的產物。受制於外國資本與買辦資本壓抑，以及封建主義束縛，民族資本沒有獨立順利發展的可能，同時又與它們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反侵略反專制的革命性，動搖妥協的不革命性，是處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中間勢力，有時會背叛平民，對革命具有危險性。革命過程中，應當對其實行既合作又鬥爭的策略，警惕和防止其奪得革命領導權。1927年，蔣介石“清黨”反共後，瞿秋白誤判這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把它當作最危險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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