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先生在研究西藏歷史及藏傳佛教等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該書編選其部分藏學研究成果，同時收錄其在研究、探索過程中的所遇、所想、所感，與陳寅恪、費孝通、趙樸初、顧頡剛等先生們的交往等。在展示藏傳佛教歷史和精神內核的同時，也使得我們從一側面更加深入地了解王堯先生。

王堯（1928—2015），江蘇漣水人，著名藏學家。生前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中央文史館館員。受教於貢噶活佛、於道泉先生等一代藏學宗師，在藏族民間文學、古藏文文獻、漢藏文化交流、藏傳佛教等領域成就卓著，培育了一批漢藏兼通、學風鮮明的新生代藏學家。他是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早且長期活躍在國際藏學舞臺的中國學者，為當代中國藏學研究的興起和聲譽的奠定貢獻甚大。代表作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西藏文史考信集》、《水晶寶鬘：藏學文史論集》，並有《王堯藏學文集》1—5卷行世。

我陪耀邦書記進藏側記

陪同耀邦書記進藏，還得從我跟耀邦書記之子德平的交厚說起。

我和德平是在歷史博物館工作時認識的。那時候，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中常有一些關於西藏歷史、漢藏關繫等等的人物、圖像的展品，希望有人提供一些文字翻譯和詮釋上的幫助。德平畢業於北大歷史繫，是一個非常好學的人，也很關心這一類的事情，這樣一來二去，談的多了，我們就熟悉了。德平那時候也經常騎個自行車到我家來，毫無高干子弟的架子。

我也去過德平家，東城富強胡同６號。認識耀邦書記，就是德平介紹的。當時感覺耀邦書記很平易近人，作為國家領導人，家裡生活也很簡樸。他招待我在家裡喫飯，纔發現他們家和別人不一樣。家裡有一個湖北來的老太太管廚房，誰的客人來了，誰交客人的伙食費給老太太。喫的也很簡單，四個菜，兩葷兩素，沒什麼浪費。我是德平的客人，當然記在他的賬上。

耀邦書記對我很客氣，他稱呼我“王老師”，很尊重知識分子。

後來，1980年5月，耀邦書記進藏的時候，經德平推薦，說我對西藏比較了解，陪同總書記進藏，總可以做一些翻譯、咨詢吧。就這樣，就陪著總書記去西藏了。

一

這次去西藏，是1980年5月，是耀邦當總書記之後的個任務。他很高興，終於可以以總書記的身份帶領中央工作組到西藏去發揮一些作用了。

咱們在西藏的基礎本來就很薄弱，1951年和平解放後，歷屆領導在中央直接關懷下逐步建立起來的工作基礎，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遭到嚴重的破壞。當時，由於“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形成兩個大派，西藏的民族關繫、軍隊與地方的關繫、民族工作、財政工作等等，矛盾很集中，千頭萬緒，形勢很緊張。中央專門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了文件。

耀邦書記帶團去西藏宣傳這個文件、落實這個文件。陪同耀邦書記同去的還有萬裡副總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振清，國家民委主任楊靜仁，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等。短短十天中，我覺得耀邦書記是一個很有平民精神的人，很親切、隨和，很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兒架子。

他與同志的關繫極好，也很尊重同志。比如，醫生勸他少抽煙，一天隻能抽五支。隨行的李參謀管著他的煙，他找參謀要煙：“再來一支煙。”“三支了。”“沒有，剛兩支嘛，不要賴嘛。”書記帶著濃厚的湖南口音，跟李參謀討價還價。哪有一點兒領導人對下級同志的派頭？！天真、頑皮！

我們是坐飛機從成都進藏的。還在北京西郊機場，他就給四川省委書記譚啟龍打電話：“老譚，我們馬上就要到成都了，不要小車接我們了，來一個面包車，大家在一起，車上開會、說話都方便。”果然到了成都，所有人就坐上一輛面包車進城的。

當時住在成都金牛賓館，這裡本來是專門用來招待中央首長的，耀邦同志看了看，說：“這麼多房子招待中央首長，中央哪裡有這麼多人來？！對社會開放嘛，賺錢。”後來果然就開放了。

二

耀邦書記到達拉薩機場的那天，西藏黨政軍各級領導和領袖人物，歡迎的人很多。進城時，坐在一輛密封的豐田車裡，非常悶熱，出了一身汗。到了小禮堂，接著就開會，聽取西藏的彙報工作。雖然是５月天氣，拉薩的室內還是很涼。這樣，一熱一涼，耀邦書記當天就感冒了，後來持續高燒到398度。在西藏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在那裡患了感冒很麻煩，不容易好！

在病床上，耀邦同志把被子圍在身上，聽任榮同志彙報工作。當時，任榮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兼西藏軍區政委，他在西藏主持工作很長時間，中央決定把他調回內地，讓陰法唐同志去接替他工作。耀邦書記對老同志溫言勸慰：“你是老紅軍，工作這麼多年，黨不會忘記你的。長期在高原邊疆，辛苦了，身體不太好，回去檢查檢查身體，學習學習文件精神，休息一下，調整一下。你在這裡，陰法唐不好做工作。”

好幾天高燒不退。隨行人員向中央做了彙報，華國鋒主席提出是不是讓耀邦書記撤回來。小平同志說，要尊重他本人的意見。醫生轉達小平的話，耀邦書記說：“馬克思的請帖還沒到呢。”後醫生決定，如果當晚再不退燒，就馬上回京。結果，當天夜裡11點，燒終於退了。

感冒剛好，耀邦同志就組織了自治區各級干部參加的四千五百多人的大會，會上，他做了“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的報告。耀邦書記長期做青年宣傳工作，很有經驗，是個鼓動家。他說話激動起來的時候，肢體動作很多，手舞足蹈，而且語言有力量。他是脫稿講的，這個講話非常及時，他講話之後，西藏整個形勢都緩和了下來。西藏的老百姓非常喜歡他。到現在人們提起他，還常常豎起大拇指說：“Hu,Hu,Hu。”

三

耀邦書記有兩個讓我很感動的事情，一個是他對西藏的教育事業的關懷。當時，他讓我請來曾任自治區教育廳廳長的多吉纔旦，出版局副局長彭措扎西和西藏自治區的副主席洛桑慈誠三位藏族的知識分子，跟他們談組建西藏大學，加快、加速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後這任務落在彭措扎西身上，經過醞釀籌備，1985年西藏大學正式成立了。

這三位都是很早開始參加革命的、藏族的進步人物。洛桑慈誠是甘孜州巴塘人，耀邦書記談到當年他是紅軍，長征時經過那裡，沒有喫的，跟老百姓借糧食，說：“那時給你們添麻煩嘍。”耀邦書記與他們約見、談話、交流。這三個人後來都走上了非常重要的領導崗位，並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都做得非常出色，多吉纔旦後來又擔任了拉薩市委書記，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後調到內地擔任藏研中心總干事。他們都非常忠於黨的事業，也非常感謝耀邦書記對民族干部的信任和提撥。

還有一件事，有一天他對我說：“王老師，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找一位老朋友？他叫恰巴……”原來，耀邦同志50年代初擔任團中央書記時帶領中國青年代表團，出訪莫斯科、布加勒斯特，恰巴是團裡的藏族代表。此時，恰巴已經是人民銀行西藏分行的副行長，聽說總書記找他，恰巴興奮地說：“真想不到，總書記還記得我！”恰巴在動蕩時期，經受了各種考驗，一直站在共產黨這邊。

四

耀邦同志知道在西藏要尊重少數民族，不能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在少數民族的聚集區，實行民族自治。解放初期，根據西藏需要，選派了很多漢族干部，進藏工作。但到1980年，民族干部培養成長起來了，援藏干部的使命就大致完成了，耀邦同志認為應該把民族干部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讓他們負主要責任，有職有權。這些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當然，他也特別強調，漢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多年，是有成績的，黨是不會忘記的。當時，長期援藏的漢族干部，也有很多具體問題：長期兩地分居，子女教育，個人身體長期在高原上消耗很多等等。耀邦說，工作能離開的，要盡可能讓漢族干部回去，安排好他們在內地的工作、治病，解決兩地分居和子女教育問題。

耀邦書記胸懷寬廣，眼界遠大，對藏族同胞非常尊重，這是做好民族工作需要的。他具有非常強的民本思想。他去大昭寺參觀的時候，當地人拜佛很虔誠，很多藏民磕長頭，隨行的人員為了清出道路讓總書記走，想讓朝拜的群眾閃開。他馬上說：“不要這樣嘛，他們拜佛，我參觀，互不干擾，千萬不要打擾大家。”

對發展西藏的經濟，耀邦同志也提出了一些措施：逐步準備條件開放旅遊。他認為對於西藏來說旅遊是很有希望的一個產業。事實也證明了耀邦書記的話。

現在有的人，對耀邦同志不公平，說他的西藏工作做錯了。時代往前走，不會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有些決策多少年後再看，纔發現那是對的。功過自在人心，歷史是有耐心的。劉禹錫的詩：“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西塞山懷古》），令人感慨。

五

從西藏落實座談會精神回到北京後，耀邦書記又讓我去給班禪和阿沛夫人傳達了會議精神。

在北京友誼醫院，聽我傳達完在西藏耀邦書記如何落實文件精神之後，躺在病床上的班禪很高興，（用藏語）講：“中央現在這麼好的政策，對我們藏族這麼關懷，就是拿著棍子趕，我們西藏人也不會走的。”當時，中央統戰部的薛局長讓張蒙娜同志立即把班禪大師的反映，向中央彙報。同一天，在西藏駐京辦事處裡向阿沛夫人傳達，反映也很好。

之後，耀邦又讓我去其他幾個藏族省區去傳達。我就以一個普通教師的身份，主要談談個人的體會，講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撥亂反正，大家要往前看，如何建設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大家聽了之後反響很好。

二十多年過去了，耀邦同志去世也已經十八年了，但是他的感人的形像一直在心頭縈繞。西藏與全國形勢一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經常懷念這位偉大而又樸實無華的領袖人物，使人不由想到詩人黃遵憲的詩：“寸寸河山寸寸金，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