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任全集（第3卷）

編輯推薦

保存珍貴的文獻資料，探究前人學術研究軌跡，啟發未來學術發展思路。
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大師，一個*能接受新科學新工具新觀念的博學多纔的學人，一位當代的人文學者。
他超越了民族和國界，超越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卻又對孕育他的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傳統及語言文字一往情深！

本卷任兩部語言學英文專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和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均為具有國際影響的現代漢語語法學和語言學著作。
本卷任*重要的二部語言學著作的英文版：《中國話的文法》和《語言與符號繫統》。其中，《中國話的文法》是語言學界*重要的漢語語法著作之一。這部書吸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以直接成分分析法作為研究語法的主要方法，更結合中國語言的現像和特點研究漢語語法。方法謹嚴，繫統分明富於創見。《語言與符號繫統》是作者有關語言學的一繫列演講的記錄稿。書中不乏明達的見解和精闢的議論，是研究漢語者較理想的語言學入門書。

內容簡介

原書或原文用中文或英文印行，收入全集時即按中文或英文刊印。有些著作初用中文印行，後用英文改寫另印，兩者都收入全集。少數重要著作原用英文刊行，後有中文譯本（作者自己翻譯的，或別人翻譯經作者首肯的，也有少數論著的譯稿未經作者審訂），也酌量收入全集刊印，以利讀者。
全集選用的版本，都是經過研究論證，認為可靠的信本，其中包括作者自己審訂或首肯的版本。
全集所收極力保存著作原貌，及作者的語言風格和用詞習慣。除明顯排印錯誤外，不輕易作任何改動。繁體字原則上改為簡體字，個別著作和特殊例字除外。增補脫字，置於[ ]內；訂正異形字，置於( )內；存疑之處，加[？]表示；殘缺模糊之字，用□表示。原書譯名（人名、地名、術語）與今不統一者，亦不作改動。
全集部分篇目，附有題注，用＊號標明。一般注釋以圈碼表示，若為“編者注”或“譯者注”，則在注中特別說明。原書或原文用中文或英文印行，收入全集時即按中文或英文刊印。有些著作初用中文印行，後用英文改寫另印，兩者都收入全集。少數重要著作原用英文刊行，後有中文譯本（作者自己翻譯的，或別人翻譯經作者首肯的，也有少數論著的譯稿未經作者審訂），也酌量收入全集刊印，以利讀者。
全集選用的版本，都是經過研究論證，認為可靠的信本，其中包括作者自己審訂或首肯的版本。
全集所收極力保存著作原貌，及作者的語言風格和用詞習慣。除明顯排印錯誤外，不輕易作任何改動。繁體字原則上改為簡體字，個別著作和特殊例字除外。增補脫字，置於[ ]內；訂正異形字，置於( )內；存疑之處，加[？]表示；殘缺模糊之字，用□表示。原書譯名（人名、地名、術語）與今不統一者，亦不作改動。
全集部分篇目，附有題注，用＊號標明。一般注釋以圈碼表示，若為“編者注”或“譯者注”，則在注中特別說明。
全集各卷誠邀專家學者及資深編輯負責審訂，在資料搜集過程中，得到國內外多方人士、機構的大力協助，在此一並致以深切的謝意。
陳原主任熱誠推動全集出版，並撰前言，因病未及潤飾，江藍生主任代為完成，以補缺憾，特此說明。
任先生著述宏豐，整理工作雖力求精當，疏漏舛誤之處，亦恐在所難免，尚祈讀者惠予指正。
本卷任的兩部語言學英文專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據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重排，該書曾於1979年和1980年分別由呂叔湘和丁邦新譯成中文出版。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語言與符號繫統)據劍橋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重排，這部著作曾先後被譯作法文(1970)、日文(1972)和西班牙文(1975)出版。本卷除依據作者本人校勘記修訂外，悉遵原貌。

作者簡介

任全集》力圖通過迄今為止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全方位任的學術成果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全集依類成卷，共計2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PREFACE
LIST OF TABLES
USAGFES OF THIS BOOK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THE SENTENCE
Chapter 3 WORD AND MORPHEME
Chapter 4 MORPHOLOGICAL TYPES
Chapter 5 SYNTACTICAL TYPES
Chapter 6 COMPOUNDS
Chapter 7 PARTS OF SPEECH SUBSTANTIVES
Chapter 8 VERBS AND OTHER PARTS OF SPEECH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DEX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PREFACE
LIST OF TABLES
USAGFES OF THIS BOOK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THE SENTENCE
Chapter 3 WORD AND MORPHEME
Chapter 4 MORPHOLOGICAL TYPES
Chapter 5 SYNTACTICAL TYPES
Chapter 6 COMPOUNDS
Chapter 7 PARTS OF SPEECH SUBSTANTIVES
Chapter 8 VERBS AND OTHER PARTS OF SPEECH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DEX
SYNOPSIS OF TONAL SPELLING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附錄1 “國語羅馬字”簡介
附錄2 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與／拼音字母／對照表

在線試讀

總序
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像。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光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面，畢生沒能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任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纔。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麼像什麼，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面。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面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我現在在這裡隻想談一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像。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裡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任先生就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教美國人漢語，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了。總序
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像。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光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面，畢生沒能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任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纔。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麼像什麼，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面。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面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我現在在這裡隻想談一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像。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裡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任先生就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教美國人漢語，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鬥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裡。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麼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我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面，隻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扎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隻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於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隻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裡面，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麼叫分析，什麼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裡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繫。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正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該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繫，更多借助經驗，而不是抽像地邏輯，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裡說出來似的。這裡決不會有什麼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隻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頭痛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裡先不討論，我隻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隻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纔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繫列明顯的特征的印歐語繫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拆、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繫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藏緬語繫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拆、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像，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志，1999年第5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該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軍湯姆孫(J．J．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裡隻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征，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征，20世紀也許明顯，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素構造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裡：
十九世紀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纔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征到這裡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臺，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征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離開了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繫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二十世紀是微分析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面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面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纔能“活”。這裡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二十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決不是隻限於西方。二十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隻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決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閑常思考漢語歷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決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繫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面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隻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隻能當做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任先生和我們所面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痴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繫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繫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繫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繫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繫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繫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繫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繫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繫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繫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繫，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二十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面對的研究對像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繫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繫語言的比較研究。隻有這樣，纔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正確的辦法。是為序。

前言
任先生是二十世紀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
西方一位歷史學家說，世人帶著希望和恐懼跨進二十世紀，任先生進入二十世紀時纔九歲，他沒有一絲恐懼，倒是滿懷著無窮的希望和活力跨進二十世紀。這希望和這活力，貫串了他的一生。他不知疲倦地學習，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隨時隨地都能找到學習和工作的機會；而與此同時，他盡情地享受著生活的樂趣和幸福，他也盡情地享受著工作的樂趣和幸福，並且讓他的親人甚至他的朋友們感受到這種生的樂趣——“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歌德的箴言在先生身上表露得淋漓盡致。他衷心關懷著關愛著他的親人，他的周圍，他真誠地關心受苦受難的眾人的遭遇和命運，人的尊嚴，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話，所有人文精神任先生始終堅持的品德。他不願意自己多災多難的民族沉淪為類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樣的國土。他不是社會改革家，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胡適那樣自覺地參政議政從政的社會活動家，不，他隻不過是一個人文學者，一個平凡的人文學者，他一心向往著一種平靜的、淡泊的、與世無爭的生活方式和寬松的能夠平等地相互切磋的學術環境。他愛的是書，是音樂，是圖畫，是科學，是語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產品，當然，他愛人，愛尋常的善良的普通人，愛人的高尚品格。
任何一部五四運動史很可能都任這個名字，盡管這個偉大的新文化運動爆發任先生不在國內，但是從他的精神世界和活動實踐來評估，他正是五四精神的提倡者和身體力行者。他畢生追求“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他從不作空洞的政治吶喊，可是他通過自己的“武器”(藝術，學術和科學活動)發揚了這種偉大的人文精神、啟蒙精神。如果不是發揚這種精神，我們能夠聽到像《嗚呼!三月一十八》(1926)那樣慷慨激昂的悲歌嗎?能夠聽到《西洋鏡歌》(1935)中“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再造起一個新世界，憑著你自己的手!”那樣的旋律嗎?如果不是發揚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在五四前後通過他和學人們創辦的《科學》雜志讀到那麼些普及科學知識的文章嗎?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發揚這種人文精神，日後我們能看到對我們偉大的民族語言進行科學的剖析和熱誠的改革實驗嗎?
任先生確實夠得上是一個偉大的人文學者，幾乎可以類比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他在青少年時期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培養了觀察自然現像和親自動手進行實驗和制作的習慣；他以弱冠之年留學美國，先學數學，物理，然後學哲學，涉獵邏輯學和心理學，他從小愛觀天像引導他走進天文學的門檻。他和朋友們節衣縮食辦起科學社和《科學》雜志，傳播科學知識。他一本正經地學音樂，學和聲，學對位法，學作曲。然後他從師歐美各國的語言學家，語音學家，他從遊學之初就萌發了歷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言的志向，並且以改革語文特別是書寫繫統為己任，他這樣做，是為著開發民智，拯救中華。接著他確定語言研究是他畢生的治學方向，他銳意研究國音國語統一和各地方言，他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實在這之前，他的文學翻譯和話劇活動，幾乎可以說都是圍繞著語言進行的，就連他的音樂作曲，也絕不是業餘愛好，而是跟語言學音韻學有直接的關繫。甚至他的業餘愛好(攝影)，那四千張珍貴的圖片，簡直就是一部形像化的民俗學記錄。
時空因素——也就是時代和社會環境把這個人文學者的一生分成兩個部分：前半生和後半生。前半生從出世到去國，經歷了四十六年(1892—1938)，主要活動場所在中國，其間有十多年留學美國，做留學生監督以及遊學歐洲；後半生從去國到辭世(1938—1982)，在美國僑居十五年(1938—1953)，然後在那裡定居(1953—1982)，其間兩度回國訪問(1973；1981)。
可以認為前半生任先生是重要的，因為他的主要業績是在二、三十年代這短暫的時間完成的：國語統一運動(今日可讀作推廣普通話運動)和方言調查，在他身上是辯證的統一。他參加了漢語標音符號繫統的創制，特別是國語羅馬字的制定是他獨立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從吳語開始的方言調查，開拓了一。他的主要音樂創作，包括那些當時廣為流行的大眾歌曲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藝術歌曲，像《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韻》等，絕大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寫出的。他的文學作品翻譯和話劇腳本主要是在此時問世的。他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的機構、方法和設想，都是這個時期奠定基礎的。總而言之，前半任先生治學的黃金時刻，這是毫無疑義的。
七七事變後，日寇由北往南，先後攻占北平(今北京)、上海、南京，迫使這位人文學者舉家遷徙，經長沙到昆明。戰爭奪去了他的一切：他的大部分書籍連同他辛辛苦苦親自修建的簡樸的房子沒有了，他苦心積累置備的研究儀器喪失了，更重要的是他進行田野作業的源泉地，不是淪陷在鬼子的鐵蹄下，就是生民塗炭，顛沛流離。連母語都受到威脅，何論研究?
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一個舉世聞名的語言學大師，竟然無法再進行他理想中的工作，其痛苦是後人無法想像的。然而他渴望工作。他不能放棄他的探索，他隻得尋求暫時的次等的選擇。他去了夏威夷大學教漢語，而前此他曾經委婉地拒絕過那裡的邀請。退而求其次。戰爭和動亂不能允許他照樣做他的田野工作。他下決心暫時去工作一陣，誰知這一去，就是整整一個後半生!
不任先生後半生沒有任何建樹。不，完全不。他在二次大戰爆發以後，特別是在珍珠港事變後，在語言信息和漢語教學中發揮了他的語言天纔，為正義戰爭作出了貢獻。他沒有直接參加戰鬥，也沒有投身社會革命，但他決不是立意逃避現實躲進桃花源去的“純粹”學者隱士。戰爭結束以後，他在前半生實踐的基礎上，歸納自己的語言觀點和教學經驗，也做了許多極有深度的著述。但遺憾的是他已多年遠離他研究的對像——中國語文，即離開了漢語的發祥地，生長地，發展地。他不能每日每時觀察它的變化，不能更加深入研究它的發展規律，更無法繼續他的未竟之業——方言調查，無法參與全民的“國語統一(推廣普通話)”的運動和語言文字規範化和術語標準化的工作，更不能參與整個民族的語文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的活動。對於一個從二十世紀開頭就懷著改革語文以促進民族復興大志的人文學者，這樣的境遇真是莫大的遺憾，而這遺憾絕非他個人的，而是我們民族的遺憾，更是學術上的遺憾。
戰爭結束後，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位哲人本來可以順利地回到他的鄉土，實際上他也作過回歸的打算，但這意願沒有實現；實踐走得太快了，一九四九年故國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倉促之間他很難理解。他一心追求學術上的真理，他很不情願參與政治，這就加大了他對社會變革理解的難度。他無法接受飛快發展的現實。接踵而來的朝鮮戰爭和“非美活動”，都使他感到困惑、迷茫和壓抑，於是我們這位可敬的學者，隻好在太平洋彼岸年復一年地觀望，躊躇，等待。他終於無可奈何地定居在美國(1953)。
他是真誠的，他是質樸的，他是勤奮的，他隻是一個平凡的人文學者。那年頭他不能理解故國，但故國理解他。然而理解又能怎樣呢?這片黃土地也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崎嶇的不平的彎路。盡管如此，這沃土，這沃土上的知識者，其中不乏他的學生，朋友，知音，以及那些高瞻遠矚的政治活動家，都在想念他，等待他，召喚他，因為他們理解他。而他呢?那年頭有人能洞悉他的心境嗎?他不感到寂寞嗎?他不感到飄零嗎?他不思念生他育他的沃土嗎?他會想起他常常提到的第六世祖趙翼那一聯絕句——“江山代有纔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嗎?他怎能忘懷一出娘胎便與他息息相伴甚至可以說與他融成一體的母語呢?……
然而哲人的心境像大海那樣的開闊，他仍然熱愛著生活，他仍然帶著無限的鄉情接待海峽兩岸過往的客人，他一點也不懈怠地在彼邦探索語言的奧秘。直到有一年，當他興致勃勃地去灌制一張吟誦《長恨歌》的唱片時，忽然悲從中來，泣不成聲，以致唱片也沒有灌成。這是哲人的“長恨”?是可望不可即的河山?是遠方的山山水水引發的nostalgia?也許直到那時他還不能理解他的故土，如果他能理解故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如果他能意識到他年青時日夜追求的民族復興此時已微露曙光，他會好過些，他的心中會更加充滿陽光……
一直到他去國三十五年後(1973)他纔踏進久別的故土，那一年是十年龍卷風中少有的甚至是平靜的一年，他見到了周恩來，見到了他久別的二女兒新那和她的丈夫黃培雲，他提名要見的所有親友都無一例外見到了——除了不在人間的以外，在這當中，在語言學領域共同奮鬥多年的摯友羅常培走了，在清華園國學研究院共事的陳寅恪也走了。那一年故國天空還是陰雲密布，然而這次歡聚畢竟在某種程度上多少抹去了遊子夫婦倆藏在心裡的壓抑之情，他們可以盡情地呼吸故鄉泥土的芬芳了。也許他們倆帶著一點歡慰混和著一點難以言說的心情離開他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沃土，回到了太平洋彼岸。八年後(1981)，當他再一次回國時，夫人楊步偉已作古了，此時他的故土陽光普照，新的時代開始了。他見到了鄧小平，他見到了胡喬木，他見到了他的學生王力，他的神交朋友呂叔湘，會見了學術界文化界的新老朋友……人們以景仰的心情和真誠的歡笑迎接了他。應當說，此時，不止故國理解他，他對這個故國也多少理解了。他一定是帶著希望和滿足的心情離別這片沃土的。故國的陽光燦爛吸引著他，他會不斷地回來的，可是，遺憾的是，僅僅一年後，他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永遠離開了他熱愛著的故土和思念著的故友，還有祖國的語言……
他走了。
但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他留下了許多創造性的精神產品，這些創造物包括文字制品和音像制品。無論就其涉獵的廣度，鑽研的深度而言，都是極有價值的瑰寶。由此可知，涵蓋這一切任全集》的面世，可說是當今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的盛事和大事。
計劃中任全集》將有二十卷，編輯出版這樣一套大書，自然難度很大：學科分布面廣，貫串文理；使用媒介多種多樣，其中文字作品有用中文寫成，有用英文寫成，有用符號(國語羅馬字，國際音標，還有其他標音符號)寫成，有作者自己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或改寫成中文，還有由別人翻譯成中文而經作者認可的以及未經作者認可的；已成書的分別在幾個國家和地區印行，未成書的或未發表過的手稿散處海內外學術機構或家屬親友手裡，收集起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至於音像制品(包括唱歌錄音，演說錄音，音標發音以及四千張攝影作品)更是洋洋大觀，幸賴趙家老少“總動員”全力支持，高新技術特別是數碼技術的采用，這纔減少了編印的難度。當所有這些技術上的困難得到適當解決之後，擺在主事者面前的更大困難，就是問世任全集》如何纔能夠全方位地按照原樣準確地表達出這位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的廣闊視野和學術成果，同時能夠反映出他的人文精神，高尚品格，科學頭腦和自由思想——而這正是編印全集的目標：它不僅保存珍貴的文獻資料，而且通過這些精神產品，讓後人尋出前人學術發展的軌跡，悟到學術未來發展的思路。
任全集》按照現在的設想，將出二十卷，附載若干個光盤。全集將以大約一半的篇幅(十卷)，突出表現作為二十世紀舉世公認的語言學大師的成任先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這樣的安排是符合實際的。從這十卷論著中，後人可以了解到這位非凡的語言學大師是在何等廣博深厚的知識基礎上從事語言學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的，他的獨立、自由、開放的學術精神，他對改革中國語言文字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他敏銳地吸收自然科學成果、歷史地動態地研究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凡此等等，必將對當今中國語言學學者的學術成長、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的學術界也必將因全集的出版而受益。
後十卷涉及音樂作品及論文，膾炙人口的文學翻譯，為哲學家羅素講演做的口語翻譯及有關論文，數十篇科普文章，博士論文，數種傳記，獨具特色的綠信，書信，音像制品等，其中十分寶貴的是他完整無缺的七十六年的日記。這十卷的內容展示了這位語言奇纔是怎樣把他的智慧擴展運用到音樂創作、文學翻譯等藝術領域的；展示了他的博學，他的勤奮，他的淡泊，他的豁達，他的幽默，他真摯的友情和溫馨的親情。總之，讀者從中可以盡覽這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傑出的人文學者的豐富人生，他的真實的心路歷程和充滿活力的創造精神。
今天，一個新的世紀又開始了，中國人帶著民族復興的希望和信心跨進了新世紀的大門。人類社會的進步離不開人文精神的滋養，把上個世紀學術大師們的學術遺產完好地保存下來，傳承下去，是出版界的責任與使命。而今二十卷任全集》的出版堪稱中國學術界的大事，出版界的盛事，必將會為繁榮學術、建設文化做出重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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