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章 周初詩篇創作考

一、《大武》樂章用詩考

二、《大武》制作、演出時地

三、《周頌》中的其他周初詩篇

四、其他文獻記載的周初篇章

五、結論

第二章 詩歌的歷史記憶何以從周初開始

一、關於“六代之樂”

二、“六代”古樂的主題

三、《大武》樂章：三百篇的開始

第三章 康王至昭穆之際的詩篇創作

一、康昭時期詩篇征考

二、昭穆之際與南方戰爭相關的詩篇

三、“定禮樂”的詩篇

第四章 西周穆王朝的詩篇

——以大祭祖先為中心的創作高漲

一、《周頌》中穆王早期的詩篇

二、《雍》、《載見》、《烈文》三詩為同一祭典樂歌

三、與“闢雍”相關的詩篇

四、祭獻文王的篇章

五、岐山祭祖的詩篇

六、穆王時期其他詩篇

第五章 周恭王時期詩篇

一、周恭王時期雅頌創作

二、其他《大雅》篇章

三、《商頌》作於西周中葉的證明

四、與周公遭遇有關的《豳風》篇章

第六章 傳統的反觀與文學視點的轉移

——西周中期詩篇創制的巨變

一、祭祖：頌歌獻給誰

二、舊禮維新：“禮樂”的生成

三、視點轉移與文學新境的發端

第七章 宣王朝詩篇的世俗化傾向

一、宣王時期的詩篇考訂

二、貴族的戰爭詩篇

三、王朝禮樂也在延展

四、詩篇主題向世俗的遷延

五、“詩人”出世

第八章 兩周之際大小《雅》的哀怨詩篇

一、厲、幽時期的詩篇

二、“二王並立”時期的詩篇

三、平王朝的詩篇

四、兩周之交其他篇章

五、衰世詩歌的新變

第九章 “采詩觀風”下的新詩潮

一、禮樂大權的旁落與“采詩觀風”的高漲

二、采詩：文化的成功

三、“風詩”篇章年代的征求

第十章 風詩的新境

一、遼闊久遠的文化視域

二、采詩：對禮樂文明的堅守與突破

三、風詩的藝術

附錄斷代結果摘錄

作品年代的判斷，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詩經》研究也是如此。

具體說，此書由兩部分構成：《詩經》作品斷代和建立在斷代認識之上的創作演進過程的討論。書名“《詩經》的創制歷程”，以此。

《詩經》作品斷代研究，前人已經做了不少工作。那麼，此書在這方面又有什麼新的內容呢？

美國學者夏含夷先生在其《古史異觀·略論今文〈尚書〉周書各篇的著作年代》中，曾使用“歷史語言學非常重要的一支……古文字學”，亦即用比較“西周時代和東周時代相對的語言用法”來判斷《尚書·周書》各篇的年代，具體說是以青銅器銘文語詞的變化為基準，對相關《尚書》篇章中的一些實詞、虛詞進行對比，從而判斷其年代。該文因使用金文資料有局限，某些具體結論或可商榷，然其使用的方法卻十分可取。這一方法，使得《詩經》斷代有了更多、更客觀的依據。

社會生活的變化，必然表現在一些新語詞出現上。以今天語言變化的例子，可能更容易明了其中的道理。像“改革開放”這樣的詞語高頻率地出現在各種文件中，一定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一兩年纔開始的；像“埋單”、“搞定”等詞語頻繁出現在各種書面語中，也不會早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進入九十年代以迄今日，各種進入較為正式的文字書寫中的新語詞，同樣也不少。語法也同樣如此，曾記得“走向輝煌”這句話剛在電視節目中出現時，有老前輩就覺得它不合語法，而今日卻習以為常、“很合語法”了。今天如此，古代又何嘗不然？西周近三百年，社會變化異常劇烈，今所能見有文字的西周青銅器物數以萬計，其中的長篇或較長的篇章數以百計；後者為觀察西周數百年間詞語、語法的流變，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舉例而言，《詩經》雅頌篇章表達祝福之意時，常用“子孫”、“子子孫孫”如何來表達，金文中這類語詞的數量就更多了。然而《詩經》有些詩篇，如《大雅》和《商頌》的一些篇章，同一祝福之詞卻不說“子孫”，而言“孫子”。筆者查《殷周金文集成》和《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所有出現“孫子”或者“孫孫子子”及“世孫子”和“百世孫子”的銘文，共五十餘篇，其中可確定為西周中期的竟有二十餘篇，接近一半。此外，早期有，晚期也有。屬於晚期的那些銘文，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一篇鑄在不同器物或同一器物不同部位的銘文，這裡的說“孫子”或“孫孫子子”，那裡的卻說“子孫”、“子子孫孫”，十分隨意。嚴謹不爽的“孫子”、“孫孫子子”隻有西周中期。至於那些被學者標為“早期”的篇章，若從器物形制和金文字跡等推求其時間，其時間又大致接近中期的昭王時期。所以，大體而言，“孫子”和“孫孫子子”這一變化的語詞，其流行應始於昭穆之際。據此，就可以將某些出現這樣語詞的詩篇年代，確定在相同時期。

過去，判斷《詩經》作品年代，或據文獻記載的已有說法，或據篇章本身透露的時代信息，或依作品的風格等。這些方法當然有效，可局限也不小。首先，詩篇流露的時代信息往往模糊，容易導致判斷偏差。其次，以作品風格斷定其時間，又易流於主觀、籠統。再次，據相關文獻的成說，一是記載稀少，二是不同文獻記載矛盾（如《小雅·常棣》篇的年代在《國語》、《左傳》就有不同說法），三是說法未必可信。然而，利用金文所提供的一些語詞作為斷代的參照，相對而言則要客觀得多。寫作一篇文獻使用語詞，會不自覺地遵循當時的規則和習慣，就是說，某些實詞、虛詞和語法，必定帶有某一社會時段的痕跡。於是一篇文獻的語詞語法，就猶如一個人的指紋那樣，對該人的身份有明確的指證作用。此外，金文語言材料，因其書寫材料限制，不易改變，且一般而言，金文寫定後不久就被埋入地下，後人也無法做文字改變，所以，金文在顯示西周語言狀況方面，是真正的一手材料，能顯示當期語言流變的情況。本書為《詩經》篇章斷代，並不舍棄舊有的做法，隻是增用金文語料做詩篇斷代的參照。新增辦法雖然不多，然而在不少詩篇年代判斷上，卻很讓人有路途寬敞的感覺了。

此書斷代的結論是這樣的：《詩經》創作大致經歷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兩周之交和春秋四大階段。早期詩篇創作數量遠不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多，今天能見到的早期篇章隻有保存在《周頌》中為數不多的幾首，此時大小《雅》篇章創作還沒有開始。大量詩篇出現為西周中期現像，從周穆王到周懿王的數十年間，伴隨禮樂的革新，詩篇創作也有一個高潮期。這也是一個被長期忽略的《詩經》創作高潮期。接踵而來的高潮期出現在兩周之交。這一高潮期又由如下幾個創作波峰構成：首先是周厲王時期，其次是宣王時期，再次是夾在兩周之間為期十餘年的“二王並立”時期，後《小雅》創作結束於周平王中後期；其中宣王和二王並立兩個時段，詩篇創作多。後是春秋時期“十五國風”的采集加工，其高潮期大體與“春秋五霸”相始終，但晚的一兩篇問世卻要到春秋後期的周敬前519—前476年）時了。

為《詩經》作品斷代，還關乎對西周禮樂文明建構過程的認識。都知道《詩經》三百篇是我們這個文化人群創建自己精神傳統時的歌唱，是古典文化奠基時期的經典，表現了那個重要時代先民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狀態。然而，兩周為期五百年左右的“詩經創作史”，正是古典文化精神不斷演進、不斷豐厚的嬗變史，這演進、豐厚與嬗變，與當時歷史的重大變化息息相關。或者說，《詩》的創作，是先民突破嚴重歷史瓶頸、解決重大生活困境時迸發的激情，發出的心聲。進行斷代，實際是恢復詩篇與當時歷史情景之間的固有關聯，從而觀察到先民建構生活、建立文化傳統時所展現的創造纔情。斷代的發現，還不止於此。詩在當時是演唱的，就是說《詩》是“禮樂”的有機部分，為演唱而作的詩篇，也連帶著當時的禮樂創制，詩篇其實是禮樂的內核，因為禮樂的精神內涵，需要詩篇的“歌以發德”。要深入研究禮樂的文化特質，需要研究《詩》、研究《詩》篇具體創制時的生活情境，如此，纔可能避免平面、靜態地談論禮樂。

為《詩經》作品斷代，發念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動筆寫作始於那個遠去的“非典時期”。今日能夠完成，要感謝老師啟功先生、聶石樵先生、王寧先生的指導和提攜。此書能出版，還要感謝中華書局的祝安順、葛洪春編輯。

後，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