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傅璇琮）

導 言
第一章  江湖詩派的形成
一、社會因素
二、文學因素
三、個人因素
第二章  文化傳統的傾斜
——江湖謁客的生活形態及其他
一、問題的提出
二、非官非隱階層的出現
三、詩的地位的變化
四、行謁的價值落差
第三章  主題取向
一、憂國憂民之懷
二、行謁江湖之悲
三、羈旅之苦
四、友誼之求
第四章  審美情趣
一、纖巧之美
二、真率之情
三、俗的風貌
四、清的趣味
第五章時空與意像
一、時空形態
二、意像結構
第六章詩歌淵源
——關於江湖詩派學晚唐的若干問題
一、“晚唐”的時間界定
二、“晚唐體”的範圍
三、許渾的意義
四、對晚唐體的價值體認
五、江湖詩派學習晚唐的目的
第七章江湖詩品
一、論劉過詩
二、論姜夔詩
三、論戴復古詩
四、論劉克莊詩
五、論方嶽詩
附錄一江湖詩派成員考
一、傳世各種江湖詩集中詩人總數之統計
二、江湖詩派成員考
三、不屬江湖詩派之人員考略
四、總結
附錄二南宋江湖謁客考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二、行謁的內容和方式
三、謁客階層的形成
四、謁客的出現與幕府、薦舉制的關繫
五、當世顯人和謁客自身對行謁的態度
六、江湖謁客的認識意義
附錄三江湖詩禍考
一、詩禍發生的時間
二、詩禍發生的原因
三、詩禍所涉及的人員
四、詩禍的後果及其影響
附錄四《江湖集》編者陳起交遊考

主要征引文獻
後記
再版後記

序（傅璇琮）
這部《江湖詩派研究》原是張宏生同志的一九八九年博士畢業論文。論文答辯的時間原定於六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勛初先生的邀約，作為論文答辯委員，閱讀了正文的大部分章節。但說也奇怪，那時雖然也安下心來讀了，但卻如四靈之一的趙師秀詩中所說，“慷慨念時事，所惜智者昏”，我當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卻也昏昏，現在回想起當時的讀後感，竟茫茫一片。時隔數年，這部論文現在作為專著，在我工作的中華書局出版，我這次確實是靜下心來通讀了全部校樣，竟如同讀一部從未寓目的新書一般，感到既陌生而又親切，並驚異於論文作者在幾年之前對文學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的程度。
我之所謂對文學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於陳寅恪先生所說的“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說，要對於“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須“完全明了”，這樣“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先生這裡說的是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研究的態度，我覺得對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應有此種“通識”。
對江湖詩派之際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庫提要》，及一些詩評家（《雨村詩話》），無不以尖刻的詞句，加以譏刺甚至辱罵，什麼“江湖諸人纖瑣粗獷之習”，“江湖末流寒酸纖瑣”，“江湖一派以纖佻為雅秀”，“油腔腐語，編湊成集”，等等。古人的這些評論，似乎還影響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著作。這些評語，其語氣似頗為尖銳，實則仍不免失之於隔閡膚廓。
本書卻不然，對於環繞江湖詩派的種種問題，均力持客觀分析的態度。作者對江湖詩派的研究，有一個總原則，這就是書中所說的，“南宋中後期出現的江湖詩派，不僅是一種文學現像，而且是一種社會現像和文化現像。因此，研究江湖詩派，也應將其置於一定的社會、文化範圍中去考察”。這就是說，對江湖派詩人在南宋中後期所表現出的特殊生活方式，這一詩歌流派的特殊風格，都應放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中去加以體認，這就有可能超越於某些傳統觀念的個人感情好惡，使人們可以真正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同上陳寅恪語）。
如江湖詩人的所謂謁客身份，書中不僅在正文中專闢一章，即第二章《文化傳統的傾斜》，作專門的論述，還在附錄中以大量材料，分類考析行謁的內容和方式，謁客階層的形成，謁客的出現與幕府、薦舉制的關繫，當世顯人和謁客自身對行謁的態度。不知他人讀後感覺如何，我個人，學句時髦話，是讀得非常過癮的。從來還沒有把江湖詩人的謁客身份如此詳細地討論過。行謁的直接目的當然是乞錢，但為什麼到南宋中後期在詩人中竟形成如此一個群體，以致可以說是一個階層，這之中究竟有什麼社會原因？行謁對當時的詩人心理產生哪些失衡，他們又是作出怎樣的努力使之平衡？書中都有不少有趣的描述。由此，人們就自然而然地同意作者這樣的結論：“由於江湖謁客的出現是南宋社會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他們身上所反映出的諸特點，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面加深對宋代、尤其是對南宋社會的理解”；“以往學者研究宋代知識分子，往往隻注意了其正面形像，而經常忽略那些與宋代正統的文化精神相悖的部分。我們的探索便是試圖彌補這一缺陷，以期加強對宋代知識分子的全面理解”。
當然，江湖派畢竟是一個詩歌流派，我們的研究最終還應落實到文學的分析上。書中並未忽略這一點，而是著重在這方面花了力氣。書中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別就主題取向、審美情趣、時空與意像、詩歌淵源，以及代表詩人的作品評介，作了極為全面的稱得上是美學的考察。我說是美學的考察，是說書中對作品的分析並不停留在一般的詞句鋻賞上，而是對作品如何表現詩人的內心世界作既細膩又宏觀的深切體認和整體把握，是一種與讀者的詩情交流與理性共識。如過去一直以為江湖詩人隻追求纖巧，被人譏議為瑣屑甚至卑下。確實，江湖派詩人的境界是有狹窄的弊病，但正如作者所說，對此應作具體分析，不要僅作簡單的價值評判。書中論這些詩人由於在藝術追求中往往把眼光投入瑣碎的生活片斷，視野不免局促，就使整體上缺乏超越性，但從具體藝術美感來說，這種追求仍有其不可代替的魅力，由於形像更加直觀，感覺更加細膩，就從而在常見的物像中，進一步挖掘出清新自然之美。書中又論到，江湖詩人到處遊謁，不遑寧居，因此對於時間的流逝，往往別有一種敏感。書中第三章“羈旅之苦”一節，寫到這些詩人由於經常處於羈旅漂泊之中，因此最為刺激他們心靈的，莫過於清晨和深夜。書中指出這一點，並由此而展示江湖派詩人獨有的審美情趣與藝術取向，論述頗富新鮮感，足以見出作者藝術觸覺之細致與敏銳。
根據書中所考，可以列為江湖派詩人的，有一百三十八個。當然，具體哪些詩人是否真正屬於這一詩派，還可討論，但不可否認，這麼多詩人組成一個流派，而前後活動期又在半個世紀以上，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即使算不上絕無僅有，也是極為少見的。過去的一些論著，往往說他們隻管個人瑣細的眼前利益，而不關心國家大事，實際上評論者沒有看到當時的國家所給予這些詩人的是怎樣一種重壓，江湖派詩人的心靈創傷不僅來自於生活貧困所受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來自於這一時代和社會的令人窒息的壓力。
本書作者認為江湖詩派的形成當以嘉定二年(1209)劃線，這年陸遊去世，《江湖集》編印面世。此說是言之成理的。而可以注意的是，在此以後，正是南宋軍事、政治、經濟全面惡化直至最後崩潰的時期。開禧二年(1206)伐金失敗，標志南宋政權直線走向衰亡年(1208)三月宋金和議，宋朝廷承受了改金宋叔姪為伯姪的屈辱，而且大量增加給金朝的歲幣，使得本來就十分嚴峻的財政危機更加速發展。嘉定和議簽訂僅六年，宋金又發生秦州之戰，又四年，金南侵，宋下詔伐金，此後一直到金為蒙古所滅，宋金戰爭不止。紹定三年(1230)，蒙古軍攻破南宋劍外和州，四年，攻破四及沔州。紹定六年，南宋和蒙古聯合滅金；金亡後，強大的蒙古國即成為南宋的直接威脅力量。不久，蒙軍攻入四川，端平二年(1235)，蒙軍又舉兵南下，攻破唐州、信陽，第二年，入襄陽年(1241)，蒙軍占領四川大部。蒙古國的鐵騎步步進逼，在軍事上完全掌握主動，南宋隻是一個等待被吞食的弱獸。可以想見，這樣的一種惡劣形勢，持續半個世紀，對人們，特別是對下層士人，會造成怎樣一種憂郁壓抑而又驚惶不定的心理。
大量軍費開支，以及戰爭的直接破壞，使南宋社會矛盾更加嚴重。吳潛在端平年間曾上疏：“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畜，掃地殆盡。”（《許國公奏議》卷一《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徐鹿卿於淳祐中(1241—1252)赴任建康，歷述所走過的南康、池陽、太平等地，“流離殍死，氣像蕭然”（《清正存稿》卷一《奏乞科撥籴本賬濟饑民札子》）。嘉熙、淳祐間，杜範上疏，說東南一帶，已是十室九空，“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裡；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宋史》卷四〇七杜範本傳）。老百姓處於這樣的水深火熱之中，而宋朝廷仍橫征暴斂，江湖派的代表詩人劉克莊，在他擔任官職時曾說：“夫財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無所不至。”（《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九《乞免循梅惠州賣鹽申省狀》）應該說，劉克莊是一個盡職的官吏，他在居官之日，曾多次為當時的財政困窘提出解決的辦法，如文集卷五一《備對札子》建議“罷編戶和籴之擾”，以為是“裕國寬民之要方”。在這一札子中，他又激烈地指責“顓閫之臣，尹京之臣，總餉之臣，握兵之臣，擁麾持節之臣，未有不暴富者”；又說：“昔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聚像犀珠玉之好，窮聲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則多積塢中之金而已，至於吞噬千家之膏腴，連亙數路之阡陌，歲入號百萬斛，則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當然，他針對此而提出的“追大吏干沒之贓”的措施，也與上面的“罷編戶和籴之擾”同樣，根本未能行通。
我在這裡舉劉克莊的例子，是想說明江湖派詩人並非天生不關心政治，相反，他們中有好幾位，在居一定官位時對朝政的腐敗是慷慨陳辭，而處於平民百姓時也曲折地表達對世事的憂慮和憤慨。但政治迫害（如江湖詩禍）和社會黑暗使他們對現狀起一種冷漠感。這使我想起陳寅恪先生《讀吳其昌撰梁啟超傳書後》一文。他說梁氏死後，“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實則這五十年來中國之政治，極丑怪之奇觀，而梁氏“少為儒家之學”，“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因此不免對政治總要介入其間，故雖“高文博學”，而終不能安心於學問。最後寅恪先生深致感喟：“此則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我覺得，造成江湖派詩人對世事之冷漠，也正是這一時代、社會之不幸，而不能苛求於詩人本身。關於這一點，書中也有較好的闡述，我隻就平日讀書所及，略作些許補充。
我還想說的是，張宏生同志在《後記》中特別提到導師程千帆先生治學對他的啟發，說：“程千帆教授的治學，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並重，背景探索與作品本身並重。研究問題時，往往從某些具體對像入手，然後從中抽像出一些規律來，尤其注重對作品本身的體驗。”關於千帆先生的治學成就，周勛初先生在《〈古詩考索〉讀後記》中已有很好的闡述，我這次重讀勛初先生這篇文章，又讀了千帆先生的《閑堂自述》，對程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治學思路有進一步的體會。
一九八三年，我與程先生一起在桂林參加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項目基金資助評議會，就在那次會議上，程先生提出他的“唐宋詩歌流派研究”的計劃，我即從心底裡欽佩程先生的識見與魄力。程先生很早就提出“將考證與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的治學路數，而“唐宋詩歌流派研究”正是這一治學思路的進一步發展與具體落實。莫礪鋒同志的《江西詩派研究》，蔣寅同志的《大歷詩風》，和張宏生同志的這部《江湖詩派研究》，在千帆先生的指導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正是很好地體現了《閑堂自述》中的學術概括：“在詩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夠做到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並重；背景探索與作品本身並重；某一詩人或某篇作品的獨特個性與他或它在某一時代或某一流派的總體中的位置，及其與其他詩人或作品的關繫並重。我寧可從某些具體對像入手，然後從中概括出某項可能成立的規律來，而不願從已有的概念出發，將研究對像套入現成的模式，寧可從具體到抽像，從微觀到宏觀，而不是反過來。在歷史學和文藝學這些基本手段之外，我爭取廣泛使用其他學科的知識，假如它們有助於使我的結論更為完整和正確的話。”
我有一種感覺，千帆先生提出的“唐宋詩歌流派研究”，以及莫、蔣、張三君體現了千帆先生治學思路的這三部著作，將在我國的古典詩歌研究學術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義及經驗必將日益為學界所認識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幾位國學大師的教益，“厚德載物”，他的學問基礎的深厚即來自淵遠流長的傳統。而程先生在此後又逐步接受了科學的世界觀，並且恰切地運用了中外關於研治人文科學的新理論，這樣他就在傳統的治學路數上融彙入現代科學的成果。特別是他在七十年代後半期直至現在，他的傳統與現代科學成果結合的治學思路已較原來的考證與批評結合更富時代性，在學術層次上更有所發展。這不但體現在程先生近十餘年來問世的幾部專著上，也表現在他與勛初先生一起，陸續培養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幾位博士、碩士研究生身上，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學研究那種溝通古今、融合中西、於嚴謹中創新的極有生氣的學風。我由此又想起王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去清華大學學派時的一段話，他說：“清華這一學派的主要特點是對傳統文化不取籠統的‘信’或‘疑’，而是在‘釋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當時情況的解釋。為此必須做到中西貫通，古今融彙，兼取京派和海派之長，做到微觀和宏觀的結合。”清華的這一學風，是由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等學者的長期積累而逐步形成的，這已是我國現代學術思想上一項極可珍貴的財富。不知怎麼，在想到這些時，聯繫現在的古典文學研究，我就不禁聯想起程千帆先生，想起他的傳統與現代科學成果相結合的學術道路與治學經驗。薪傳不息，我們民族的學術發展必將應上古代學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謂盛德。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甲戌歲旦
於北京六裡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