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上篇 “三農”問題
我做“三農”研究，是從蘆城開始的... 2
關於加速農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問題... 13
包產到戶問題應當重新研究... 22
關於棉花政策的若干問題... 29
再論棉花政策問題.... 42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基本經驗及其對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 54
農業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 76
農業要警惕再走扭秧歌的老路... 87
走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困境 ...103
中國“三農”問題的由來和發展前景...111
破除結構體制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138
縣域現代化的中國意義
    ——晉江模式發展30 年改革調研... 150
把東北平原建成中國未來的大糧倉...165

中篇 社會結構問題
轉型時期農民的階層分化
    ——對大寨、劉莊、華西等13個村莊的實證研究... 178
21 世紀中國的社會結構
    ——關於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 199
當代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分析... 216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流動... 230
農民工問題要從根本上治理... 252
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變遷60 年... 269

下篇 社會建設問題
經濟和社會要協調發展... 298
關於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309
新階段社會建設的核心任務：社會結構調整... 330
中國已經邁入以社會建設為重點的新階段... 348
社會建設就是建設社會現代化.... 357

序
文/郭書田（原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
我與陸學藝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認識了，學藝同志離開我們也有6年了，感嘆時間過得好快，但我與老陸的情誼是長存的。前不久，受陸學藝社會學發展基金會的邀請，為即將由三聯生活書店出版的《陸學藝文萃》這本書寫序，我欣然接受了！因為，在學藝去世不久（2013年5月13日），就連續出版了兩本他的文集，一本是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2013年5月），另一本是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建設》（2013年8月），三聯生活書店出版的這本是他去世後正式出版的第三本文集了。雖然前兩本文集也是在他去世後出版的，但是，前兩本文集裡的文章都是他自己選定的，尤其是《“三農”續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研究》，他事先自己還寫了導言和後記。《陸學藝文萃》中選定的文章雖是未經他親自選定的，但是，文章的分量都是很重的，我看過編輯稿後使我
印像十分深刻。
印像深刻之一，這部文集分為三個部分，部分上篇是“‘三農’問題”、第二部分中篇是“社會結構問題”、第三部分下篇是“社會建設問題”。上、中、下篇的內容正是他一生學術生涯著述的“書膽”。他是學哲學的，有較好的理論功底，起家是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後來轉向了社會學研究領域，關注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社會結構，關注增進民生福祉的社會建設等問題的重大理論和
實踐問題。
印像深刻之二，上篇“‘三農’問題”選篇多，涉及13篇。“三農”問題，自始至終貫穿老陸的學術生涯，是學藝從事學術研究的起點，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終點，在他的學術著述中所占據的地位重。這本文集選定的“‘三農’問題”的文章，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實踐價值。例如，篇《我做“三農”研究，是從蘆城開始的》，文中論述了他研究“三農”問題的實踐起點、思想起點、問題起點、需求起點，蘆城是老陸研究“三農”問題解剖的隻麻雀。這篇文章對於後人研究陸學藝“三農”思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二篇《關於加速農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問題》，這篇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根據多年的農村實踐調查所積累的資料寫就的，文章當中提出的不少觀點被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臺的農業文件采納，是重要的改革史文獻。後面選定的文章也都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代表不同歷史時期關注“三農”領域的突出問題，並提出切實可行的良方。後一篇《把東北平原建成中國未來的大糧倉》，是他在2012年夏考察黑吉遼等地產糧區後，向中央建議要把東北平原建成中國的大糧倉，確保中國糧食安全。這也是他一生中後一篇“三農”力作，他提出的觀點已變成了現實。從文集部分選篇的文章內容可以看出，他始終把“三農”問題作為研究重點，這是他的特點。懷著對中國農民的深厚感情，以社會學前輩費孝通先生為楷模，不遺餘力地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幾乎跑遍了祖國各地，在占有大量而真實鮮活的材料的基礎上，將其上升為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為中央決策提供了依據，很多意見被采納。他是農民的兒子，勵志當一名“農業經濟學家”，他深切了解農民疾苦，寫“三農”的文章多，貢獻也，無愧是中國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
印像深刻之三，第二部分中篇“社會結構問題”與第三部分下篇“社會建設問題”，篇數不多。不過，如前述說，“三農”問題、“社會結構”“社會建設”是他一生學術生涯著述的“書膽”。也就是說，在他的學術生涯中，這三塊缺少哪一個都不能完整地構成陸學藝學術思想。他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副所長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任所長，掌握了調查研究這個社會學的看家本領，順利地走上了社會學研究這個新崗位，而且，像研究“三農”問題一樣，不久就嶄露頭角。例如，中篇“社會結構問題”選定了《轉型時期農民的階層分化——對大寨、劉莊、華西等13個村莊的實證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十大階層分析》等文章，這些關於中國階級階層文章的分析，正是他敏銳地洞察到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社會階層的變化，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做出客觀判斷，取得了社會階層研究的重要成果，為研究和制定符合不同階層利益的方針政策起到了積極作用，無愧“陸階層”的稱號。第三部分下篇“社會建設問題”，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以及“社會建設”概念後，他開始關注的議題，也是他辭世前近10年時間（2004—2013年）研究的重要問題。他通過長期調查研究，觀察到中國隻顧經濟的快速發展，忽視社會發展而導致社會建設嚴重滯後的問題，已經造成了經濟與社會建設嚴重不平衡、不協調。因此，他主張亟須調整社會結構，加強社會建設，彌補社會建設滯後的短板，促進經濟、社會均衡發展。他提出社會建設就是建設社會現代化的重要論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布局中的“社會建設”指明了實踐方向，為中國社會建設的理論研究指明了學術方向。
《陸學藝文萃》選定的這些文章，抒寫了新中國70年社會發展的光輝歷程，反映了改革開放40年社會之變遷，凝聚著陸學藝學術思想的結晶，他必將為中國“三農”問題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學學科體繫的創造性發展提供重要理論支撐，必將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發揮更大作用。在這裡，我有一個倡議，要向學藝同志學習，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武裝頭腦，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大變革中，勇做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的貢獻者，勇做新時代黨和政府資政決策的建言者，勇做新時代造福人民福祉的實踐者。
學藝的這部文集所選定的文章，無不與時代脈搏相通，無不與人民根本利益相符，無不與黨和國家需要相容，是中國“三農”問題研究領域、社會學界、經濟學界的重要的文化遺產，請讓我們共享這些遺產！
 

我做“三農”研究，是從蘆城開始的

【此文是陸學藝先生回顧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54個年頭，於2012年5月寫就的。蘆城是陸學藝先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的個起點、解剖農村的隻麻雀。陸學藝先生在文中詳盡論述了其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後與蘆城發生的緊密關繫，以及後者經歷的深刻變化。在蘆城的體驗對於陸學藝先生成為著名的中國“三農”問題專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58年8月，北京大學哲學繫響應黨中央號召，全體師生到北京郊區大興縣開門辦學。我們二年級被安排在蘆城，全體同學和馮友蘭、張岱年、周輔臣、李曰華、李世繁、顏品忠等老師，都住到老鄉家裡。張秀亭、李發起、陳瑞生、牟忠鋻、馮增銓等在西蘆城；李德順、賈信德、李志平、林鴻復、張德纔、包紀耀等和我住在東蘆城。我和黃福同、陳文偉住在盛洪奎家裡。盛家有個小院，三間朝南的瓦房，用籬笆和老盛家隔著，是典型的北方農舍，中間是門廳，東西兩房，靠窗戶是土炕。我們去後，盛家夫婦和三個孩子都住到東房去了，騰出西房給我們三個人住。在盛家，我們一直住到第二年5 月回校，前後8 個多月。
1958年是“大躍進”的年代。我們到了蘆城，不上課了，就跟著社員下地干活，與農民同喫同住同勞動。到了8月下旬，縣裡響應辦人民公社的號召，決定成立黃村人民公社，把黃村鎮周圍的幾個小鄉的農業合作社合並成一個數萬人的大公社。8月下旬的一天，黃村公社在黃村鎮舉行了隆重的有萬人參加的黃村公社成立大會。我們跟著社員一起參加了大會。與此同時，各村辦起了公共食堂，我們也和社員一起同喫大鍋飯。東蘆城大隊的生產隊，辦了一個食堂，設在一家較大的四合院裡，搭起了蘆席棚作食堂，每日三餐，100多人就在這個食堂裡用餐，一般是一家一個炕桌。我們幾個同學另放了幾個小桌和他們一起喫。社員大鍋飯是不交糧錢的，真的實行著“鼓足干勁生產，放開肚皮喫飯”。我們把助學金中1的飯費都交給食堂了，還派了戴鳳岐等幾個同學進食堂做飯。蘆城這裡出產京西稻，中午主食是大米飯，菜肴並不好，但大米飯香噴噴的，我們可以放開喫。早晚是棒?粥和窩頭。食堂開辦時，糧食是充足的，副食有些困難，要隊干部和食堂人員操心籌措。傷腦筋的是燃料，做大鍋飯菜，靠原來一家一戶時燒的秸稈柴草是不行的，也不夠，要燒煤，就會有一大筆開支。以後經費供不上了，就砍樹燒。蘆城是平原，沒有樹林。實行了公社制，一切歸公了。開始砍的是各家門前屋後的大樹，以後連中等的樹也砍來當柴燒了。為什麼20世紀60年代以後，各地、各村的大樹都沒了，辦公共食堂是一個重要原因。
辦了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蘆城分為東蘆城、西蘆城兩個大隊。東蘆城下設三個生產隊，大隊長是楊國維，支書是劉洪彬，我的房東盛洪奎是副大隊長，生產隊隊長是楊鳳海。開始時，會還不多，我們常常就隨楊鳳海隊長下地干活。1958年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年頭，全國各地都大力宣傳“鼓足干勁、力爭上遊”，貫徹總路線的精神，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都很高，莊稼長得很好。但是，自從辦了人民公社，喫了食堂，特別是到了收秋時，收獲的稻子都往生產隊集體的場上堆放，碾出來的大量稻谷都往公社糧庫裡交，稻米都往公共食堂裡送。年初合作社定的勞動工分分配方案沒人提了。社員問干部：“年終怎麼分配？”隊長和會計也不知道，隻說要等上面來的指示。這時，報刊上、廣播裡都在宣傳要實行供給制，有的說要實行供給制加工資。有人算過，這點生產，除了喫喝，每個工作日（10個工分）隻能分4角錢。眼看著自己的辛勤勞動沒有了指望，而且也不知道今後的“政策”會怎麼樣，社員們的生產積極性就像洩了氣的皮球，漸漸地降了下來。隻有盛洪奎、楊鳳海這些大、小隊干部，他們是黨的積極分子，堅信黨的路線和政策，所以還是每天早出晚歸，領著社員在田裡干，但是，社員們已經無心干活，消極怠工的人越來越多。蘆城的田多，莊稼長得又好，1958年秋收拖得很長，到霜降了還有不少稻子在田裡。公社、大隊的干部都急了，下令要各個生產隊挑燈夜戰，抓緊秋收。我們這些大學生，是大隊、生產隊裡的積極分子，干部指到哪裡，我們也跟著干到哪裡。那些日子裡的連夜收割稻子，我們也都參加了。但因為多數社員消極了，割稻的進度還是很慢。隻要主要的干部不在場，干部前腳走，就有人喊“歇著了”，大伙坐的坐，躺的躺，不干了。夜戰時，干部們開會去了，大伙干脆就在地裡睡覺，估摸著干部開會快散了，再起來裝模作樣地割幾刀，等著干部來喊收工。1958年是個豐產年，但沒有豐收到家。為什麼1959年春天以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喫不上飯了，就是因為1958年秋後大“政策”變了，社員消極怠工了，豐產沒有豐收，很多糧食被糟蹋在地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這些關於政策方面的因果關繫，是後來纔弄明白的。當時，我們並不懂。我們親歷了農村轟轟烈烈成立人民公社前後的全過程，許多經歷至今記憶猶新。
1959年5月，根據學校的安排，我們回學校了。在蘆城我們住了8個月，同房東、干部、社員朝夕相處，混得很熟了，臨走時，大家依依不舍。頭天晚上，在一隊的公共食堂裡，干部和一部分社員設宴歡送我們，相互有說不完的話，喝的是白藷干酒。我是一隊學生組的組長，代表“北大學”的和他們干杯，盛情難卻，一碗又一碗，直到喝醉，是同學把我架回房東家的。第二天校車來接時我還沒有醒，還是被同學抬上車的。
1959年鼕天，學校派我們再次到蘆城，參加農村正在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不是全繫去，隻派了少數教員和幾個班級的學生去。我們年級的同學還是在蘆城。我這次和牟忠鋻等住在西蘆城大隊西邊的李春生家裡。這時已經是鼕季，地裡沒有什麼活了，同學們主要參加各種會議。班上派我和姜宏周到西蘆城大隊去當秘書，主要是幫助黨支部書記常福海做些工作。常福海同志是土改中培養起來的干部，所以對東、西蘆城都很熟悉。公社化後擔任西蘆城大隊的支書，有工作能力、有經驗、有辦法，在當地上下很有威信。和他共事幾個月，與其說是我幫他工作，不如說是他幫助我更為確切。他很健談，我們常常在大隊部談話到深夜。既談公社建立後的多種工作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事，也談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後土改和合作化的各種變化和問題。實在說，我對農村的認識是從他的介紹和講解開始的。而且從這次共事後，我們成了朋友。之後，我每次到蘆城，件事必定是要先去找他。他教給了我很多農村的知識。
1961年3月，中共中央“農業六十條”出臺。北京市派副市長王純帶了一個10多人的工作組，下到大興縣，做貫徹落實“農業六十條”的宣教工作。北大哲學繫派楊光明、陳瑞生和我參加工作組。到了大興，工作組分派我和楊光明兩人在簡報組。那時，白天工作組的領導到各公社和大隊宣講“農業六十條”，並接著開座談會，聽取當地干部和社員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晚上，王純副市長和農工部的領導聽彙報，我和楊光明等在會上做記錄。彙報會常開到深夜。會散了，我們兩人還要寫簡報，常常寫到兩三點，再喊打字員起來打印，第二天一早，向市委送去。在工作組工作的這些日子是很辛苦的，但也確實受教育、受鍛煉、長見識。對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出現的種種問題，以及中央和市委是如何應對解決這些問題，把農村的生產、生活一步一步地組織起來的，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工作組在大興工作了近兩個禮拜，工作一結束，我們就回學校了。
1962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當研究生。賈信德被分在農業機械部。1963年春節期間，我們兩人還專門到東蘆城大隊住了幾天，這時原來的黃村公社已被劃小，成立了蘆城公社，管轄東西蘆城、鵝房、康莊等大隊，公社就設在西蘆城西邊，原來糖廠斜對面、紅專學校的原址。其時，農村已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東蘆城大隊還是三個生產隊，還是楊國維當大隊長，楊鳳海當一隊隊長。我和賈信德和東蘆城的社員很熟，訪問了好多個家庭，他們對我們都很親切，問長問短，打聽同學們的去向、下落。他們說，這些年到蘆城的干部、學生很多很多，唯有“北大學”的這幫同學，他們惦記。
1962 年是個豐收年，這年的年終分配比較好，多數社員過年都能喫上餃子了。一些中老年社員說，總算挨過來了。但隊裡還有不少困難戶，特別是原來村東南有個小村南程莊，十幾戶人家“大躍進”時拆並到大村裡來了。當時，他們還寄居在人家院裡，喫住都有很大困難，盼著能早日落實政策，對將來有個說法。我們兩人回到北京後，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的秘書周雲之同學說起這些農村調查的見聞。不久潘老還專門約我們兩人到他家座談。潘老對農村的情況聽得很認真，會後還要我們把農村的這些情況寫出來。後來，這篇調查報告在北京市委內刊《北京內參》上發表了。這是我們合寫並發表的篇農村調研文章。可惜，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1963年5月間，農村開始搞“小四清”。原來在黃村公社當書記的尹俊峰同志已出任大興縣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我同他通了電話，他把我介紹給了正在黃村公社（劃小後）的“四清”工作組，我隨他們下村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時的“小四清”，還是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務，主要是從生產隊清起。我從中學到了很多基層的知識，為1964年、1965年到湖北襄陽、河北徐水搞“大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打下了一個基礎。
“文革”期間，我多次去蘆城訪問，有幾次是一個人騎自行車去的。有幾次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學到北京來，都知道我和蘆城有聯繫，要我向他們介紹蘆城的情況，有的還要求我陪他們去蘆城看看。印像深的有幾次。一次是戴鳳岐從新疆來，我陪他去了。那時是“文革”中期，我們先到了楊國維家。老楊告訴我們，洪奎出事了，我說：“洪奎是個好干部，怎麼會有事？”楊說：“他家成分高，家境也好些，日偽時期參加過日偽組織的自衛團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入黨時，都說清楚了的。有次大會上，有人揭發他參加過自衛團活動。那時的大隊是年青造反派掌權，不分青紅皂白，拉出去就批鬥了，也免了副大隊長的職，哪裡容你分辯。洪奎是個內向的人，受了這樣大的打擊，郁悶著，第二年就沒了。”在那個時代，我和老戴也沒辦法，隻有在私下裡給增文、增武（盛洪奎的兒子）說些安慰的話。還有一次是在安徽工作的張德纔來京，他好不容易找到我，見面就問蘆城的情況，並且急著要我陪他去蘆城。我知道他的心境。我說：“小珍子現在生活得很好，你不要去了，留個好印像吧！”可我怎麼說他都不聽，我還是陪他去了。到了東蘆城，先找到楊貴英家，她是當年的團支書、青年突擊隊長，婆家姓劉，丈夫復員回來，當時是東蘆城的黨支書。一進院，劉支書就向我們介紹村裡的情況，楊貴英派她兒子出去，不一會兒，一個農村女干部裝束的胖大嫂出現了。我站起來說：“小珍子，德纔從安徽來看你了。”張德纔也站起來，伸手握住劉玉珍的手，兩人怔怔地對視了好一會兒。楊貴英拿張椅子，拉張德纔就坐在玉珍的身邊，繼續聽劉支書講村裡的事。劉支書很知趣，很快就講完了。張劉兩人就開始對話了。我坐到支書身邊，繼續向他問農村的情況。10多年前，我們在東蘆城時，劉玉珍正是妙齡少女，是村裡漂亮的女孩。我們天天在一起勞動、開會，有時還搞文娛活動，在一起排練。班上有好幾個男生都很喜歡她、心儀她。大家都是同齡人，她也喜歡這些同學，願意和這些“北大學”的人交往。我們回校以後，她和楊貴英等還去過北大幾次，看望同學們。張德纔在回京路上，說了一句話：“人怎麼會變得這麼快呢？”我說：“歲月滄桑啊。”
改革開放以後，我還是常去蘆城。1978年，我寫的《關於加速農業發展的若干政策問題》被新華社內刊《國內動態清樣》和《內部參考》摘要發表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宋一平看到了這篇文章，提出要我以後專門從事農村、農民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從此我就不再承擔哲學所中國哲學史研究室的工作。他還建議我要經常到各地農村去調查。1979年春天，我開始專門調研農村工作的站就是蘆城，住進了公社大院，調查的重點還是在東、西蘆城兩個大隊。當時，在安徽、貴州等地，已經開始搞包產到戶試點了，但在蘆城、在京郊還是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正在醞釀聯產承包到組的試點。社隊干部普遍感到，這套辦法要種好田、要增產、要增收，太喫力了。問其所以，干部們說，不管你怎麼說，勞力們就是不干啊。要麼不出工，出工了也不出力，田怎麼能種得好！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調查。蘆城公社共1萬多人，公社編制干部20多人，加上抽調來的工分干部和勤雜人員，共50多人。一個大隊名義上隻有4—5個喫補貼的干部，但加上電工、農機員、赤腳醫生等共有10來人。生產隊有隊長、副隊長、會計、記分員、飼養員、車把式，也有近10人。當時，蘆城公社已有幾個社辦、大隊辦的農機廠、磚窯等社隊企業，工人都從各隊抽調上來，但還在生產隊裡記工分。而所有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男勞力，他們想出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關繫，都轉到這些非農的崗位上，到秋後照樣有工分，參加分配。真正到農田裡干活的男勞力越來越少。我注意到了這種狀況，專門回東蘆城大隊，找干部座談，詳細記錄統計了這些數據。這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我隨著生產隊出了一次工。好不容易在隊部門口等齊了人下地，近20人的隊伍，隻有隊長和幾個青年是男的，大多數是女的。我問：“怎麼今天出工的都是女勞力？”隊長說：“不光是今天，常常是這樣的。”小青年說了：“我們隊長是‘婦女隊長’嘛！”還有個青年說：“現在哪是人民公社，早就是‘人民母社’了！”這句話，小青年說時是句開玩笑的話，我卻記住了。
回到北京，我把這次蘆城調查的情況寫成了一篇調查報告，題目是《為什麼在田間勞動的隻剩下一些婦女》，把上述男青年的那句話也寫進去了，登載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的《未定稿》上。後來這期雜志傳到美國，有個學術刊物來信提出要專門就此問題來采訪。
20世紀80年代以後，我又多次去過蘆城。2007年，是我們北京大學哲學繫1957級的同學入學50周年，大家在中央黨校集會。同學們都提出要到蘆城去看看，所以組織者專門租了兩輛豐田面包車，載著同學們回蘆城。蘆城方面接待我們的是東、西蘆城兩個村的現任領導和當年的大小隊領導，還有不少過去和我們一起勞動、共過事的老房東、老朋友，都已白發蒼蒼了。歡迎會在原西蘆城大隊書記李春生兒子辦的一個建築公司的大會議室裡舉行。主持人是建築公司的副經理，叫李如意（李春生的孫女），會上楊國維、李春旺等老人和李發起、蘇振富、王崇煥等同學都講了話。會後，同學們分別到各自的老房東、老朋友家去看望。我和李志平等先到了東蘆城老盛家。原來的三間瓦房已經翻建改成了五間大房，原來的小院也建成平房了。看過的幾戶，都是這樣，房子已經成倍地增建了，所有能建房的空地都建滿了房子。路上還堆放著許多紅磚和沙子，還要繼續建房。一方面這些房是租給外地農民住的，另一方面，這裡已經規劃為城區了，等著拆遷。因為拆遷補償多少是按已有的建築面積算的，所以建房的積極性怎麼擋也擋不住。
盛家的幾個孩子，成長得很好。洪奎的大兒子盛增文，參軍回來，被安排在縣人民法院工作；老二盛增武，“文革”中就被抽調到蘆城公社工作，後來是黃村鎮的公務員；小兒子盛增起，“文革”中市裡招工，他報名到市裡建築公司工作，戶口已轉到城裡了；兩個女兒都嫁在鄰村，家境都很好。同學們在村子裡轉了一圈，後集中到西蘆城原支書李春生家裡，很大一個院子，房子也很多。聽老鄉介紹，東、西蘆城兩個村，400 多戶人家現在發展得好的是李家。春生的大兒子，早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就辦起了一個建築公司，經營得很好，現在已經是大興區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了。
2011 年9 月，我們課題組在大興區星明湖度假村討論《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一書的初稿。會議結束的那天，大興區委黨校的黨委張書記請我們課題組的部分成員到黨校開座談會。在會上談到了我們當年在蘆城開門辦學的情況，張書記是當地人，他說他知道這事，村裡的老人們經常談起“北大學”在蘆城的故事。會開得很親切。我還談起2012 年我們1957 級同學畢業50 周年，要在北京聚會，還會到蘆城來的。張書記說，那一定到我們黨校來，還說，我們這裡有房子，到黨校來住都可以。會後，黨校還專門請了黃村鎮黨委組織科馮科長，陪我們一起去蘆城。幾年不去，蘆城又大變了，公共汽車已經通到蘆城，937 路從狼垡過來，有蘆城西口、蘆城電管站、蘆城南口等四個站。東西向、南北向兩條街。蘆城西邊、北邊已是高樓林立，東、西蘆城兩個村的人已經不種田了，但住的還都是平房，村裡住的外鄉人比本村人還多。兩個村的四周，用圍牆和鐵絲網封了起來，隻有幾個進出口。我們是從南口進村的，入口還專門有查證件的。蘆城實際上已經成了“城中村”，據說很快就要拆遷了。
從1958年到現在，這54年，蘆城這個大村，經歷了整整一個時代。從小農經濟，到合作化、公社化；從“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兩個大隊、生產隊，到兩個村委會、村民小組；從純粹種田的農民，到少部分從事社隊企業工作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大量出村打工的農民工，到如今已經都不種田成為各個行業的職工，雖然戶籍還是農業戶口，但實際都已成為干部、老板、個體工商戶和工人，現在蘆城已經沒有還靠農業為生的農民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蘆城的耕地逐年被征用，到90年代中期以後則大片大片地被征用，現在已經基本沒有成片的土地了，都開發建設成為工廠、商場、學校和住宅小區了。現在的蘆城，隻剩下兩個村數百戶村民的住宅還完整地保留著，兩個村的村委會、黨支部及各種組織都完整地保留著。據說，整個蘆城村已經被規劃成大興西區街道的一個部分。隻待時機成熟，整個蘆城很快就會被拆遷掉，村民也會被安置到附近的高樓裡居住。至此，蘆城村就終結了，蘆城的農民也會“終結”，隻留下蘆城這個地名和幾棵大樹。
1958年，我25歲，跟著哲學繫的老師、同學一起到了蘆城，從此同蘆城的鄉親們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我隻是憑著青年人的一股熱情，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和大家一起到正在發生變化的農村實踐中去受鍛煉、受教育。我是農家出身，對農村並不陌生，所以很快就和當地的干部群眾熟悉了，相處得很好。一個偶然的機會，班上派我給支部書記常福海當秘書，參加了大隊部初建時的各種工作，懂得了很多農村基層的常識，這在書本上是學不到的。當時自己就覺得很有收獲，很有長進。所以，學校派我們到農村去開門辦學，前後兩次差不多有整整一年，雖然在農村生活條件比在學校艱苦得多，在農村參加勞動比在校讀書要勞累得多，但我並沒有覺得苦和累，也沒有覺得耽誤了學習。故而，以後凡是學校有下鄉的任務，我都是積極主動地接受，有幾次還是爭取著去的。
現在回顧起來，在北大五年，到農村去、到蘆城去，當時主要還是黨組織派遣、憑熱情、憑興趣愛好。我真正自覺地調查農村、研究農村則是在“三年困難時期”以後。那場災難席卷全中國，也波及學校。憑糧票喫飯，伙食很差，喫不飽就得浮腫病。寒假以後，學生從各地回來，傳言很多，而報刊還在宣傳形勢大好。我們幾個同學私下裡議論，這肯定是農村政策出了問題。但農村政策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挫折，怎麼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當時也並不清楚。於是，我們先是在課餘研讀有關農村、農業的各種著作和文獻。有機會，我們也到各地農村去實地調查。1962年暑假，我專門到安徽、江蘇、江西農村做了一次深入的調研。上文提到的1963年春節，我和賈信德一起去蘆城的事，就可以說是比較自覺進行的研究農村問題的調查了。
自此以後，每遇到研究中的問題，或者一有機會，我就去蘆城、黃村，常常是一個人去，有時也和同學、同事一起去，有幾次還和夫人、孩子一起去。改革前後那些年，我差不多年年去，自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後，去的次數就少了，但家裡有了電話，一有問題，就給蘆城老鄉們打個電話，也有他們來市裡或打電話來的情況。屈指算來，我到蘆城前後約有40餘次，我和蘆城一直保持著聯繫，對於蘆城這半個多世紀來的變遷、轉型，我是了解的。對於常福海、楊國維等老干部和盛洪奎、李春生兩個老房東家以及很多老朋友家的變化，我是熟悉的。
蘆城是我蹲的個點，是我研究農村解剖的隻麻雀，是我分析觀察農村運行、政策臧否的一個窗口。我的許多關於“三農”問題的知識從蘆城來，我有許多確實可靠的信息從蘆城來，我對農村未來發展一直很樂觀的信心和力量從蘆城來，因為我還是看到蘆城一年一年在好起來。關於蘆城我寫成並發表的調查報告隻有兩篇，但我記錄關於蘆城事實的筆記有幾十本，我寫的很多篇比較重要的“三農”論文，都有蘆城的影子。蘆城一直是我研究、寫作“三農”問題的參照繫。蘆城對我的影響太深刻了，對我的教育、對促進我成長的意義太重要了，可以和我的故鄉（無錫縣北錢村）並提，說蘆城是我的第二故鄉是恰如其分的。謝謝蘆城！謝謝蘆城的父老鄉親們！

（原載於《青春歲月在北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