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通過回顧18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圖書館建築的發展歷程，根據不同的圖書館具有的不同歷史背景、建築外形特征、空間布局方式和室內裝飾風格，對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進行不同歷史階段的劃分，釐清不同建築設計理念在圖書館建設中的影響，以期為研究圖書館的建築史和事業史開拓新的視點，進而為觀察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承提供新的切入點。

作者簡介

羅惠敏，1985年生，廣東廣州人。2008年至2010年就讀於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攻讀設計藝術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1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攻讀圖書館學，獲管理學博士學位。在國內外專業期刊上發表設計學和圖書館學論文十餘篇，其中大部分被EI、CSSCI收錄。現就職於中山大學圖書館業務辦公室，從事館務宣傳推廣及活動組織策劃等工作。

第1章緒論
1.1選題意義
1.2概念界定
1.3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1.4研究內容與方法
第2章復古主義的餘波：古為今用的圖書館建築形式
2.1古典形式的借鋻
2.2基本的空間分區
2.3結合新材料的空間界面
第3章現代主義的萌動：關於圖書館功能的思考
3.1復古遺風及其批判
3.2需求催生的空間類型
3.3功能主導的空間組織
第4章現代主義的：靈活通用的館內空間第1章緒論
1.1選題意義
1.2概念界定
1.3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1.4研究內容與方法
第2章復古主義的餘波：古為今用的圖書館建築形式
2.1古典形式的借鋻
2.2基本的空間分區
2.3結合新材料的空間界面
第3章現代主義的萌動：關於圖書館功能的思考
3.1復古遺風及其批判
3.2需求催生的空間類型
3.3功能主導的空間組織
第4章現代主義的：靈活通用的館內空間
4.1空間關繫重組
4.2動態的建築空間
4.3模數設計方法
第5章後現代主義的審視：圖書館文化內涵的表達
5.1當代圖書館的角色要求
5.2有機的組織形態
5.3公共空間的重塑
5.4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第6章圖書館宏觀空間組織
6.1空間需求和聯繫
6.2空間組織原則
6.3空間組織方式
第7章當代圖書館的微觀空間設計
7.1藏閱一體空間
7.2非書資源藏閱空間
7.3泛閱覽空間
7.4公共空間
第8章結論
8.1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核心的發展特點
8.2圖書館空間設計實踐活動的演變特征
8.3圖書館空間設計的前景展望
參考文獻
附錄
後記

前言

序

圖書館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大學的文化標志。圖書館之所以能夠成為文化標志，不外乎兩層基本意義：一個是精神層面的圖書，另一個是物質層面的建築。不論是作為精神層面的圖書，還是作為物質層面的建築，它們都是以文化具像的形式呈現，既具有文化的易識別性，又具有文化的標志性，看一眼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圖書館發展狀況，就可以知道其文化的發展水準；倘若圖書館能夠成為一地的文化地標，其文化標志性則一目了然。從這個意義上講，“圖書”和“館舍”是能夠代表圖書館的構成要素，二者相生相成，互為表裡，渾然一體，缺一不可。序

        圖書館是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大學的文化標志。圖書館之所以能夠成為文化標志，不外乎兩層基本意義：一個是精神層面的圖書，另一個是物質層面的建築。不論是作為精神層面的圖書，還是作為物質層面的建築，它們都是以文化具像的形式呈現，既具有文化的易識別性，又具有文化的標志性，看一眼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圖書館發展狀況，就可以知道其文化的發展水準；倘若圖書館能夠成為一地的文化地標，其文化標志性則一目了然。從這個意義上講，“圖書”和“館舍”是能夠代表圖書館的構成要素，二者相生相成，互為表裡，渾然一體，缺一不可。
        中文“圖書館”一詞是晚清國人對英文“Library”和法文“Bibliothèque”的漢譯，從構詞的角度來看，基本上保持了對應的關繫：英文“Library”由“lib”（圖書）和“rary”（收藏處所）構成，法文“Bibliothèque”同樣是由“biblio”（圖書）和“thèque”（收藏處所）構成。正因為如此，在英文“Library”和法文“Bibliothèque”傳入中國之初，“藏書樓”和“圖書館”作為漢譯詞語曾經同時流行差不多10年，到了清末新政時，因為朝野上下多步武東瀛，而“圖書館”一詞在日本通用，於是“圖書館”纔迅速超然於“藏書樓”之上，成為普遍流行的詞語，並且一直沿用至今。如是說來，圖書館在構詞上也就是“圖書”之“館”的意義，“圖書”與“館舍”自然是圖書館的根本構成要素。
        1932年，圖書館學家杜定友將圖書館的構成要素概括為書、人、法。1934年，圖書館學家劉國鈞將圖書館的構成要素總結為圖書、人員、設備、方法。杜定友的圖書館“三要素”和劉國鈞的圖書館“四要素”在本質上沒有太大差別，其共同特點都是將圖書列為首要要素，且不約而同地忽視了“館舍”這個根本構成要素。這是一個致命的缺憾，因為無論是“三要素”，還是“四要素”，在缺乏“館舍”這個根本構成要素的時候，就是一盤散沙，根本就不能構成圖書館，甚至什麼都不是。有趣的是，80多年來，我國圖書館學界對此盲目崇拜而鮮有質疑，於是，“館”作為圖書館的根本構成要素之一也就一直是一個認知的盲點。
        1957年，劉國鈞將“四要素”修正為“五要素”：圖書、讀者、領導和干部、建築與設備、工作方法，不過是把“人員”拆分成“讀者”、“領導和干部”，在“設備”之前加上了與之並列的“建築”。從邏輯上講，這種修正未必就更加完善，因為“人員”可以包含讀者和館員，而“讀者”、“領導和干部”則排斥了作為大多數的普通館員，這是個退步，此外，“建築與設備”亦非並列關繫。值得稱道的是，“五要素”將“建築”列入了圖書館的構成要素之中，雖然隻是與設備共同構成一個要素，而不是獨立地成為一個構成要素。
        幾乎在劉國鈞提出圖書館“五要素”的同時，1955年，一生從事圖書館工作、晚年失明仍然出任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的20世紀偉大文學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關於天賜的詩》的中寫道：“上帝同時給我書籍和黑夜，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他讓一雙失去光明的眼睛主宰起這卷冊浩繁的城池”，“我心裡一直都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如今，“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早已成為世界流行的對圖書館的贊美詩句。可是，“圖書館的模樣”又是什麼樣子？如果誠如博爾赫斯所言是“卷冊浩繁的城池”的樣子的話，那麼，也就是豐富的藏書加上廣大的建築的模樣。
        早在1944年，博爾赫斯還寫過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說《巴別圖書館》（Babel Library），雖然圖書館不是《巴別圖書館》的主題，但是，博爾赫斯以人類祖先為了同類不至於“全分散在地上”而建造的指引方向的標志性建築——巴別塔——來形容圖書館，毫無疑問特別強調了“圖書館的模樣”。
        杜定友（1898年1月7日～1967年3月13日）、劉國鈞（1899年11月15日～1980年6月27日）和博爾赫斯（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3人出生年月相近，且都是畢生從事圖書館工作，可是對圖書館建築的認識竟截然不同。
        杜定友和劉國鈞是我國20世紀的圖書館學大師，他們的學術思想影響了幾代人，且多被奉為圭臬。正因為如此，就圖書館的構成要素而言，我國圖書館界對圖書館建築和空間的研究始終不夠重視，一百多年來一直是學習和模仿歐美模式，幾乎沒有什麼模式創新，而以天一閣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圖書館建築傳統亦沒有得到繼承和弘揚。博爾赫斯是阿根廷20世紀的文學巨匠，其圖書館學成就也許不及“北劉南杜”，但是，其有關圖書館的文學作品卻被全世界傳頌，以致近20年來我國大凡有宏偉壯麗的圖書館新館問世，人們總是習慣用“天堂是圖書館的模樣”來形容。這的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耐人尋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圖書館的新館建設經歷了三次發展高潮：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捐建為特色的圖書館新館建設高潮，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各類型圖書館的新館建設高潮，第三次是近幾年來公共圖書館的新館建設高潮。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圖書館新館建設大多因循藏、借、閱三線制的分區式設計；20世紀90年代以後則流行藏、借、閱一體化的模數式設計；進入21世紀後則流行模數式與空間再造相結合的設計。就21世紀以來的空間設計而言，無論是空間組織還是空間再造，基本上都是在追趕歐美圖書館的潮流，信息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創意空間（Creation Space）、創客空間（Maker Space）等貌似新潮，亦不過因襲模仿而已，並無多少創造發明。究其原因，不明圖書館建築和空間的歷史發展源流及其與其他要素之間的關聯作用自然首當其衝。
        《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因此，研究圖書館建築和圖書館空間，首先必須了解和認識圖書館建築與空間的發展歷史，然後纔可能有所發明和有所創造。羅惠敏博士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悉心梳理18世紀末至21世紀初世界各國圖書館的建築歷史，抽絲剝繭，從復古主義的圖書館建築形式，到現代主義的圖書館空間組織，再到後現代主義的圖書館空間重塑，在我國次繫統地揭示了近幾個世紀以來圖書館建築模式和空間設計理念的發展變化。從圖書館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羅惠敏博士的《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研究》乃是一部圖書館空間設計思想史，從中可以領略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的發展脈絡和思想精華，彌補了我國圖書館空間設計思想史的闕如。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有關圖書館建築的研究，大抵呈現圖集多而專著少，建築設計界的研究多而圖書館學界的研究少的局面。這也是勢所必然，因為建築學和建築設計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工學，而圖書館學則是博古通今的社會科學，隔行如隔山，二者兼備的學者並不多見。羅惠敏博士從本科到碩士攻讀的是藝術設計相關專業，在平面設計、空間設計、園林設計等諸多方面頗有造詣，因為受其母親的影響，一直對圖書館充滿了情懷，攻讀博士學位時終於如願專攻圖書館學，藝術設計功底和圖書館學纔識的有機結合，使羅惠敏博士對圖書館空間設計的理解、認知和研究有了不同於單一學科背景研究者的多學科優勢。這種多學科學術背景的優勢，在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的研究上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和體現。
        在圖書館空間設計的研究上，羅惠敏博士並沒有止步於純粹思想史的研究，而是把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圖書館宏觀空間組織和微觀空間設計兩個方面，闡發了圖書館空間組織的原則、方式和設計方法，其學術見地頗有建設性，可資圖書館界實踐之借鋻與參考。這正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學以致用的具體體現，值得贊賞。
        “資源為王”，這是圖書館的鐵律。近年來，我國圖書館界也有“服務為王”或者“技術為王”之類的說法，雖然在一定階段特別強調一下“服務”和“技術”的重要性也未嘗不可，但終究還是有點本末倒置。圖書館的根本是資源——知識資源和空間資源。建設知識資源和發展空間資源是圖書館繁榮昌盛的根本和王道。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的無數事實證明：圖書館的知識資源是多多益善，空間資源也是越多越好；圖書館的藏書有多豐富，圖書館的文化就有多深厚；圖書館的建築面積有多大，圖書館的服務舞臺就有多大；圖書館的空間設計有多完美，圖書館的文化形像就有多美麗。
        如今，羅惠敏的博士論文《圖書館空間設計理念研究》正式出版了，在我國圖書館學術思想史的體繫架構上填補了一面長期空缺的學術思想史之牆，使我國圖書館學術思想史的體繫架構更加完善，令人欣慰。借此機會謹向圖書館界予以推薦，並祈望更多同仁重視圖書館空間資源，進一步研究圖書館建築和圖書館空間設計，以推動我國圖書館的全面發展。
        是為序。

        程煥文
        2017年12月9日
        於中山大學康樂園竹帛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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